角色认同的转变与重建:朝鲜王朝与明清封贡关系的变迁

朝鲜半岛的李氏王朝对中国明清王朝角色认同的转变与重建,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朝鲜王朝建立后长期"至诚事大"于明朝,因而其宣祖朝得到明朝的抗倭援朝救助。朝鲜光海君朝在后金的武力威胁下,对明朝和后金政权实施"两面外交"。朝鲜仁祖时期,先是在后金的"丁卯之役"军事征伐下"半臣属"于后金政权,其后由于清朝的"丙子之役"战争,朝鲜被迫脱离明朝,成为清政权的"臣属之国"。朝鲜与明清之间角色认同的变化,体现出中朝封贡关系嬗变的艰难性。在朝鲜对明清封贡对象转变权衡过程中,思想文化的认同与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明朝颁历朝鲜及其影响

东亚"朝贡体系"之中,明朝对藩属国颁历授时,是其履行宗主国权力的重要体现。明朝对高丽/朝鲜的颁历关系,始自洪武初年,到永乐初年才形成定制。朝鲜使者每年岁末兼行奉咨请历,明廷赐给王历一本,民历一百本,由使者赍回。若不及领取,明朝也会遣使颁历。朝鲜王朝在遵奉明朝正朔的同时,国内自印小历敷用,存在二历并行的局面。有时,所造之历甚至流传回中国。朝鲜王朝谨防此违制之举被发现,常审慎对待明使。明廷颁降之《大统历》在朝鲜王朝具有权威地位,李氏君臣常据之考校本国历日正误,据之择吉行事,还据之修订本国历注。入清以后,在朝鲜王朝"尊周思明"的语境中,明朝颁历之举还体现出深远的后续影响。     

“崇德改制”与“丙子之役”:朝中交往中的正统性问题

在观念层面上,"崇德改制"与随后发生的"丙子之役"这两个事件之间具有特殊的意义及关联性。在朝鲜看来,"崇德改制"关涉整个天下秩序的变更,表达了金-清政权取代大明、成为新的天下共主的诉求。对于金-清政权而言,其诉求的正当性根据在于天下"惟有德者居之",而现实基础则是蒙古与朝鲜的臣服。相较蒙古,"小中华"朝鲜的归顺尤具特殊意义,它既能增强皇太极有德之君的形象,又能消解明朝支配天下的正当性基础。因此,征朝就成为清政权改号称帝后的当务之急。通过"丙子之役",清朝的军事征服将朝鲜纳入其政治框架,但并没有完全取得预期效果,朝鲜仍然不承认清朝的正统性。     

中朝二位状元的唱和诗

辽宁省博物馆的文物藏品中有一件书法册子。是明朝万历二十三年(1595)的状元朱之蕃与朝鲜李氏王朝状元柳根的唱和诗。这份珍贵材料,不仅对研究两国书法、诗词大有裨益,而且更难得的是在中朝两国悠久友好往来史上又增添了新的史料。     

朝鲜吴庆元《小华外史》考论

《小华外史》一书,1 9世纪朝鲜吴庆元父子编撰。“小华”,即“小中华”,指朝鲜王朝。明朝灭亡以后,朝鲜君臣上下多有崇祀明朝之举,同时编修了大量追述和思念明朝的史书。本书就是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中产生,内容是记载朝鲜王朝与明朝的历来关系,而在明朝灭亡以后,则详述朝鲜举国怀思明朝、祭奠明朝皇帝和优礼明朝遗民及其后裔的史实。吴庆元父子用了几乎半个世纪的时间才把其编成。全书征引史料十分丰富,参考了明、清、朝鲜以及日本的史料1 80余种,几乎每条史料都标明出处,史学方法严谨扎实,学术视野广阔。在思想上大倡尊周思明理念,宣扬尊王攘夷、尊明贬清观念,将清朝视作夷狄。此书之编撰在清朝已经统治二百余年之后,是值得注意的史学现象,对于研究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略论清代的属国

一、藩属与相关概念辨析何为藩属？《汉语大辞典》的释义为,“旧指属国或属地”。~①《中文大辞典》的解释为：“服属之地也。如朝鲜、安南、琉球、缅甸诸国,本皆为我国藩属”。~②两书释义貌似一致,实有差别。前者包括后者,后者是专指属国而言。也有的学者提出藩属是藩部和属国的合称。~③确切地说,藩属指与中央王朝保持宗藩关系的异民族部落或属国。清代可以理解为藩部和属国的合称,当然既包括藩部,也包括属国在内。要准确地阐明藩属的涵义,弄清藩属的异同,还必须从藩部和属国两个概念入手。藩部是清代才有的概念。清代文献中该…     

元末明初东亚倭患与“倭寇外交”研究的新视野

正14世纪中后期,东亚各国都出现了严重的动荡局面。中国各地起义不断,烽火四起,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朝鲜半岛内外交困,最终李成桂推翻高丽政权,开启了李氏朝鲜时代。在日本,南北朝对立,各股势力相互征伐,战火连绵。在这样的动荡形势下,倭寇四处流窜,不断到中国和朝鲜半岛烧杀抢掠,沿海居民多受其扰,苦不堪言。为解决倭寇问题,中国和朝鲜不断同日本交涉,要求日本管束和平息倭寇。日本能否禁倭,直接影响东亚三国关系的冷暖。鉴于倭寇问题     

建州女真李满住部与朝鲜王朝的关系探析

建州女真李满住部与朝鲜王朝的关系,是彼时中朝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满住部活动于辽东地区,与朝鲜国境毗邻,于是因地理之便与朝鲜开展贸易,但由此也与朝鲜产生了诸多摩擦,因而遭到了朝鲜的多次征伐。由于建州女真为明朝的地方政权,而朝鲜又属明皇朝的藩属国,因而朝鲜在如何处理与李满住建州女真的关系问题上,就体现出了朝鲜、女真、明朝三角关系的特点。     

唐朝藩属政权的“华夏时间”——以南诏、渤海年号改元为线索

<正>中国历史上,藩属体系将历代中原王朝行政统治区域外围的藩部、藩属政权,与王朝连为一个有机统一整体,能够衔接“化内”与“化外”,是凝聚“历史中国”的核心政治体制之一。¹7—9世纪唐王朝主导的东亚政治秩序,是中国古代藩属体系典型。不过,对藩属体系的研究不能只立足于中原王朝,也应尝试站在边疆藩属政权视角,审视这一体系运作。     

“古朝鲜”的伦理考察

公元前1046年—前108年,朝鲜半岛上前后相继,存在着两个以"朝鲜"为号的政治实体,前者的王族是殷人箕子及其后代,称为箕氏朝鲜;后者的王族是汉人卫满及其后代,称为卫氏朝鲜。相对于半岛而言,朝鲜的建立者属于东迁的幽燕之人;政权建立后,与古代中原王朝是明确的"侯国"或"外臣"关系,在政治伦理中属于治内之地;朝鲜灭亡之后,其故地长期由自汉至唐的中原王朝直接管理,自7世纪末,新罗、高丽、李氏朝鲜次第建立,并持续北拓,逐渐领有古朝鲜故地。对"古朝鲜"进行深层考察有助于明辨被混淆的古今。     

“大行”消息到朝鲜--《世宗大王实录》关于永乐帝宾天的记载

永乐皇帝龙驭上宾消息传到朝鲜,引发一系列政治礼仪举措,从中可以生动展见明朝与朝鲜宗藩关系运行的方式尺度。朝鲜君臣谨慎依照中原礼仪为永乐皇帝举行丧礼,体现高度中华礼仪文化自觉,同时浸透谨慎事大的政治考量。永乐皇帝宾天消息从官方渠道达于朝鲜与朝鲜从民间获取该消息的时间差,表明朝鲜与明朝政府间信息往来并非迅捷有效。《朝鲜王朝实录》关于永乐皇帝之死及诸多关涉明朝宫廷内重大事件的记载皆含朦胧不清处,提示使用域外资料仍需如使用域内资料一样谨慎进行可靠性推究。明前期皇帝向朝鲜索要处女及以嫔妃、宫女殉葬事,体现帝制时代仍然存在龟缩到权贵高层角落的奴隶制社会关系残余,朝鲜一方面为之尽力周旋,同时也对之表露鄙薄怨恨之意,属明朝皇室咎由自取。     

明末《皇华集》三种的学术价值与研究现状

《皇华集》是朝鲜李朝政府为来访的明朝儒使精心排印的诗文唱和集,一方面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迎合、笼络明使,建立政府与明使、朝鲜官员与明使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宣扬朝鲜的仅亚于中原的文化地位,树立朝鲜的正面形象。从倪谦出使朝鲜开始,朝鲜与明朝经历了一系列历史事件,对双方的关系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可以说,《皇华集》表现得更像歌舞升平下的中朝关系缩影,通过各种史料与《皇华集》对比,我们能够看到诗酒欢笑下面的樽俎折冲,交织着各种复杂利益冲突的口舌之辨,也有维护各自文化地位的斗酒斗文。     

扈伦四部的对外关系初探

扈伦四部的对外关系初探赵东升Ｉ明朝后期,在东北女真地区形成了哈达、乌拉、叶赫、辉发四个海西女真人建立的地方政权,史称“扈伦四部”。对外关系,是指明季扈伦四部在其生存、发展过程中,同明朝、蒙古、朝鲜、建州女真以及其他各部的关系。一、同明朝的关系对明朝关...     

异中存同——再论后金(清)与朝鲜的两次战争

"丁卯之役"和"丙子之役"是朝鲜和后金(清)之间所发生的两次重大战役,两场战役对朝鲜本国的发展,对朝鲜和满清的关系发展以及对明朝政府的影响都很大。单纯着眼于这两次战争,虽然从原因和结果上分析两次战争各不相同,但在差异中又有相同的层面。从原因上讲,虽然两次战役爆发的具体原因不同,但都是金朝两国政治矛盾的延续,从结果上来讲,虽然两次战争后金获利不同,但两次战役同样都没有彻底占领朝鲜。     

述论清入关前“盟誓”

明末清初,东北地区政治经济发展不均衡,矛盾重重,争权夺利,纷争不止。为了解决矛盾,建州女真于家族内部、同时与海西女真、与蒙古、与朝鲜、与明朝边吏盟誓,达成契约,互相约束。盟誓在中国古代历史悠久,古代诸侯于神前立誓缔约,杀牲歃血,满族上层社会也十分盛行。努尔哈赤、皇太极利用盟誓牵制海西女真,完成统一女真大业;让诸位兄弟大臣等盟誓,加强统治,巩固皇权;特别是对朝鲜,从＂兄弟之盟＂到＂父子之盟＂,为后金进攻明朝除掉后患;与漠南蒙古结盟,既扫清进攻明朝道路上的障碍,又增加了实力;与明朝边吏结盟,缓和矛盾,充实力量。努尔哈赤、皇太极在处于弱势之时,利用盟誓,与周边缓和矛盾、积蓄力量、发展盟友,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盟誓不失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一种策略和智慧。     

华夷秩序扩大化与朝鲜、日本之间相互认识的偏差——以庚寅朝鲜通信日本为例

李氏朝鲜宣祖庚寅年(1590年),经日本两次遣使请求后,朝鲜在没有奏报明朝的情况下向日本派出通信使,并与日方产生了一系列摩擦事件。剖析这次通信使活动,我们发现传统的东亚世界国际秩序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即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影响周边国家,在朝鲜、日本扩大化为各有核心的小型秩序圈。在华夷秩序扩大化背景下,朝鲜与日本在交往过程中皆抱有一种自我优越感,并企图把对方纳入以自己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圈,结果导致双方对相互政治关系产生认识上的偏差,以致构成摩擦。由于华夷秩序在两国扩大化的态势不同,朝鲜和日本在处理这些事件的过程中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深刻认识古代东亚国际关系的丰富特征,并找到其向近代演化的某些线索。     

萨尔浒之战与朝鲜光海君的双边外交政策

本文以大量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分析研究了萨尔浒之战前后朝鲜与明朝、后金的关系,探讨了朝鲜国王光海君推行的双边外交政策     

汉唐藩属体制的多维复原——读《汉唐藩属体制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审李大龙先生所著《汉唐藩属体制研究》一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6年5月出版发行。该书系统研究了汉唐两朝与周边国家及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建立的藩属体制及其历史演变,从一个侧面深刻反映了中国古代边疆管理体制的形成与发展,对中国古代外交史、政治史、边疆史、制度史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朝鲜前期赴京朝天使臣违禁贸易之再认识

朝鲜王朝前期,与明朝间贸易形态多样化,双方在使臣往来过程中,有政府主导和认可的朝贡贸易及使臣贸易,也有被政府禁止的各种贸易方式,一般被称为"违禁"贸易。其中被禁止的贸易物品主要包括明朝政府禁止的军需用品和朝鲜国内稀缺的珍奇土物山货,违禁贸易不仅交易品数量巨大、参与者身份复杂,而且朝鲜王朝政府也是外紧内松给予很多支持。     

文庙祭礼变动与16至18世纪中朝关系的演进——以朝鲜王朝启圣祠为中心

朝鲜肃宗二十七年仿照明朝礼制在本国文庙内建成启圣祠,主祀孔父叔梁纥,这是自14世纪末在王京汉阳建成文庙后,朝鲜仅有的一次仿效中国礼制增添文庙祭祀建筑。由此反映出,明清鼎革之后,明朝礼制依然保有对朝鲜的主导性影响。与之形成对比,清朝在雍正年间改启圣祠为崇圣祠,朝鲜则始终保持启圣祠之称不改。此时中朝宗藩关系依然强固,但是朝鲜启圣祠与清朝崇圣祠的平行存在,透露出朝鲜礼仪文化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体现明清两代中朝关系中的一些差异性。这是观察16至18世纪中朝关系的整体演进趋向时应该注意的一条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