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校勘《礼记注疏》引《礼记集说》版本考异

卫湜《礼记集说》是一部集解类礼学著作。阮元校勘《礼记注疏》,搜集的早期版本较少,故将成书于宋代的《礼记集说》列为重要参校本,多所引据。然而,阮元所用版本为清代通志堂本,该本从两种抄本而来,又经顾湄等校勘,文字已发生变化,校勘价值无法与宋本相比。     

《上博七·武王践阼》与《大戴礼记》

本文以简本《上博七·武王践阼》为据,重点考察传本《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在流传过程中文字、章序的变异及与简本的关系,同时对前代整理者的注疏作一简要评析,在此基础上,从大小戴《礼记》间的关系这一角度揭示《礼记》的成书过程.具体事实证明,楚简对于研究《大戴礼记》的内容、成书时代是很有意义的.     

清和珅刻本《礼记注疏》浅探

宋刻十行本《礼记注疏》是后世十行本《礼记注疏》的祖本,早已失传。和珅刻本《礼记注疏》以宋刻十行本《礼记注疏》为底本直接翻刻而成,仅做了一些修补,其版式、体例、内容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宋刻十行本的原貌。和珅刻本《礼记注疏》流传较少,其版本价值和学术价值亟需学界关注。     

辨体知类,分理篇章——刘咸炘《礼记》学探微

刘咸炘经学思想的根本是"六经皆史",其读书治学的首要在于"辨体知类",故其《礼记》学能够在晚清民国独树一帜而别具特色。刘咸炘认为《礼记》的体例是"儒家丛书",宗旨为"儒门大义",其本质与诸子异体同实,俱为说理之文。因此,他提出研治《礼记》分理篇章的学术方法,摒除《礼记》中与《仪礼》类似的曲节仪度之文,专取其中说理之篇如《礼运》、《礼器》等,进而比类相连、贯通章句,又标举礼学的大义在于"养生送死事鬼神"八字。凡此,在不动摇《礼记》经典地位的前提下,开创了《礼记》研究的新方法。     

王与之《周礼订义》的宋学特征及学术价值

王与之《周礼订义》有着很强的宋学特征,其特别重视宋人解义,大胆怀疑前人注疏,多阐发义理而少从事考据,认为《周礼·冬官》不亡,而是杂于五官。《周礼订义》采择宋人解义最多,是宋代《周礼》学文献辑佚之渊薮,今人可据其以窥宋代《周礼》学之概况。《周礼订义》不仅征引浩富,其还通过"愚案"的形式,对《周礼》的成书和流传做了说明,对部分经文做了重新诠释,对前人注释做了补充和阐释。     

《大学》的语言艺术

《大学》本是《礼记》的第四十三篇。郑玄说:“名大学者,以其记事博学,可以为政也。”许多人认为它是秦汉之际儒家的作品,也有人说它是曾子作的,尚无定论。到了宋代朱熹才把它和《论语》、《孟子》、《中庸》配合在一起,编撰《四书章句集注》,因此它被定为《四书》之一,就成了儒家的经典著作。《大学》在《礼记》中,原只是一篇文章,经宋代程颐、程颢和朱熹的编次,现在通行的《大学》为经一章,二百零五字;传十章,一干五百四十六字;合计为一千七百五十一字。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条目;宋以后,被理学家尊     

今本大、小戴《礼记》编者误说清理

大、小戴《礼记》为戴德、戴圣所编,从《汉书》到孔颖达《礼记正义》都有定论。但自宋代开始,历代均有学者或对今本《礼记》为二戴所编表示怀疑,或提出“新说”。这些怀疑和“新说”虽然大部分遭到前人的否定,但他们提出的有些证据仍然没有被驳倒;近人洪业提出的几个疑点尚未获得令人满意的解答;还有一些学人未能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仍然在使用被证明为错误的说法。因此有必要对古今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种种误说进行清理。     

《礼记正义》二次征引《礼记》旧疏探析

皇侃《礼记义疏》征引了大量的《礼记》旧疏,孔颖达《礼记正义》在编纂成书时,也对这些旧疏进行了征引.本文通过比较孔氏《礼记正义》与皇氏《礼记义疏》,探析、总结了《礼记正义》征引《礼记义疏》所引《礼记》旧疏的方法与原则.并在探析孔氏《礼记正义》二次征引皇氏《礼记义疏》所引旧疏的过程中,对马国翰所辑《礼记》旧疏的疏误进行了匡补.     

《礼记注疏》和珅本与元十行本版式对比研究

和珅本《礼记注疏》直接翻刻自宋十行本,保留了宋十行本的原貌。元十行本同样翻刻自宋十行本,在后代流传过程中递经修补、刷印,本身具有一定的杂糅性。本文从题名、标识、体例、版心、文字等方面将和珅本《礼记注疏》与元十行本《礼记注疏》进行版式对比研究,力图在对比中再现宋十行本的版式原貌,这也正是和珅本《礼记注疏》的版本价值所在。     

任渊《黄陈诗集注》所引宋人佚书考

宋人任渊所撰《黄陈诗集注》引用的宋代文献十分丰富,其中多种已经亡佚.这些佚书的种类包括史部的纪传、编年、别史、杂史、传记、地理、政书,子部的医家、道家、杂家、小说家,集部的总集、诗文评等.上述佚书的部分残篇赖《黄陈诗集注》得以保存,并可为考察宋代文献提供佐证.尤其是宋代官修之《实录》,史家多归入编年类.任渊所引各朝《实录》,多有大臣附传的纪传体内容.《黄陈诗集注》所引宋代佚书,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李济与西方博物馆知识在中国的传播

民国时期西方博物馆知识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传播,留学出身的考古学者李济参与早期博物馆知识传播的同时,积极从事中国早期博物馆的创建活动,打破了本土古物私家收藏的传统,积极宣扬古物公有公藏的博物馆思想,对其后中国博物馆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方志所见宋代记文补遗

方志为一地史事之渊薮,其中所载宋代学记为研究宋代官学、书院等教育组织的重要文献,不过因其分散保存在不同方志中,使用起来十分不便。曾枣庄、刘琳主编的《全宋文》收录了宋代绝大部分的记文,对宋代研究颇有助益,然此浩大工程难免挂一漏万。如《长洲县学记》为迄今所见宋人俞掞唯一存世文章,徐鹿卿《罗必元故宅记》等记文对宋代书院、祠堂、家族研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全宋文》皆失收,今据相关方志对此9篇文章进行补遗,以期为宋代相关文献研究提供新的史料。     

《宋诗话辑佚》拾遗初编

郭少虞先生《宋诗话辑佚》对已经亡佚散失的三十六种宋代诗话著作作了辑佚工作,为研究宋代诗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书。限于材料,先生辑佚之外还有一些资料未见收录,虽有学者作了一定的增补,然仍有部分资料可以补遗。本文即对《宋诗话辑佚》中的六种诗话,《王直方诗话》、《古今诗话》、《唐宋诗话》、《潘子真诗话》、《桐江诗话》、《艺苑雌黄》等六种作了增补。     

金代铜坐龙的发现与研究

在中国的龙文化研究中,金代的龙纹形象一直包含在宋代龙纹的研究范畴中,宋代又是中国龙形象的定型时期,近年来连续发现的金代铜坐龙,对于中国龙文化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将唐、宋、辽、金代出土的坐龙的形态特征、出土地点、时代背景作以对比研究,得出金代铜坐龙是渊源于辽代的坐龙、受宋代坐龙影响的、包含了女真族民族文化心理的一种龙的形象,并探索出其发展演变规律及具有守护功用的价值.     

宋代花瓶

四川遂宁金鱼村窖藏时代约当南宋末年,其品类十分丰富,且藏品的时间跨度很大,是汇聚了很可以体现时代风尚的一批器物。花瓶正是其中重要的一项,诚可视作记述了宋代瓶花故实的一批珍贵标本。然而“花瓶”一词用来专指插花之瓶,其出现于文献的时间是在哪一时代,又两宋文献中的“铜瓶”、“胆瓶”、“玉壶春瓶”等,其与实物究竟有着怎样的对应关系,将此一系列问题辨析清楚,遂宁窖藏才更能显示出它的意义。     

试论宋朝的羁縻州管理

本文比较了唐宋两朝时羁席州管理的同异,认为宋朝羁腐州的管理总体上趋向于灵活和宽松,其原因主要与宋朝一贯的文治政策有关。指出：宽松的羁廉政策,虽然在客观上对稳定边疆社会、发展边疆经济有一定好处,但宽松过度,却又使宋朝丧失了沿边羁康地区的边防藩篱作用。     

宋元时期的徽州商人

宋元时期徽州商人十分活跃。徽商萌芽于两宋,兴起于蒙元。徽商兴起的根本原因,是由徽州经济结构决定的,而非所谓的地理、文化因素。宋元时期徽州商人的活动,加快徽州地方物产商品化,促进徽州人口流徙,推动徽州社会阶层分化。该时期的徽州商人属于专业商人,在经营过程中,获得大量财富,改变了徽州人的职业观,激起时人对四民观的审思;改变了自身和徽州经济面貌,形成区域经济中的徽州模式。宋元时期的徽州商人是明清徽商的基础。     

略论唐代学术史的时代特征

唐代学术有其独特的发展环境和多方面的成就。从形式上看,唐代学术表现出浓重的注疏学特征;从内容上看,三教合流及趋向于心性之学是其时代特色。唐代学术是处于汉学和宋学之间的学术,这不仅表现在时代的自然连接上,而且表现在学术传承上。     

绍嵩《江浙纪行集句诗》对《全唐诗》校勘、辨重和辑佚的文献价值

南宋陈起编《江湖小集》中的释绍嵩《江浙纪行集句诗》历来少受古代文学研究者的关注,虽然《全唐诗补编》、《全宋诗》从中辑出了部分诗人的佚句,但对其文献价值尚无人研究,本文拟就其对《全唐诗》的校勘、辨别重出作品和辑佚作一些探讨,挖掘绍嵩《江浙纪行集句诗》被学人忽视的文献学价值。     

金代书院考

金中后期,在辽、北宋书院发展基础上,受南宋书院影响,金修复和新建了一些书院。本文经考证得出金有书院11所,其中新建书院6所、修复和延续前朝书院5所。这些书院集中分布在中原地区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等地,是汉人地区的办学行为。从办学途径看,均为民办书院,其建筑与当地的传统民居相结合,呈现出地域特点和民俗风格。同时概因私家积书之多而建书院,故金代书院藏书亦应不少。修复和新建书院,是金代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标志,对后世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书院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