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国民党政府外债政策之研究

关于抗日战争以前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整个外债问题,解放以来国内学者研究的甚少,仅有一、两篇介绍性的文章,且缺乏全面的分析。解放以前曾有个别学者和机构对此进行过一些研究,他们研究的结论是:“南京政府自成立以来(指1927——1937年——引者注),对于外债,力主慎重,不肯轻于起借”。其理由为:“北洋政府滥借外债,引起外人干涉内政,且债信低落,影响我国国际地位,国民政府有鉴于此,力求自力更     

关于近代中国外债史研究对象的若干思考

关于近代中国外债史研究对象的若干思考吴景平外债问题,在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业已出版的有关著作中,无论是带通史性质的《中国近代史》①、《中华民国史》（多卷本）②,还是有关经济、财政、外交、社会等专史类著作,对外债问题均有专门的...     

左宗棠外债观探析

左宗棠是中国早期大举外债之第一人.在西征借款的过程中,他逐步形成了较为独特的外债观.左宗棠的外债观有三个基本内涵:举债应急以巩固塞防,以外债弥补传统政体的缺陷,初具国债观念的雏形.     

国民政府铁路外债整理述略

引言利用外资进行铁路建设,在中国由来已久。溯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清政府与比利时签定“卢汉铁路借款合同”肇始,旧中国的一部铁路兴亡史,不啻一部铁路外债史。国民政府建立后,由于国力艰窘,财政支绌,截止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末,中国所欠铁路外债总额为英镑53827432镑,折合美金265089391元。各铁路建筑而发行的铁路债票基本愆期并停止本息。巨额的债款,陈陈相因,象希腊神话中奥吉亚斯的牛圈。而铁路外债如果不加整理,各国对华铁路将不再投资,因此,铁路外债遂成为中国铁路发展的致命障碍。     

借款可以救国?——郑孝胥铁路外债观述评

内政与外交、外交与外债联为一体,互联互动,是近代中国的时代特征。外债的这种特征,使策略性、功利性运用民族主义成为可能。借债救国论源于东北铁路外债交涉,其最初是指厚集洋债,实现均势。在清末宪政运动中,它又延伸到内政方面,成为国会请愿运动的舆论推动力量,并构成了干线国有政策的促动因素。郑孝胥在其间发挥了独特作用。近代铁路外债观的功能异化、内涵的多质化及其政治化倾向在其身上达到了极致。他的经历与思想充分展现了近代中国在利用外资与维持民族利益之间的两难选择,也显示了立宪派的政治性格。     

清政府外债政策述评

中国的外债始于清代后期,其渊源可追溯到清代前期广东十三行对外商的借款和“行欠”。据初步统计,鸦片战争以前,除外商贷款外,十三行的行欠共20笔,债务额的1000万两（库平银）,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共举借外债208笔,债将总额达13亿多很两．其中赔款借款或赔款转化为外债（包括庚子赔款）7．9亿两,各种行政借款0．4亿两．镇压起义与革命的借款0．2亿两．实业借款3．7亿两．海防与塞防及抵御外侮的借款0．8亿两。这些“行欠”、外债与清政府的外债政策密切相关。下面拟分三个阶段对清政府的外债政策作一些考察和评论。一、“禁止借领外…     

“善后大借款”的恶债典型析

近代中国外债史上反动政府举借的大量恶债中,1913年4月袁世凯政府与五国银行团签订的“善后大借款”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例。它是袁世凯急欲得到国际帝国主义支持以加强反动统治的需要,又是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政治借款进一步控制中国的图谋。它是帝国主义侵略掠夺中国的又一罪恶记载,又是袁世凯出卖国家权益的历史见证。它既在局部上使中国丧失了主权,也在整体上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危害。本文通过对“善后借款”成因、交涉过程、合同内容、用途与影响的剖析,揭示这一恶债的典型性。     

从"开门通商"到"厚集洋债,以均势力"—徐世昌与东北外交策略的变化

在东北实行均势外交 ,打破日俄垄断地位 ,是清政府的基本方针。东三省改制前后 ,均势外交策略经历了由全面引进外资的“开门通商”之策 ,到将精力全部集中到以铁路外债为核心的“厚集洋债 ,以均势力”的转变。徐世昌作为东三省首任总督 ,在这种转变中 ,很无奈地担任了执行者和过渡者的角色。     

近代外资银行经理晚清政府战争赔款外债探究

<正>中国近代历史上，外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外债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重要经济金融手段之一，也是其争夺中国政治、经济、军事、领土等各种权益的重要工具。外资银行作为西方列强金融入侵中国的代理工具，在满足各国过剩资本对华输出需求的同时，负责外债的代理和相关借款的经营。外资银行通过经理政府外债、保管关盐税款，逐步扩大在华金融势力，为其本国扩张在华政治、经济权益提供金融支持和服务。目前的研究主要考察外资银行在晚清政府战争赔款转化为外债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但并未有深入分析外资银行经理战争赔款外债的深层次原因和深刻影响。外资银行的发展与晚清政府战争赔款外债密切相关，同时也对中国经济金融体系带来了巨大冲击。本文首先梳理外资银行经理晚清政府外债的基本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外资银行经理晚清政府战争赔款外债的具体情形，最后基于史实阐述其深层原因和深刻影响，希冀能以古鉴今，为进一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提升外资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提供参考。     

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管理政策

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管理政策金普森李分建有关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粮食政策的研究寥若晨星,而这是抗战时期中国经济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本文试图对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管理政策进行考察与分析,以求教方家。综观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颁布的粮食法...     

北洋政府时期的九六公债述评

1922年北洋政府对逾亿元的盐余抵押借款进行整理,发行九六公债。九六公债从议起、发行到偿还均遇到困难,遭到非议,并先后造成两次影响很大的公债风潮。北洋时期这样一项重要的公债个案,体现了北洋政府时期发行公债的一些特点并折射出京沪两地证券市场的一些差异。     

评南京国民政府的整理外债政策

整理外债,是南京国民政府(1927—1949年)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基本方面,是如何处理旧政权(晚清政府和北京民国政府)遗留下来的巨额外债,也包括南京国民政府对本身所举外债在偿付过程中进行的某些调整。积欠外债的整理,直接涉及到关税、盐税等中央财政收入和铁路等国有事业收入的状况,还同金银比价、汇率乃至对外关系方面的重大变化密切相关。本文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整理外债政策的提出和实施作一述评,以冀对深化民     

“苏联逼债”是怎么回事?

关于在共和国历史上留下惨痛记忆的"三年困难时期"形成原因,长时间来一直有"苏联逼债"一说。当时中国到底欠苏联多少债,这些债是怎么欠下的,苏联有没有逼债,还苏联的债是不是造成"三年困难"的主因,这些,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都应该弄个明白。《"苏联逼债"是怎么回事?》一文,对以上问题进行令人信服的解答。     

一笔越还越多的外债

晚清地方外债泛滥,安徽却没有直接向外国银行或洋行借过外债,然而却有一次先发行内债继而转化为外债的经历,而且因为无力偿还,演变为一桩历时20余年的公案。现根据有关档案资料,对这一过程作一梳理,可作为一个探究近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以及近代地方外债的富有典型性的个案。     

所谓“借一还五”的同盟会筹饷债券考

正在2014年第四期《中国钱币》上,曾刊出笔者《孙中山发行百元面值中国革命政府债劵之售价考》一文,列数了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团体在开展反清斗争各个时期所发筹饷债劵借还之比的变化情况:从兴中会时期"借一还十"的军需债劵,到同盟会前期"借一还四"的中华民务兴利公司债券,再到同盟会后期"借一还二"的中华民国金币票,乃至辛亥革命爆发后粤省军政府"借一还一点五"的第二次执照,得出结论为:筹饷债劵发     

1930年代初中国海关金单位制度的建立述论

海关金单位制度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财金领域内一系列重要项改革之一,从制度层面有效地制止了金贵银贱风潮给中国关税收入所带来的风险,有助于维持南京国民政府的内外债信,对债赔各款偿付方式作出必要的改革;另外,海关金单位的制度设计还直接包含或涉及到了黄金外汇市场运作、中央银行和货币发行等领域,为这些领域的制度改革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行性。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各相关机构部门,如行政院、财政部、海关总税务司、中央银行等各司其职、通力合作,也是海关金单位制度得以有效实施的重要原因。     

对抗战时期美国对华借款的比较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共计从外国获取了25笔借款,其中美国对华借款共6次,借款金额总计6.7亿美元,其约定信贷量和实际动用量分别约占中国战时对外信贷总量和实际动用总量的53.4%和70.8%,借款条件不仅大大优于晚清和北洋等时期的外债,也在某种程度上优于同期苏、英等国家的对华借款。尽管美国给中国的借款与其给欧洲各国的借款仍有差距,但在客观上,美国战时对华借款毕竟给了中国抗战极大的帮助,其积极作用和在中国外债史上的进步意义应该予以肯定。     

外债问题与奥斯曼帝国的深层危机

奥斯曼帝国并不是由于外债而亡国,但探讨外债问题,可以揭示奥斯曼帝国逐渐衰弱、几度危机直至最后瓦解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问题。虽然帝国政府的税收收入和贸易收入一直是增长的,但赶不上军费、警务开支和其他行政费用的增长。由于财政困难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政府被迫举债。奥斯曼政府不同时期举借外债的原因不同,外债规模也有差异。为清偿债务而成立的公债管理处,带给奥斯曼帝国直接的益处和深层的危害。这个机构化解了帝国的外债危机,但其职能扩大之后深入奥斯曼帝国的各个领域,对帝国的政府管理和普通民众的观念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削弱了帝国臣民对统治者的忠诚。     

中国慈善史研究再出发

正谈到中国慈善史研究的再出发问题,不妨先对中国慈善史研究的过往做一简略回顾。中国慈善史研究最早可追溯至古代荒政,但作为专门性学术研究,则起步于近代时期。1912年朱友渔的博士论文《中国慈善事业的精神:一项关于互助的研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是     

徘徊于自主与依附之间——法币改革后的外债问题研究

法币改革是受西方货币管理通货制的全面推行影响而实行的,它有别于晚清以来的其他币制改革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受外债制约明显减弱。事实上,在没有举借任何外债的情况下法币改革却能成功进行。法币改革后,外债仍然成为维持法币稳定的重要因素,只是外债并未成为列强控制中国币制的载体。然而,中国政府对外债与法币之间关系问题并没有形成明确的政策倾向,处于一种骑墙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