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史学"初探--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例

“文革史学”是指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史学”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它既是中国史学史、也是“文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革史学”是动乱年代政治运动的特殊产物,是中国史学史上极为黑暗的一页,给中国史学蒙上了极大耻辱。它截断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并离群索居,与不断前进的世界史学背道而驰;中国史学成了政治史学、影射史学的代名词,失去了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性与尊严。     

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思路

1.“9·11”事件后美国对华战略达成以下共识: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中国在反恐和反扩散方面是美国的重要伙伴;良好稳定的中美关系对双方都有利;中国的崛起是无法遏制的,只能因势利导; 美国对华战略要采取“两手”,一手是“接触、合作”,一手是“防范、威慑”。总之是要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关系。     

“历史理论”一词在中国语境中的使用及其意义

“历史理论”一词在中国语境中的使用仍存在混乱情形,潜在地制约着中国历史理论研究的发展。从历史上看,宋明时期逐渐出现了双音节词“理论”与“历史”,尚无“历史理论”;“历史理论”一词在近代由西方传入中国,并在当时中国的社会形势下凸显出该词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内涵;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在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史学改革、继承我国史学优秀遗产、正确解读经典等问题意识的推动下,“历史理论”概念的内涵得到深度探讨。“历史理论”是在近代中国树立的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涵而不断中国化的外来概念。     

“中国”的含义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周代的文献。《诗经·大雅·民劳》说：“民亦劳止,汽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这里说的”中国”,是指京师（京都或首都）。《尚书·伴材》说：“是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这里说的“中国”有广泛的意思,泛指凡是天子（皇帝）统治的地区,都称为“中国”。在古代,“中”是指中土、中州。西周初年周公营建治邑,以它为天下中心,称为“中土”。所以,古代“中国”一词是指中原地区或汉族建立的王朝。古时中原地区的人,自认为是居住在衣冠华丽的文明地区,所以自称为“华”,后来人们把“华”…     

胡耀邦特批第一家合资私营企业

人们都知道,中国的改革发端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很少有人知道,经济领域改革则是始于“民进国退”的个体和私营经济领域。正是当年中国最高层的“开闸放水”,才成就了一批个体、私营企业的“带头人”。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曾三次提到“傻子瓜子”,以保护个体户;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更是亲自特批了一张中外合资私营企业的营业执照。     

历史语境中的王朝中国疆域概念辨析--以天下、四海、中国、疆域、版图为例

作为国家理念的体现,疆域概念产生于具体的历史语境。由于古今中国国家性质不同,王朝中国的疆域概念与现代中国主权、领土不能用简单的继承或对接来解释。在王权泛化或王权至上观念的影响下,王朝中国的疆域话语尽管受到地理知识限制,但仍坚持认为在可知范围内,王朝中国天子有权实行统治。这种深受王朝国家理念影响的疆域话语对古代疆域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以常见的5个古代中国疆域概念为例,“天下”有广狭二义,一是普天之下,一是华夏诸国;“四海”即四方,有时包括四夷,有时不包括;“中国”概念迭加变化整合,各朝“中国”范围不尽相同;“疆域”是一国统治范围的宣示;“版图”则是王朝国家行政地区。本文通过追溯原本词义,认为上述概念原意与后世借用,因语境变化,语义发生差异;进而提出,学术用语与习惯说法应有区别,这不仅是运用概念准确与否的问题,而且也涉及研究价值的取向。     

为政以德的理论智慧与现代转化

<正>“为政以德”是儒家德性政治理论的核心表达。作为中国政治“活着的传统”，“为政以德”深刻影响了历代统治者的治国实践，亦构成了中国本位政治理论构建的枢轴环节，理应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契合点。一、“为政以德”出处及其解释脉络     

略论当前中日关系的文化背景

20年前,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发表,宣告了两国间战争状态的结束,标志着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在两国关系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经过两国政府和人民的积极努力,两国之间的往来极为频繁,两国关系的发展主流是好的、健康的,称得上是中日关系史上的又一黄金时代。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无可回避的事实,在两国关系问题上,也有摩擦和曲折,确实不令人满意。如果我们从总体上加以考察,抽象地给以概括,似可称:中国对日本是讲“热情”的,而日本对中国是相当“冷静”的;中国对日本是相当“希望”的,日本是很“实际”的;中国对日本是非常“理想”的,而日本对中国是十分“现实”的;中国对日本总是“原则”的,而日本是颇为“具体”的。两国在     

惟老孔墨三宗：夏曾佑与先秦诸子叙事体系的建构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夏曾佑不仅是清末“新史学”思潮的主要推动者，还是清末诸子学复兴的重要参与者。20世纪初，夏曾佑在《中国社会之原》《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等论著中率先提出，春秋之前，“鬼神术数之外无他学”,而老子突破了这一“鬼神术数之学”,遂成为“九流之初祖”;此后，孔子“去鬼神而留术数”,制作六经，成为“中国政教之原”;墨子则“去术数而留鬼神”,与孔子“成相反之教”;然后，老孔墨三家流为诸子百家。可以说，这一系列观点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先秦诸子叙事体系。其深刻的思想价值与学术意义在于，不仅彰显了诸子学的现实价值，还促进了孔子与诸子的平等。总之，夏曾佑的先秦诸子学研究推动了中国诸子学的近代转型。     

当落后成为一种力量

梳理19世纪的中国史,会看见一条清晰的轨迹：中国的近代化之路,每往前走一步,都是挨了一次打之后：1840年鸦片战争后,几个先觉者发出“睁眼看世界”的呼吁;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有识之士兴起洋务运动;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有了维新变法;1900年庚子之变之后,开始“新政”、“立宪”、“革命”……中国这个封建老大帝国的步履,不可思议的蹒跚、滞重,一步一停顿,以至于用上六七十年的时间,仍未能自强。     

蒋介石政治思想论

蒋介石(1887—1975)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为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的需要,本文仅对他的政治思想略作探讨,以就教史学界同仁。一“以人为本”的政治观为明了蒋介石“以人为本”的政治观,须对“政治”的意义作以考察。关于“政治”一词的涵义,自古及今众说纷纭。在西方,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直到近代的孟德斯鸠、卢梭,以至后来的各种流派,都对“政治”有过种种不同的解释。如认为政治是实现正义、为民谋利、以达到最高“善业”的行为;是君主接受天命统治愚民的;有的则认为政治不过是历史上的治乱循环或改朝换代等等。在中国,“政治”一词     

论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主张及影响

(一)一九七六年美国出版了一部近六十万字的专题文集《托洛茨基论中国》。莫纳德出版社编辑伊万斯写信给彭述之,请他给该书写一篇导言。彭述之“很乐意承担这个任务”,于是写下了近五万字的长篇导言。彭述之说,他之所以乐于为此书写序言,一是“这将帮助读者比较具体地理解列甫·托洛茨基的伟大贡献”;二是“研究中国革命”,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彭述之认为:“托洛茨基对于理解中国问题所做的贡献是无     

西藏参与、认同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及其启示

本文以唐朝和元朝时期西藏历史问题为中心,探讨了西藏地方参与、认同中国“大一统”的历史进程。认为西藏参与、认同中国“大一统”有一个持续发展、不断增强的过程;“六人种”或“六氏族”说给通过武力征服而建立起来的吐蕃王朝制造了一种合法的理论根据;元朝将西藏地方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之下,为西藏地方认同中国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实现了元朝中央和西藏地方之间的相互认同;由八思巴《彰所知论》开创的大一统理论在有关藏、汉、蒙和门巴为一母所生兄弟的传说中得以具体展示,是元朝西藏地方认同中国大一统的真实写照,标志着西藏对大一统中国认同过程的基本完成。在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边疆民族也做了巨大的贡献。     

中华名号溯源

<正> 一九四○年,我写过一篇《中华名号起源考》,刊于在成都出版的《责善半月刊》创刊号上。当时处于抗战流亡生活中,参考书十分缺乏,所用资料为平日偶然记下者,仅指出“中华”一名为“中国”与“华夏”二名之合称,并为“中国”与“华夏”     

导演吴子牛拍戏时每天都“叫魂”

一部名为《贞观长歌》的电视剧,正在风行中国大江南北。82集的超长集数、6000多万元的投资、中央电视台的倾力奉送,使《贞观长歌》引发了一股强劲的“唐朝热”。有人说,这是一部好剧,可以让中国人骄傲地梦回那段盛世;但也有人说,一段精彩的历史“被糟蹋了”;导演称这是一部“历史正剧”,但也有观众说．“剧情虚构太多,不合逻辑”,“演员年龄偏大,与史实有出入”……在阵阵质疑声中,本刊记者走访导演吴子牛、编剧周志方和“女一号”张澜澜,求证孰是孰非。出乎预料的是,三人竟为本刊揭开了一系列隐藏在电视剧背后的内幕故事。     

动向

中国妈妈 前段时间,一篇《美国高中“中国妈妈”为何成了贬义词？》的文章在网上引发热议。文章写道．在美国学生眼中,“中国妈妈”爱攀比,总爱比这比那。人家孩子学钢琴,“中国妈妈”的孩子也要学;孩子考了班级第二名,要问第一名是谁,并要求孩子下次一定超过他。     

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一、毛主席对大革命的估计 “八七”会议与六大已作了某些正确估计,指出了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土地革命不对的地方;但未指出中国革命问题,主要是武装斗争。然而今天毛主席已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中国革命特点是“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中华文明的复兴

在这美丽的金秋季节,以“中国与世界:和谐、和平”为主题的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召开了,我要向各位热心于研究“中国学”的朋友们表示敬意。我想建议各位朋友,研究当代“中国学”,应当紧紧围绕这样一个主题,那就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国持续28年之久的快速发展,乃是一种和平的发展;13亿至15亿中国人民所追求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质上是一种文明的复兴;今后中国还将长期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推动世界和谐。下面我想围绕这个主题,谈三点认识。     

论60年代美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几个基本观念

研究60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必须先考察决定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理念,即“观念”,学术界似乎没有涉及这方面的讨论。1961—1968年间,美国民主党政府形成了对中国的四个基本观念：确认中国的现实存在;中国共产党敌视美国,富有侵略性,威胁美国的利益;中国经济危机导致粮食紧缺,社会动荡;中共内部权力斗争激烈,当权派受到挑战,政局混乱。承认中国的“现实存在”,表明美国政府意识到,必须尝试新的对华政策出路。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期望中国的“混乱”局面能推翻现行“敌视”美国的领导层,催生新一代“务实派”领导。然而,整个60年代,一片骚乱过后,中国并没有出现美国想要的结局,最终美国排除了对中国改变政策的可能性。     

历代外销瓷（上）

在英语中“中国”与“瓷器”同为一词,china一词开头字母大写意为中国,小写则意为瓷器,这一点早已为世人所熟知。但是在阿拉伯语里“瓷器”—词发音为“悉尼”,也与中国一词同意,土耳其语称中国为“秦”,称瓷器也用这个词,恐怕就鲜为人知了。一、外销瓷的行销路线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我国陶瓷大规模对外输出是在唐代,它主要沿着“陶瓷之路”,源源不断地被运到欧洲、美洲以及中东、西亚、中非、东南亚一带。陶瓷之路所谓“陶瓷之路”,是指水陆与陆路两条陶瓷的外销路线,陆上通路是指古老的“丝绸之路”;水上之路包括两条:一条是中日航线,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