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造像

正佛教造像艺术产生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2世纪间的印度北部犍陀罗地区,是糅合古印度原始佛教艺术与希腊雕刻艺术于一体的一种造型艺术,即所谓犍陀罗佛教艺术。中原佛教造像出现于东汉晚期(约公元700年),东汉、三国、两晋时期的佛教造像比例失调,还没有形成单独的体系,显示出中国早期佛教造像原始性的一面。十六国时期,佛教艺术进入初创阶段,佛教造像的创造尚处在模仿吸收外来佛教艺术阶段,这     

瑞宝阁藏金铜佛像研究 (二)西北印度造像(7-12世纪)

印度西北部的贵霜王朝建于公元45年,定都于犍陀罗。至公元2世纪前期,贵霜王朝的统治者推崇佛教,大建寺塔,雕凿佛像,开凿石窟寺。     

龟兹石窟佛像的艺术风格及其特点

根据佛像的造型、头背光以及服饰等因素的差异,龟兹石窟中的佛像风格可分为四类:印度风格、龟兹风格、汉地风格和回鹘风格。印度风格佛像出现于龟兹石窟早期,包括犍陀罗风格和秣菟罗风格两种类型,其中犍陀罗风格佛像较多。龟兹风格佛像形成于公元4世纪,延续至龟兹佛教的衰亡时期,是在龟兹本地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印度、中亚文化而发展形成的佛像类型。汉地风格佛像,是唐代汉传佛教艺术传入龟兹的产物,艺术风格接近同时期中原佛教艺术。回鹘风格佛像,约公元10世纪及以后,是回鹘人西迁后在吸收中原佛教和龟兹佛教艺术因素,形成的具有回鹘人审美特色的佛像类型。     

犍陀罗艺术与中国早期佛教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来自于古印度的犍陀罗艺术随着佛教的东传而逐渐在当时中国的西域和内地传播开来。犍陀罗艺术主要由往来于丝绸之路间的中外使节、僧人、手工艺术匠人和商旅从印度,通过西域于阗、龟北地区,而后再经过河西走廊传到内地的。目前在古西域遗留下来的佛教石窟壁画中,可以发现不少受到犍陀罗艺术影响的汉地佛教艺术遗迹和印度佛教艺术(包括犍陀罗艺术)。犍陀罗艺术这一源于异邦的艺术形式在中国传播并逐渐与中国本土艺术结合,形成了中国自己的佛教艺术特点。     

犍陀罗艺术东传漫谈

犍陀罗艺术东传漫谈林染今天的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及其毗邻的阿富汗东部,是古印度键陀罗佛教王国所在地。犍陀罗是丝绸之路的支点之一,它甚至在人类文明进程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１９世纪,从印度到达犍陀罗区域的最早的西方旅行家,在富楼沙（即今巴基斯坦白沙瓦）...     

从犍陀罗开始:诃利谛的信仰与造像

诃利谛信仰自公元2世纪左右在西北印度犍陀罗兴起,并出现大量的造像。与佛教其他的神灵类似,诃利谛的这些造像也明显带有希腊文化的特征。据图像特征,将之归纳为两种主要样式:持丰饶角式与不持丰饶角式。结论是佛教中著名的夜叉神诃利谛,在犍陀罗时期没有任何夜叉的特征,在那里她只是一个小儿的瘟神,成为夜叉女是佛教后期的编纂。     

犍陀罗与马图拉造像艺术比较研究

犍陀罗艺术和马图拉艺术是贵霜王朝时期大乘佛教传播过程中产生的最重要的两种造像范式,两种佛像的雕塑材料、造型特征、艺术风格上都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本文将两者进行比较,介绍了犍陀罗和马图拉艺术的文化、地理范围和分期,列举了犍陀罗和马图拉造像艺术的主要差异性。根据两地出土文物证实,两者虽然归属于独立发展的艺术体系,但两者之间始终联系紧密、互为影响。马图拉艺术所代表的印度本土因素,在犍陀罗艺术形成初始期就已经对犍陀罗造像产生影响,并一直持续至犍陀罗艺术晚期灰泥阶段。受犍陀罗艺术"迦毕试样式"的影响,贵霜时代马图拉艺术出现了着通肩式佛衣、身材矮短的佛像。笈多时代马图拉艺术在融合犍陀罗灰泥造像的基础上创造了"湿衣佛像",并以此完成了印度佛像自诞生之日起便不断融入亚洲人审美特征、逐渐向着东方风格佛像回归的整个历程。     

简述新疆石窟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创始人为释迦牟尼(约公元前565—前485年)。自公元前三世纪印度摩揭陀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开始,佛教越过古印度的边境,不断地向外传播。公元一世纪中叶,在印度西北的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和伊斯兰堡西北的坦差始罗一带)产生了一种印度与希腊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石刻造像选粹

##正##佛教艺术最晚至东汉(公元二五～二二○年)就已在中国流传,四川等地发现的铜摇钱树和摩崖石刻上都曾找到过佛像。这些佛像的造型风格受犍陀罗佛教艺术(Gandhara,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一带,其佛教艺术是希腊和印度风格融合的产物)的影响。旧金山     

与巴米扬大佛的建立有关的两条路线(下)

(三)行洲僧侣路线的西限那伽拉哈拉古代中国僧侣去印度求法其最大的目的就是在罽宾——犍陀罗钻研佛教教义和学习梵语。他们这些人要走出犍陀罗进一步前往佛教的发源地恒河流域去追寻释迦穆尼的足迹也是十分自然的。然而,在这里笔者特别想指出的现象是:来到犍陀罗的僧侣们往往     

塔克西拉佛教遗址发掘历程述论

塔克西拉是犍陀罗地区的核心地带,早在公元纪年时就成为丝绸之路上的枢纽城市,是连接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和商品贸易的要冲。英印考古局对塔克西拉遗址进行了长达22年之久的发掘,发现了城址、佛塔和大量的出土遗物,堪称20世纪最为著名的考古发掘之一。塔克西拉遗址的发掘,为梳理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发展脉络提供了重要线索,对研究佛教艺术在中亚以及中国新疆和内地的传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克孜尔千佛洞壁画看龟兹乐舞

<正>龟兹艺术是融汇东西文明的十字交界点,它将犍陀罗雕塑艺术、古希腊美学艺术、印度佛教艺术、中国汉唐人物绘画艺术巧妙地融为一体,使其富有特殊的审美价值和内在的渲染能力。犍陀罗艺术形成后,通过文化的不断传播和交流,促进了龟兹乐舞的多元多样,甚至流传至日本、韩国,对亚洲乐舞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中的楚文化因子

一、问题的提出 1990年,阮荣春先生在《东南文化》第1—3期上撰宏文指出;公元三世纪前后,从中印度秣菟罗地区到我国长江流域,直到东瀛日本,存在着一条横跨三个国度的早期佛教造像传播路线。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由北印度犍陀罗地区到我国北方丝绸之路直到黄河流域的“北传”佛教造像传播路线,他将兴盛于我国长江流域,以秣菟罗造像风格为其特征的佛教造像系统命名为“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系统”。中日两国学者又先后数次投足长江流域,他们上入巴蜀滇黔,中穿三峡洞庭,下探禹穴山阴,沿着早期佛教造像南传路     

克孜尔石窟与莫高窟涅槃经变艺术比较

涅槃经变是佛教艺术中常见并且古老的题材,早在公元二世纪在印度犍陀罗艺术中已经涌现。克孜尔石窟和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涅槃经变是的尤为重要的内容。克孜尔石窟中现存壁画的80多个洞窟中涅槃经变占53个洞窟。敦煌莫高窟中492个洞窟中有14个描绘涅槃经变。由于地域和民族传统和宗教派别的不同,涅槃经变构图也显示出不同的地方特色。考察和比较两处涅槃经变对于研究两地的佛教史、探索两地佛教的艺术特色以及进行石窟的分期,都是有意义的。     

天龙山石窟艺术特色浅析

石窟艺术取材于佛教故事,兴于魏晋,盛于隋唐。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它吸收了印度犍陀罗艺术精华,融汇了中国绘画和雕塑的传统技法和审美情趣,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汉化过程,是研究中国社会史、佛教史、艺术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珍贵资料。     

锤鍱佛像小考

锤鍱像是以薄金属(铜、金、银)片覆于钢或铜模上,然后以锤敲击而成的佛像。此种技法源于古代西方地中海沿岸。而我国古代青铜器都是铸造而成的,尽管表面还要敲刻加工,但锤鍱技法的佛教文物要迟至3、4世纪才出现,是随佛教从印度经西域传入的。古代印度的犍陀罗地区自古就有锤鍱的工艺,居住其地的属于斯基泰文化系统     

鹊尾炉源流考——从犍陀罗到黄河、长江

焚香之俗起源于近东,世界上最早的香炉实例发现于公元前6世纪吕底亚宝藏,这一习俗后为古波斯和帕提亚王公贵族传承。约公元前1世纪,中亚犍陀罗佛寺引入帕提亚手炉,三足盘式,手柄接在口沿处。5世纪,犍陀罗手炉传入中国西北地区,如新疆克孜尔石窟、甘肃炳灵寺石窟壁画所绘手炉。阿旃陀石窟造像可见6世纪前期印度手炉,手柄接在炉底,与犍陀罗手炉不同,其亦沿丝绸之路传入北魏平城,见于山西云冈石窟造像。犍陀罗手炉传入不久,便开始了中国化进程,一个突出实例即北魏平城时代无底座鹊尾炉,手柄铆入香斗内壁。北魏洛阳时代始见莲花片底座鹊尾炉,香斗为折沿式。北魏鹊尾炉不仅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并且影响到隋唐时代鹊尾炉的样式。     

“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中日学术研讨会”述评

《东南文化》1990年1至3期发表南京艺术学院阮荣春先生文章,该文以3万多字篇幅,系统地研究了印度和中国佛教造像的起源,他认为,汉晋时期由中印度经长江流域至日本存在一个受秣菟罗造像风格影响而形成的早期佛教造像南方传播系统(简称“南传系统”);中国早期佛教造像先兴于南,而后盛于北,因该观点与中国早期佛教造像受西域传入的犍陀罗艺术影响的传统观点相悖,由是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1991年4月,南京艺术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和日本龙谷大学派员成立了《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日方称《佛教初传南方之路》)研究班,先后五次到中国南方的浙江、江苏、安徽、四川、云南等省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获得汉晋佛教造像资料140余处,其中有确切纪年的30余处.     

死者口中含币习俗——汉唐墓葬所反映的西方因素

本文作者小谷仲男是日本研究中亚美术及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著名学者,现任富山大学教授。他曾长期在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从事犍陀罗佛教艺术品的发掘工作,著有《犍陀罗塔克提夷巴喜佛教遗址的伽蓝配置》(1968年)、《塞种与大月氏》(1969年)、《阿富汗的希腊人城市爱·喀努姆遗址》(1971年)、《贵霜王朝与犍陀罗美术》(1976年)、《<旧唐书·大食传>中的人木传说》(1980年)、《遥远的犍陀罗》(1983年)、《从印度到中国石窟寺院的变迁》(1983年)等书与论文。1988年8月、小谷仲男教授来中国兰州大学,与敦煌学研究室进行学术座谈与交流,并与该室共同考察炳灵寺石窟等遗址。本文原发表于《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纪要》第13号上,鉴于该文对敦煌吐鲁番学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有参考价值,所述问题又值得引起进一步的讨论,我们特将译文发表于此。     

汉晋时期佛像八凤镜新论

根据对鸟纹的表现方式,汉晋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的佛像八凤镜可以具体分为三类:A类出现最早,可以上溯至3世纪前期;B类流行于3世纪中后期,是佛像八凤镜中的主流;C类流行于3世纪末4世纪初,为该镜种的末期,佛像纹饰随着镜种的衰落而逐渐消亡。佛像八凤镜装饰的佛教图案包括坐佛、半跏思惟像及天人像等造型,是以3世纪时印度犍陀罗地区表现佛神通广大的图像及佛传故事图为底本创作的,与中国北方佛教南传初期的整体发展情况相适应。同时,佛教图像只是作为一种祥瑞图案,与神仙、瑞兽等形象混用于铜镜纹饰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神仙道教为主流信仰的汉晋社会对新传入的佛教所持有的包容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