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华人社团的现状和前景

1998年5月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府垮台,新政府接任之后,原来被取缔的华人社团开始复苏和发展。它们开展了多样性的活动,尤其在反对种族歧视和弘扬华人文化方面成绩突出。尽管华人社团在前进中仍会遇到曲折和困难,但前景看好。     

两次大战之间的印尼民族运动与华人穆斯林

伊斯兰教是印尼大多数人民所信仰的宗教,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印尼开始掀起的民族独立运动中,伊斯兰教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印尼华人穆斯林虽然人数很少,却已融合在印尼的穆斯林队伍中。他们在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同广大印尼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在加强印尼民族的团结和统一中,已表现出对印尼民族的认同感和对印尼国家的     

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尼华人新型社团

在20世纪末印尼如火如荼的民族民主运动中,随着苏哈托政权的终结和印尼各部族对于民主政治的诉求以及党禁的被迫解除,印尼华人不仅获得建立政党的权利,而且各类社团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还出现了一批新型社团。经实地考察发现,此类社团,具有宗旨的印尼政治性、成员的多元综合性、组织的跨越地域性、活动的社会宣示性、心态的全民开放性等有别于传统社团的属性,而且出现明显的印尼化、高学历化、学术化和年轻化的发展趋势。经比较研究认为,此类社团是印尼华人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的必然产物,在当今的华人社会与印尼国家重建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近三十年印尼华人族群文化适应初探

印尼为世界各国华人最多的国家。近三十年来印尼政府实施一系列同化政策,华人族群适应环境,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吸收原住民文化精髓,融合现代西方文化,形成华人族群新型文化以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但由于印尼华人总是成为当地各种社会矛盾的牺牲品,使本来就存在的种族隔阂因此而加深,极不利于民族间的融合。论文概要回顾了这方面的历史原因,分析了华人族群以本民族思维和行为准则在社会生产、医疗、体育、社团、宗教等方面积极主动为当地社会繁荣和进步作出的贡献;并指出,印尼华人族群能否以少数民族的资格,享受民族平等的权利,受到尊重和保护,印尼政府的政策、作用和有目的地正确引导是关键。     

从华人的宗教信仰 探讨印度尼西亚的同化政策

马来西亚萧依剑在《这一代印尼华人》一文中说:“华人通过宗教来维持他们的特性”。这一情况的出现,归因于印尼政府的同化政策。自60年代以来印尼政府借助政治权力,强制推行全面同化政策,取缔华人社团,封闭华文学校、华文报刊,禁止讲华语使用华文和宣扬中国文化,禁止举行传统宗教和习俗节日活动,禁止输入、销售、散布华文书刊、印刷品和     

印度尼西亚华人孔教的兴衰

近百年来,孔子学说在印度尼西亚,特别在印尼华人界,有相当大的影响。尊孔者甚至把孔子学说作为宗教的教义,创建了孔教。孔教还曾获得印尼政府的确认。孔子学说在印尼的历史,不仅与印尼华人的生活与斗争密不可分,而且也是中国、印尼两国文化交流的一个组成部分。     

印尼棉兰华人族群融入主流社会初探

以田野调查数据为基础,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生活习俗,以及华人社团的宗旨及活动等方面分析探讨了棉兰华人族群融入主流社会的程度及其存在的问题。认为印尼棉兰华人族群目前已处于融入主流社会的进程中,这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又是一个缓慢渐进的社会过程。这种融入是一个非强制性的行为,是双向的、群体性的运动,其程度和速度受时空和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     

从马来文《三宝垄纪年》与《井里汶纪年》看郑和下西洋与印尼华人穆斯林社会

通过介绍及解读马来文《三宝垄纪年》与《井里汶纪年》这两部印尼早期华人留下的文献,本文力图说明15世纪初印尼群岛信奉伊斯兰教的热潮与郑和的鼓励和推动有莫大的关系。作者认为,在郑和下西洋前,闽南方言群(包括福建漳泉人和广东潮汕人)的私人海商在东南亚各港埠已拥有举足轻重的势力。在郑和的鼓励与推动下,来自云南的中国穆斯林曾在明朝初年大批地经由印支半岛进入印尼群岛。他们在印尼尤其是在爪哇岛华人中的统治地位曾维持了相当长的时期,直到淡目王国衰亡前夕,以闽南方言群体为主的非穆斯林中国移民才在爪哇等地的华人侨居社区中逐渐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在郑和及其助手的大力推动和组织下,明代前期的中国穆斯林以占婆为中心,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尤其是印尼群岛组成了自己的贸易和传教网络。在这一传播伊斯兰教的过程中,原籍云南但来自占婆王国的华人穆斯林曾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再华化与印尼华人的身份重构——以印尼客家人为中心的考察

以印尼客家人这一华人次族群为个案,以身份构建为视角,论文通过考察印尼华人再华化的内生动力,揭示了再华化这一概念内涵的复杂性及其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论文认为,再华化本质上是印尼华人在民主化改革后进行身份重构和争取合法权利的手段,其根本目的是赋予"印尼公民"以文化多样性和政治包容性的内涵。协调中国移民后裔与印尼公民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关系,是印尼华人身份重构的根本任务。印尼客家人通过政治参与以及积极推动华文教育、华人社团和华文报刊的复兴,为再华化与印尼华人的身份重构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印尼华人的再华化与身份重构都是未完成的事业,二者的未来走向既取决于印尼国内政治的变迁,也取决于印尼华人社会的选择与内聚力。     

宗乡社团的推动与新世纪以来的新加坡华人文化

运用华文报刊与华人社团会讯的报道与记录,论文探讨新世纪以来由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推动的华人文化发展状况。研究显示,宗乡社团在现有教育体制外推动展开与中华语言文化相关的活动,为保留与传承中华语言文化而艰难奋斗;华人宗乡社团关注方言文化的重振问题,以唤起宗乡社群的历史记忆并增强社团的内在凝聚力;透过同庆华人传统节日与不同种族同台表演歌舞等形式,华族与非华族进行文化交流。新加坡华人文化在重振进程中所显示的跨种族、跨国界的发展趋向,强化了华人文化对于新加坡多元种族国家文化建构的重要价值与意义,为新加坡华人文化的未来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潘柽章、潘耒兄弟之明史学成就考述

明末清初史学家潘柽章、潘耒兄弟二人一生致力于明史的撰述工作。柽章撰《国史考异》、《明史记》,考证精审;《今乐府》为史诗性著作,保存了大量历史资料。潘耒应诏入明史馆,参与《明史》纂修,提出多项修史建议,堪为后世典范。二人毕生致力于明史研究的学术精神成就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     

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历史地位、作用和贡献

华人在印尼的历史已有上千年。在西方殖民者入侵前 ,华人与原住民一向和睦相处 ,对繁荣当地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荷兰殖民统治后 ,大批华人到印尼谋生或被掳掠当劳工 ,他们全面参与了印尼经济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2 0世纪 ,在印尼出现了华人和原住民两种民族觉醒和双轨的民族运动 ,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过程中二者逐渐汇合并轨。印尼独立后 ,原住民中的“原住民主义”思想抬头 ,曾出现大规模的经济排华。“新秩序”时期 ,“原住民主义”思想变本加厉 ,对华人采取强制、快速和彻底的同化政策 ,企图通过消灭华人的“一切特性”以实现完全的“原住民化” ,导致 1 998年的“五月骚乱”和“新秩序”政权的垮台。印尼进入民主改革时期之后 ,对华人的历史地位、作用和贡献才有了比较客观和公正的评价     

大学生体育消费动机现状调查分析

以南昌航空大学学生体育消费现状为研究对象,主要针对体育消费动机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学生体育消费动机主要有五类,其重要性顺序排列依次为：身心健康（50．1％）、审美娱乐（30．2％）、社会交往（10．1％）、体育成就（5．6％）和攀比表现（4％）。     

上博三《彭祖》补释

根据出土和传世文献材料,笔者对上博三《彭祖》简中的一些文字进行了新的阐释:"老"应为"长寿者、贤者";"句是执心不忘"句中的"句"应通作"苟",作"若、如果"解,"是"通作"时",作"有常、常常"解;"余朕孳"中"孳"应通作"兹",作"我"解,属第一人称代词,与"余朕"同义连用。     

季姬方尊再探

本文对2002年刊布的季姬方尊铭文中的几个问题做了新的探讨。本铭的君(即宗妇)不仅能命令宰,并且拥有支配宗族内财产的重要权力。君对季■姬的赏赐内容采用土地与民人结合计算的方式。铭中首见的"(田又)臣"是依附于贵族土地上的农民,在此作为集合名词,包含师夫及厥友,拥有牛马等生产资料与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源。     

银雀山汉简《定心固气》与孟子思想

银雀山汉简《定心固气》篇现存简十三枚,残损较多。文中有"积气"、"守一"、"定心"、"固气"、"独行"等内容,是一篇专论养气修性的古代文献,是研究传统文化的珍贵资料。《孟子》中也曾讨论"知言养气"的理论,其说与简文相近。     

我国欺负行为研究现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我国的张文新教授,根据欺负发生的方式把欺负划分为身体欺负、言语欺负和关系欺负三种类型。本文对收录在CNKI网上的182条欺负文章题录进行计量学分析,结果表明：（1）对欺负现状的研究不容乐观,数量不足且并未有增长态势;（2）发表的期刊范围比较狭窄;（3）研究主要考察中小学生群体,其他群体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4）研究领域主要是相关因素和现状调查;（5）主要研究力量是高等师范类院校;（6）研究论文总体上的项目资助力度还不够。     

旅游发展会推动房价上涨吗？——基于中国分省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2000年～2009年中国大陆30个省区（不包含西藏）的面板数据,综合采用混合回归（POLS）、固定效应（FE）、随机效应（RE）、系统广义矩估计法（sys—GMM）,对旅游发展与房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旅游发展对房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该影响主要发生在当期,两者之间的跨期影响并不明显;（2）旅游发展与房价的正向关系并不依赖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在旅游发展对房价的影响中起着正向调节作用;（3）系统GMM对动态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地区房价具有“自我收敛”功能,房价决定系统中存在一种“逆风向”的动态调整机制;（4）旅游发展对房价的影响呈现出区域差异,其对西部、东部、中部房价的影响强度依次递减。     

Decolonising Indonesia,Past and Present

ABSTRACT

In the pursuit of an “authentically Indonesian” nation-state, for decades Indonesians have denied the civil rights of fellow citizens for allegedly being less authentically Indonesian. A key to the longstanding efficacy of such exclusionary ethno-nationalism is the failure to recognise the trans-national solidarity that helped give birth to independent Indonesia. Such solidarity is best illustrated in the extraordinary case of the making in Australia of a documentary film, Indonesia Calling (1946). A starting point of this article is the proposition that Indonesia’s cultural politics of the past and its future is never free from a protracted battle over what the nation is allowed, or willing, or able to forget and remember from its past. Mere disclosure of Indonesia’s past history with its cosmopolitan features will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changes for the better in contemporary Indonesia, especially if the new revelation runs counter to the interests of those in power. Nonetheless, no substantial and long-term change for the better is possible for Indonesia without serious, open, critical re-examina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making of the Republic, and due acknowledgment that inauthenticity, plurality and trans-national solidarity are the hallmarks of the process.     

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建交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建交是冷战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外交关系发展的重大事件。尽管印度尼西亚建国初期曾有其总工会代表团赴华与中共高层接触,但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两国建交问题的却是印度尼西亚前宗主国荷兰。荷兰利用荷—印(尼)联盟主导者的身份,企图在保留与台湾当局外交关系以及不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情况下,以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建交作为荷中建交的交换条件,并以此保持在华各类利益,但此举为中方所拒。荷兰不得已放弃对台湾当局的外交承认,由此台湾当局撤销驻印度尼西亚外交机构。在印度尼西亚方面,尽管美国施加了外交压力,但苏加诺总统仍采取了平衡外交政策,而中方也获得苏联对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建交的支持。在两国的努力下,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于1950年4月13日建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