佤族、布朗族、德昂族的身份认同研究

中国历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佤族、布朗族、德昂族有着共同的血缘文化关系,他们的身份认同问题本质上是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相互交织的问题。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如何巩固佤族、布朗族、德昂族同其他群体的社会文化联系,增强他们对中华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成为我国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面临的重大问题。探究佤族、布朗族、德昂族的身份认同,对于维护边疆稳定和社会和谐,促进边疆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电影《阳阳》看台湾青春电影中的身份认同

在台湾电影的银幕上,从来不乏青春的身影。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艋岬》中的残酷青春物语,到《夏天协奏曲》、《不能说的秘密》中的音乐青春与青涩爱情的交织,再到《蓝色大门》、《盛夏光年》中模糊的性别认同,都展现了发生在最美好年华时的不同类型的故事。这些青春电影在勾起观众对青春美好回忆的同时,也让观众在电影情节的发展中代入自己的电影经验,去寻找那个躁动迷茫的青春期时的身份定位。本文希望通过对电影《阳阳》中主人公的角色进行研究,并对台湾青春电影中的身份认同问题进行探访和追寻,去了解青年作为独立的个体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如何寻求自己的身份认同。     

从身份认同的角度浅析电影《澳洲乱世情》中的几处隐喻

从文化的角度看,一部电影的意义往往并不在于其艺术成就,而在于其中蕴含的丰富文化和政治信息,以及它与社会、时代的互文关系,对时代的折射和诉求。本文从身份认同的角度出发,通过浅析电影《澳洲乱世情》中的几处隐喻,探索电影力图寻求澳大利亚人身份、构建和谐多元新澳大利亚的努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边疆民族地区中国梦践行机制探讨

中国梦的核心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其价值导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根本一致。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边疆民族地区践行中国梦的内在要求,可通过内涵解读与宣教机制、心理认同与接受机制、社会践行与内化机制等途径,探讨边疆民族地区中国梦认同践行机制的构建。     

民族多元互动与儒家文化认同下边疆民族区域文教举措的演进特征

民族多元互动与儒家文化认同是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和谐演进的主旋律。历代王朝将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的统治思想基础,千方百计地于边疆民族区域传播儒家思想与文化、移风易俗,以达天下儒家文化认同,实现统治者的政治诉求、天下一统,然入主中原的历朝统治者又常以正统自居,鄙视边疆民族、区隔华夷,导致历代王朝所施行的边疆民族文教举措常常受到局限而未能达到统治者所预期的理想效果。"大一统"、"华夷之辨"与"羁縻而治"的华夷观在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演进过程中交织运行,致使历代边疆民族区域文教举措呈现出一体性、稳定性、多元性与局限性的总体特征。     

印度电影中的华人形象：对于四部影片和一部纪录片的简要分析

电影和媒体是反映文化现象的重要渠道,形塑了人们对于政治、文化、历史、身份等各种问题的看法。不过,对于媒体的探讨与分析,必须审慎地置于具体的历史情景之下。本文探讨印度公开放映的几部电影中塑造的华人形象。     

流动儿童身份认同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武汉市的实证调查

运用武汉市流动儿童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流动儿童身份认同的结构与现状进行了探讨。分析结果发现,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主要包含地域认同、文化认同和群体认同三个因子。从身份认同程度来考察,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已经达到"半"认同水平,但身份认同内部差异较大。从具体影响因子来看,地域认同、文化认同和群体认同程度依次降低。相对较高的地域认同程度反映的是迁入地"城市魅力"的效应,而相对较低的群体认同程度,反映流动儿童具有较强的"外地人"意识倾向的特点。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是社会建构与自我建构共同作用的产物。     

焦虑的文化身份——库切的《耻》与张大春的《四喜忧国》之比较阅读

本文通过《耻》与《四喜忧国》两部作品的比较,试图发现在身份认同存在焦虑的作家笔下所塑造的人物身上存在的同样的焦虑是如何通过不同的讲述方式被表达出来的。     

认同问题是传承人保护的关键

对于民间文化传承人的保护,不仅涉及荣誉、经济,更涉及到认同,这是一个持久性问题。传承人保护的认同主要表现为身份认同、体制认同、社会认同及传承人自身认同。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对于非遗产传承人的身份问题有了法律认定,有效解决了传承人的身份认同问题。现在比较突出的是体制认同问题。     

暴力呈现与去暴力化——解读成长电影中的帮派亚文化

成长电影是将青少年成长变化作为叙述支撑的一类电影。本文将从符号学视域出发,分析成长电影中对于暴力行为的刻画,从暴力的呈现以及其中卷入的身份问题入手,来解读这类电影是如何利用暴力来表现劝诫暴力的意图意义,从而构建去暴力化的结局。青少年暴力最终消弭在成年人所构建的文化秩序中,暴力的呈现与消退,恰恰反映了青少年向成人社会规则的妥协与认同。     

流动人口主观社会地位对身份认同影响的异质性分析——基于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流入地归属感、长期居留意愿、入籍意愿、身份转变四个维度测量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结合logistic回归探究了流动人口的主观社会地位对其身份认同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对流入地身份的认同水平不高,不同维度存在较大差异;认同水平随测量维度的深入而降低;主观社会地位对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作用因流动者的户口类型和受教育水平而异。建议,为提高流动人口对流入地身份的认同水平,除了改善客观的生活条件,更应注重其主观感受,尤其是主观的社会地位认知。     

国际移民认同问题：一种身份政治研究方法

论文从身份政治的研究视角,对移民认同问题进行了分析阐述。认为移民认同问题的研究包括三个主题：族群身份层面的文化认同主题、民族身份层面的国家认同主题和全球化时期多重身份层面的全球认同主题。国际移民身份政治研究在时间线索上依据从单一到多维的趋势发生和发展;新的自变量的介入导致研究模型随之发生变异,以保持对后来出现的经验实际事件的有效解释和预测;移民身份政治研究可以提供多领域研究之间的共同理解的基本框架,研究的问题和研究方法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     

论贵州世居民族的国家认同

世居在贵州境内的各民族,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他们能够确认自己的公民身份,对国家有明确的认同感。这从他们的活动参与、政治认同、身份认同等方面充分体现出来。     

流动与认同：以香港居民为例

“接触假说”认为,群体间的接触和交往越多、偏见越少。这个观点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使用香港社会动态跟踪调查2013年的数据,分析了受访者跨境流动频率对“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流动的频率与“中国人”身份认同有显著的关系。跨境流动刚开始确实可以提升香港居民的“中国人”认同;随着流动频繁,“中国人”认同转而趋弱。结果表明,跨境流动对香港居民“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当流动频率超过某个节点,认同就不再增强甚至转而下降。研究结果揭示出身份认同是在寻求相似性和差异性两者的互动中形成的,并因应不同的社会情境而发生改变。香港与内地的差异体验越深,不同的身份认同越难合一。     

冷战语境下的新“华夷之辨”——美国对华宣传与两岸政权形象的塑造

1950年代,为配合冷战战略,美国宣传部门制定了以"华夷之辨"为核心的对华宣传政策。通过各种宣传媒介,美国把台湾国民党政权塑造为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的代表,同时大肆宣传新中国是文化"异端",指责其破坏中国文化。其目的是以此来动员东南亚华侨华人对国民党政权的认同和效忠,使华侨产生对于新中国的厌恶感和疏离感。这种宣传也是为了在世界舆论中为国民党政权赢得支持、诋毁新中国。美国宣传的实质是把民族身份认同问题整合进冷战意识形态,把意识形态之争建构为文化身份的差异。     

遗产认同:概念、内涵与研究路径

本文从遗产产生、发展及其遗产本质属性特征的视角提出了遗产认同的概念,并从“遗产身份”和“遗产认同”两个角度解释了遗产认同的内涵,即前者强调遗产的客观属性,后者强调主体对遗产的认知。在此基础上,根据遗产与认同的四种交叉关系,作者提出了遗产认同相应的研究路径,即从时间视角的遗产化过程分析每个阶段的遗产认同;以尺度的视角从表征层面的空间身份和文化身份特征理解遗产认同;从非表征层面的遗产实践分析相关者如何通过具体行动表征和重构自己的身份认同。遗产认同概念的提出与研究不仅可能丰富新文化地理学的景观研究理论,也为遗产旅游地治理提供理论借鉴,未来还需对遗产认同与遗产保护利用关系做进一步探讨。     

地域导向的党组织建构与中国新城市空间的治理——对宁波天一广场的个案研究

通过对宁波天一广场治理机制的个案研究发现,中国新城市空间的治理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党建工作的一项地域性工程。在市场化改革与地方间竞争的背景下,地方党政机关极为关注基于行政辖区的地域性身份认同和利益,有意识的与非公有部门的经济精英共同塑造和强化地域性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并结成新形式的城市治理联盟。中共及其附属的群众组织的地方组织力量,通过地域导向的组织重构,加强了对非公有部门的控制力,填补了市场转型造成的新城市空间治理的真空,也加强了自身在新城市空间中的组织网络和治理能力。     

跨国教育流动中的刻板印象与身份建构——以在美中国留学生为例

伴随在美中国留学生群体的不断扩大，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社会中的体验和经历备受关注。本文主要通过深度访谈，了解在美中国留学生与美国本土社会及国内社会的互动，及互动对其塑造社会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来自美国社会的刻板印象一方面阻碍了该群体的深度融入，另一方面造成了中国留学生群体的“自我规训”，使该群体对于美国社会产生一定的疏离感。此外，在教育流动的过程中，留学生增强了其国家认同，中国人身份和留学生身份处于共生共荣的关系。然而，来自“群体内”的刻板印象增加了留学生群体社会认同建构的不确定性。因此，在美中国留学生群体的身份建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在“人-人”和“人-地”的互动不断发展和变化。     

他者、中国与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以《叻报》为中心的历史考察(1819—1912)

论文分析阐述了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认为1819—1912年间,新加坡华人族群的身份认同,受到居住地、与西方文化和南洋土著族群的互动及对中国社会变迁和发展的认知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有关中国的认知对新加坡华人族群身份认同的嬗变具有决定性作用。甲午战争后,新加坡华人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政治和文化的质疑和反思。辛亥革命后,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产生了重大转变。新加坡华人族群再也不是过去唯唯诺诺的大清"臣民",他们开始基于自身主体利益的考量,大胆地向中国政治说"不"。这表明,新加坡华人族群主体性和身份认同的构建是一个不可逆过程。     

中国认同：边疆民族与内地民族“统一性”研究

<正>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1))中国历史上的“中国”认同就体现了这样的统一性。如果我们认真翻阅史料就会看到，中国古代无论是边疆民族及其政权还是内地民族及其政权，无论是在民族政权并立时期还是统一时期，都具有“中国”认同意识。边疆民族和内地民族的这种“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各族逐步凝聚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