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壬午兵变”前后清对朝政策比较

以"壬午兵变"为契机,清廷对朝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以夷制夷"政策转变为"干涉政策"。清朝政策的转变,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为维护中朝传统关系而进行的政策调整,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清对朝鲜内政的粗暴干涉,破坏了中朝传统友谊,导致宗藩关系最终解体。     

“防俄”到“联俄”背景下清朝对朝鲜政策

19世纪80年代,清朝在对朝鲜政策上经历了从“防俄”到“联俄”的转变。“防俄”作为清朝对朝政策的首要目标持续至19世纪80年代中期。明治维新后,日本很快走上对外扩张道路,朝鲜首当其冲,武力打开朝鲜国门、积极参与甲申政变等行为让清朝切实感受到日本对中朝藩属关系的威胁,开始视日本为最大对手,清朝的对朝政策由“防俄”转为“联俄”。     

评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

笔者认为,甲午战争前,清政府执行了一条错误的对朝政策,从而加剧了其背清自立的离心倾向。由于中朝生隙,联盟解体,最终导致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一清政府对朝鲜内部事务的干预,是从1882年“壬午兵变”之后开始的。在此之前,中朝两国一直遵循历史上形成的宗藩关系,友善交往。1875年9月“江华岛事件”发生,日本在兴师朝鲜的同时,又派特命全权公使森有礼     

1954年前后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浅析

20世纪50年代前期,美国出于维护其霸权地位和遏制共产主义的需要,对印度支那重要性的认识逐步增强,到1954年,积极着手直接出兵干涉,但由于种种原因终未能实现直接干涉的图谋。从1954年前后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中可以看出,美国已逐渐由间接干涉转变为直接卷入,这是美国对印支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同时也预示了此后美国印支政策的演变方向。     

金允植、鱼允中与“壬午兵变”的善后处理

"壬午兵变"是朝鲜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对朝战略,改变了东亚历史的进程。以金允植、鱼允中为代表的朝鲜人,出于国家总体战略的考虑,为了维持中朝宗藩关系,防范日本入侵,保护改革事业不致中断,精心设计了一个以铲除李昰应为中心的处置方案,并说服清政府成功实施。事实证明,朝鲜人才是筹划处置"壬午兵变"的始作俑者,清政府只是充当了金允植、鱼允中计策的执行者。朝鲜在清政府干涉朝鲜内政、强化属国政策的历史拐点中发挥了主体性作用。     

华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变化

从1935年华北事变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是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时期。在国内外多种因素促使下,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变化。1937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使国民党政府正式走上了抗日的道路。(一)改变对日政策的原因“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富庶的东北地区。可是,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却采取了妥协退让政策。开始,它对日军的进犯实行了“不抵抗主义”,企图依赖“国际联盟”出面干涉,强迫日本退兵。结果,东北的大好河山,迅速落入敌手。依     

巫蛊之祸对汉武帝一朝政局的影响

巫蛊之祸为汉武帝一朝的政治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它造成了汉武帝一朝几代外戚的兴衰,引起了政治动荡,沉重打击了在汉武帝一朝对匈作战中形成的军功贵族集团,在客观上推动了汉武帝一朝的酷吏政治和特务统治,促使汉武帝晚年国内政策转变,并引发皇位继承方面的问题。巫蛊作为一种重要工具,在皇权与外戚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它揭示了皇权与外戚在西汉帝国的政坛上既相互利用,又相互斗争的关系。     

金代女真的政治认同与对辽政策的转变

女真人从部族迅速崛起为大金国既是在对抗享国二百余年的契丹辽朝的过程中完成的,也是在自身政治认同的变迁过程中形成的。通过视角的转换重新讨论了金辽关系,提出女真政治认同的形成促使金对契丹辽的政策出现了由属部到敌国、从攻伐到抚并的转变。     

晚清东亚变局与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以中朝关系为中心的考察

朝贡体制下的中外交往,以礼仪上的君臣尊卑关系为主要表征,与基于条约体制的近代西方外交有所不同.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与流通,是西方主导下东亚变局的直接产物,并与中朝关系的近代转型密切相关.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先秦特定语境下的“人臣无外交”作为后世对外关系的专用词语,在清代中朝两国汉文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进而指出它与朝鲜事大理念的内在关联;二是近代“外交”一词出现之后,关于中朝关系及朝鲜与欧美关系的讨论,成为近代“外交”一词的一条重要流通渠道;三是近代“外交话语”的形成及其思想史意义.     

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时期的不干涉委员会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8月26日,在英国和法国的积极倡导下,“关于实施不干涉西班牙协定国际委员会”即通常所说的不干涉委员会在伦敦成立。委员会由参加“不干涉”协定的27个国家的驻英大使组成。英法在推行不干涉政策时表现出极大的软弱性和自私性,暴露出其对德意的绥靖本质。对于西班牙共和政府而言,不干涉委员会的种种政策与行为恰恰给其带来了更大的灾难。1939年2月27日,英法两国正式承认佛朗哥政权,伙同意大利和德国共同扼杀了西班牙共和国。3月19日,不干涉委员会寿终正寝。     

二战前日本政党内阁对中国政策变化的原因分析

二战前日本两大政党内阁,宪政会.民政党与政友会的对中国政策变幻不定,缺乏一贯性。宪政会以《日英同盟》为基轴,强调维护从二十一条中获利的外交路线;但在护宪三派内阁以后,却转变为以国际协调、不干涉中国内政为内容的币原外交。政友会的对中国政策,从原敬内阁时期的对美协调、对中国内政不干涉,转变为田中义一内阁时期的自主外交。同一政党的不同时期,甚至同一人物主持内阁的不同时期,其对中国政策的变化幅度也极大。虽然中国反日爱国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等因素,对二战前日本两大政党内阁对中国政策的调整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在国内经济环境变化的背景下,支持政党组阁的势力的经济利益,才是日本对中国政策调整的决定性因素。     

清代前期边疆通论(下)

清朝政府最后完成对边疆地区的统一是在18世纪中叶,而其对边疆实行的有效管辖和对边疆地区的施政却是在17世纪中叶就已经开始,在清代前期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独具特色的边疆政策,主要包括：边防政策、边疆民族政策和边疆开发政策。一、边防政策边疆政策的首要内容是边防政策。清代前期的边防指导思想是什么？有的学者提出,康熙皇帝所说：“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屏藩”①;“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之长城更为坚固”②,是清朝以蒙古等少数民族为屏藩的边防指导思想,这种思想适应了当时的历史发展需要。也有的学者认…     

郑和与博物馆

史料证明,明成祖敕建的南京“静海寺”就其功能而言,是一座“国际友谊博物馆”或“航海成就博物馆”。明初以郑和为首的大航海,为静海寺的建成提供了物质基础,朝廷的干涉,又给这座“博物馆”的成立提供了政策指导。     

从并肩抗日到抗美援朝——以东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中朝关系

中朝关系源远流长。新中国与朝鲜的友好关系是在中国东北地区培育起来的。九一八事变后,中朝抗联战士共同打击日本关东军,鲜血流在一起,中朝友谊关系从此肇端。抗战胜利后,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抗联战士回国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留在中国东北的朝鲜抗联战士与华北朝鲜义勇军在东北建立了3个朝鲜师,与东北民主联军共同打击国民党军队;朝鲜则成为东北民主联军“隐蔽的后方”,对东北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全面的支援。东北根据地与朝鲜这一特殊关系奠定了中朝两国友好关系的基础。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帮助朝鲜人民军抗击美国侵略者,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中朝人民在东北并肩作战的逻辑发展。     

宗藩之溃：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派兵条款”形成考析

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中的“派兵条款”,是该约最为重要,也是后果最为严重的一款。中方提出派兵权及该条款的产生,起因于撤兵问题,肇源于日本的侵朝野心。日方则坚决反对中方的独有派兵权,李鸿章为此反复调整方案。作为不同的理念和原则,“本有”之权与“均等”宗旨是中日各自主张的依据,反映了双方在朝鲜问题上的根本分歧。由于清政府做出“非常之让步”,双方最后迅速达成协议,形成双方权利“均等”的“派兵条款”。该条款是中朝宗藩关系在法理上走向溃决的重要标志,为日本启动武力手段侵朝做了法理上的准备。     

1886年李鸿章、拉德仁天津会谈与中、俄朝鲜政策

19世纪80年代,宁静的东北亚开始演变为中、日、俄三角及其他列强介入的复杂局面,朝鲜被迫对外通商开放并由此引起内部政治力量分裂为亲日、亲俄、亲华等政治派别,且与当时东北亚复杂的国际局势相呼应。通过“壬午兵变”、“甲申政变”,日本的势力暂时蛰伏,然俄国势力却趁机介入,相继发生“韩俄密约”和“巨文岛事件”,挑战中朝宗藩关系体制。为了解燃眉之急,也为了长远协调中、俄朝鲜政策,1886年9月,李鸿章邀请俄国驻华代办拉德仁至天津进行了五次会谈,最后双方达成了具有实效的口头“君子协定”,不但杜绝了“韩俄密约”、迫使英国退出了“巨文岛”,且双方都承诺“不占朝鲜领土”、（有条件地）“不改变朝鲜现状”,中、俄两国从战略上建构和协调了彼此的朝鲜政策,对维持甲午战前东北亚局势的相对稳定起了一定作用。     

蒙元国号概说

蒙古大汗国号的演变较为复杂。先有以族名称国家的YekeMonggholUlus,接着又有其汉语意译形式的“大蒙古国”,汉语简译形式的“大朝’”。此三个国号,使用对象不同,施行地域也不一致。及1271年,名义上的蒙古大汗忽必烈在汉臣王焊、刘夫患的建议下,定立正式双式国号“大元”。“大元”国号的取义,与汉民族传统儒家经典《易经》有密切的关系,也合乎蒙古民族敬天的习俗,并与“大蒙古国”、“大朝”一脉相承。“大元”国号的定立,包含了赢取中原正统的政治与文化企图,反映了蒙古从游牧国家到中原王朝转变的完成。     

试论甲午战争期间沙俄对日本的基本态度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沙皇俄国对日本发动这场战争的态度如何?近年来,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认为沙皇俄国采取了“纵容”、“不干涉”乃至“支持”的政策。笔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发表一些粗浅看法,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福泽谕吉的中国批判与日本民族主义

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蔑视亚洲,对中国、朝鲜乃至亚洲进行了颇为极端的批判和诟骂。他申言“脱亚入欧”,主张用武力干涉中朝事务,尔后又为战争辩诬。其言行与帝国主义行为适相表里,与二战后日本美化侵略逃避战争责任之遁词亦若合符节。剖解福泽的极端民族主义及其思想遗患,不仅有助于理解日本民族主义之思想根源,还将有益于对福泽思想之复杂性进行整体性把握和认识。     

英国对藏政策的调整与“麦克马洪线”的前期策划——以1911年威廉逊事件为中心

1911年,英国以威廉逊之死事件为借口,利用中国内地发生辛亥革命之机,将对中国西藏政策从“不干涉”调整为“前进”,加快了侵略中国西南边疆的步伐。本文在吸收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汉、英文文献资料,对英国调整政策的缘由和目的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认为英国在阿波尔地区开展的勘察、测量活动,以及拟定的所谓“新外线”,是为1914年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出笼所做的精心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