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厉生何以得到蒋介石的信任

据说,国民党内的CC集团,有一条不成文的“习惯法”,凡是集团内的成员要同蒋介石发生关系或者是须经蒋介石同意的大官,都必须经过二陈(一是陈立夫,国民党组织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另一个是陈果夫,陈立夫的哥哥)的推荐,不能背着二陈直接与蒋介石发生关系。如果违背了这个“习惯法”,虽不说是离经叛道,却也被认为是违反了集团纪律的。张厉生得到蒋介石的信任,最初不经过二陈的推荐而登上了中央组织部长的宝座,整天只坐在部长室里批例行的公事,实在显得无聊的时候,只好请名流学者如     

1927—1937年国民党“中政会”刍议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亦称中央政治会议,简称“中政会”,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直属机构。作为国民党的最高政治指导机关,“中政会”在国民党统治史上曾经起过重要作用,是国民党在“以党治国”旗号下沟通党政联系,实现其对政     

接李德进苏区——访当年执行任务者卓雄

接李德进入中央苏区,是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之际。 30年代初,中共临时中央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上海。第四次反“围剿”前后,临时中央迁至中央苏区。 当时,临时中央领导人进入苏区有两个途径,一是浙赣陆路线,二是从上海经香港到汕头的海上线。由汕头经潮州、大埔、永定再到苏区上杭、长汀、瑞金是水陆兼行。这条线是中央政治保卫局交通科建的。具体负责人叫陈泮年,绰号陈胖子,他是交通科长。这条通道跨苏区、半游击区、白区三段,大埔三河坝以下是水路,以上则是山区。     

“国民党教父”魂归家乡湖州始末

在中国近代史上,陈果夫是一位不可忽略的人物。他曾经是国民党“C·C”系首脑,历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第三、四、五、六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汉委员等一系列高职,长期掌管国民党党务系统,可谓权倾一时。他与其弟陈立夫进入国民党权力中枢,把持人事和组织大权,成为民国时期最有名的一对兄弟,遂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特殊政治格局。     

本是同根生，道路不一样——记宋庆龄和宋美龄

一天,宋美龄在翻阅件,倏然,一份带有机密头衔的件跳到她面前,这是南京政府翻印的一份中央件,标题为“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签名人为宋庆龄。件中对国民党和蒋介石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揭露。     

陈唐山的痛苦

前“外交部长”、现任“总统府秘书长”陈唐山是民进党和“独派”的重要角色,还被视为苏贞昌之后台湾“行政院长”的不二人选,然而,他现任也被迫卷入陈水扁弊案的烂泥潭里在民进党内素有正人君子之称的陈唐山,既是媒体的宠儿,也是望重“朝野”的政治人物。之所以如此,乃因陈当年负笈美国深造时,批评国民党政权,从此被列为“黑名单”人士,流放海外长达30年。在这30年间陈以一介书生筹组FAPA年会(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奔走于美国白宫、国会之间为台湾权益发声,因而博得媒体好名。     

1938年毛泽东与王明政治关系评析

1938年,不仅是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的一年,也是中共党史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中共召开了意义深远的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不可撼动的最高领袖地位,毛泽东与王明政治关系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此王明这个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离中共中央核心机构渐行渐远,经过延安整风彻底出局。所谓毛泽东与王明的政治关系,长期以来,在中共党史上被说成毛泽东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作斗争的历史。根据传统说法,所谓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基本形成,王明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简称“二个一切”),主要表现在他与国民党谈判时,放弃独立自主原则,提出建立国防政府,“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编制、统一待遇和统一作战计划和行动”等;过高估计国民党、蒋介石,宣扬国民党是“中国一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蒋介石是“坚决领导抗战的人物,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主张以抗日与否来划分敌友,不赞成关于国民党有左中右的划法,提出应以抗日和亲日为标准等。本文根据历史档案,认为这段时间,不存在着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毛泽东与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基本策略方面是一致的,没有原则上的分岐。他们的主要分岐在三个方面:(一)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意见不一。(二)组织上王明闹独立性。他在主持长江局工作时,常凌驾党中央之上,有成立“第二中央之嫌”。(三)毛、王政治上的歧见反映在思想上就是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上的一次伟大的解放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将王明在武汉工作时期定罪为右倾投降主义是在延安整风中逐渐形成的。     

毛泽东与柳亚子风雨情深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有许许多多党外朋友,柳亚子就是其中的一个。毛泽东与柳亚子在政治上、诗词上有共同语言,他们的友谊和“诗交”,可以说是我党统一战线史上久传不衰的佳话。1929年:柳亚子预言毛泽东是中国的列宁1926年5月,毛泽东与柳亚子在广州珠江畔一座古色古香的茶楼里第一次会晤。当时,年届不惑的柳亚子正在以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出席国民党二届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改组后的国民党“一大”、“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兼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年仅34岁。由于在坚持国共合作…     

国民党北伐后平津的权力角逐

国民党二次北伐宣告完成后,蒋介石试图利用权力制衡和政治拉拢等手段,从整合平津地方势力入手,打造“蒋即中央,中央即蒋”的局面。此举加速了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等地方实力派的分化组合和离心倾向,侵蚀着国民政府刚刚在平津建立的统治基础。表面上看,这是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始终不放弃对权力与地盘的争夺所致,实际上则是由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决定的。蒋介石权术先行、厚此薄彼,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实力派的派系观念,使派系斗争逐渐发展为国民党的沉疴痼疾,造成国民政府与地方相互倾轧、交相侵逼的政治生态,对北方政局的走向影响深远。     

“两航”产权引发的国际争端

新中国成立不久,“两航”飞机产权的归属问题就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新中国、台湾国民党当局、美国和英国都卷入这一场争斗之中。“两航”指的是国民政府时期民航业的两大公司：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和中央航空公司（简称“央航”）。这两家航空公司是民国时期航空业的两大支柱。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军展开的摧枯拉朽的军事攻势,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已成定局。国民党当局命令“两航”公司总部及主要资产撤至香港等地,以便将来全部撤至台湾,“两航”公司撤至香港时共拥有C-46、C-47、DC-3、DC-4和CV-240型等飞机共90余架,空…     

哈尔滨市公安机关解放初期清除匪患的举措

哈尔滨和北满一带土匪多是有历史性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企图利用土匪配合其军事进攻,独占抗战胜利果实,于是采取了武装土匪的政策。许多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股匪,大部分被国民党收编加委,他们一经插上国民党的标签,就变成了政治土匪,群众称“中央胡子”。国民党的建军土匪有一句口头禅“是兵不领饷,是胡子不抢(并非如此),专打八路,敬等老蒋”。1945年“九·三”后至1946年,哈尔滨及附近各县曾出现“挺进军”、“先遣军”、“救国军”、“锄奸团”、“保安队”等国民党建军土匪近50种。其中人数多有实力的有“松江省保安队”、“中央先遣军第五战区”、“陆军新编第二十七军”、“东北救国军第六路军”、“东北挺进军第二纵队”等7股。建军土匪的指挥机构和首脑人物隐蔽在哈尔滨市内,其兵力则集结在哈尔滨周围各县,对哈尔滨形成包围的态势。     

1928年京津易帜与国民党人的北京论述

早在清末,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早期国民党人初步形成了一套有关国都北京的论述,并在之后的一段时期内支配了国民党方面对北京的基本认知。1928年6月,京津易帜,北京纳入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版图,“国都”地位不再,南京成为新都。国民党人继续沿用了先前的话语策略,大力抨击北京作为帝制余孽、官僚巢穴、腐败温床的身份与标签,并建立起“国都”与“国运”的逻辑关联,北京被定义为“中华民族衰落的中心场”,南京则是“近代中华民族复兴的纪念地”。国民党人形成的这套北京论述既是一种主观认知,也是一种主动建构,背后具有鲜明的政治意旨。     

“二陈”之争的牺牲品项致庄

此“二陈”,并非通常所说的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其中“一陈”乃陈诚,另“一陈”才是陈立夫、陈果夫兄弟。文中涉及的主要人物为项致庄。 陈氏兄弟倚用的干才 顾祝同上台被贬 项致庄,浙江湖州人,陈果夫的姐姐所生之子,与陈果夫是甥舅关系。 项致庄在国民党中也还是有点地位的。他是保定军校三期炮兵科毕业,北伐中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的炮兵团长。１９３０年后,又先后担任了国民政府警卫军炮兵旅旅长、军政部炮兵学校教育长、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参事等职。是国民党中央党务系统在军界中安插的为数极少的将领。职位还算可以,只是没有多大…     

政治任务:长江上的战俘遣送

正1949年年底,解放成都的战役胜利结束后,几十万国民党军战俘的处置成了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本文作者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简称"二野军大")三分校一总队一中队(连)学员,参与了遣送两批战俘回原籍从事生产劳动的行动。     

何思源花甲之年入藏考察

1956年春夏之交,60岁高龄的全国政协委员、原国民党北平市长何思源意外地获得了一次终生难忘的经历。在全国政协一次座谈会上,何思源获知中央正在组织一支规模宏大的代表团,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大会,会后还将在青藏高原开展慰问活动。代表团团长是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何思源欣喜异常,立即致函他早年在法国时的同学陈毅。信中他自称：“……我少年习武,有飞檐走壁的功夫,如今虽年过花甲,但身体很好,可以爬山涉水……”老先生恳切地“请陈副总理批准能够荣幸地加入中央代表团这一光荣行列”,“那怕当一名工作人员”。不…     

“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

1924年1月国民党成功改组,与中共建立了“党内合作”关系。这一合作极大地扩展了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影响和组织发展,但同时,年轻的共产党人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骨干,这引起了相当一批老国民党员的猜疑和敌视。“容共”还是“分共”的问题,自此即成为国民党内部矛盾冲突的一个中心话题。一年之后,随着主导国民党政策的孙中山突然去世,从1925年3月至11月,前后不过10个月,国民党内部就三度发生严重分裂。分裂的原因,几乎无一例外地与怀疑孙中山的“容共”政策或力主“分共”有关。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生活回忆

1926年冬天创办于武汉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以下简称武汉军校)②,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分校。武汉军校虽然在形式上是国共合作的学校,但负实际责任的却是中国共产党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恽代英,中国共产党在军校的力量较强,所以,军校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力量,而军校学生,亦是革命斗争中的一支有力的生力军。笔者有幸成为武汉军校的一名学生,参加了军校组织领导的许多革命活动,现摘要回忆如下。报考军校1926年冬,武汉军校政治科主任邓演达派陈维中到重庆会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共同办理招生事宜。当时重庆有两个国民党省党部,…     

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的分分合合——人民政协成立之初组成单位的重大变化回顾(二)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之后,一批坚定佶奉中山先生思想、追随中山先生遗志的国民党左派逐渐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独立开展政治活动。1927年11月1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联名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指出,国民党上层领导已完全违背而且背叛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付托、革命民众的希望。     

整编国民党迪化市警察局始末

国民党迪化市警察局是经过杨增新(1911—1928年)、金树仁(1928—1933),特别是盛世才(1933—1943年)的精心培植而最终由国民党(1943—1949)充实完善起来的统治与镇压人民的专制工具。 1944年国民党接管迪化市警察局后,首先调集了一批职业特务充塞了各个重要部门,建立了在军统新疆站指导下的特务组织——“省警组”,又在1946年奉南京国民党保密局以化名“任执中代电”之命成立了在新疆站和警察总署双重指挥下的特务组织——“公警二组”,在这些特务分子的操纵和把持下,迪化市各族人民处在白色恐怖中。     

张静江评析

张静江是一个在中华民国史、国民党史甚至中国革命史上都颇有影响的人物。他是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二至六届中央监察委员,二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曾历任广州、武汉、南京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建设委员会主席、浙江省主席等要职。他既曾追随孙中山大力赞助国民革命,又与蒋介石关系极为密切,助其攫取党国最高权力。他功过兼有、情况复杂、单色一笔很难勾画其全貌。而以往史书对他多以“国民党老右派张静江”一语带过,缺乏全面深入的考察、研究。本文拟对张静江其人作一初步研究、评述,以期引起史学界同人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