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技术、日常生活及民俗学研究思考

民俗学的发生、发展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密不可分。然而,对民俗学学科研究对象及研究范畴的考察却表明,现代技术这一民众日常生活的实然存在,一直被隔离于"遗留物"研究,乃至20世纪90年代民俗学研究范式转换之后的"日常生活"与"生活世界"研究之外。定位于现代日常生活研究的当代民俗学,应当将现代技术归其本位,做一种含纳现代技术的日常生活研究。民俗志是民俗学研究的"看家本事",对民俗志研究者、被研究文化主体、田野调查及文本呈现的讨论,可以为含纳现代技术的日常生活研究带来一些可能的切入点。     

传统·相似·差异——中国民俗学会三十周年纪念

为学科合法性证明与辩护似乎是民俗学从学科伊始就萦绕学者心头甚至至今挥之不去的魔障,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学者始终在探求不同的答案.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民俗学的创始是整个现代性话语实践的一部分,其民与俗的界定与辨析为现代性构建中的"传统"提供了群体和文化的可感性事实.民俗被构建为现代性的他者,民俗学作为学科的地位始终岌岌可危也是理所当然.如果说一百多年的民俗学研究史中有些不断变奏显现的主题,那么对人类文化相似性与变异性的关注是其中之一.     

人性自由实践的互为启蒙及其中国语境CSSCI

中国当代理论民俗学在高丙中、吕微、户晓辉、刘晓春等学者的努力下,民俗学作为现代学科的现代性特征日益明晰,并向人的自由发展的维度推进.与"五四"新文化时期的民俗学研究相比,当时还主要侧重在民间文学及文化民主性层面,而二十一世纪的民俗学则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公民文化相结合,极大地拓展了学科发展空间,也丰富了我们对民俗学的学科想象. 中国民俗学自产生之初就与民主理念息息相关.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民众很难清晰地表达自己,他们总是被别人表达.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双重语境下产生的中国民俗学,其潜在的现代学科理念就是强调民主理念在文化场域的实践,或者说民俗学致力于文化场域中对精英文化霸权的反抗,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启蒙以及与民众的互动过程.     

传统·相似·差异——中国民俗学会三十周年纪念CSSCI

为学科合法性证明与辩护似乎是民俗学从学科伊始就萦绕学者心头甚至至今挥之不去的魔障,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学者始终在探求不同的答案.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民俗学的创始是整个现代性话语实践的一部分,其民与俗的界定与辨析为现代性构建中的"传统"提供了群体和文化的可感性事实.民俗被构建为现代性的他者,民俗学作为学科的地位始终岌岌可危也是理所当然.如果说一百多年的民俗学研究史中有些不断变奏显现的主题,那么对人类文化相似性与变异性的关注是其中之一.     

人性自由实践的互为启蒙及其中国语境

中国当代理论民俗学在高丙中、吕微、户晓辉、刘晓春等学者的努力下,民俗学作为现代学科的现代性特征日益明晰,并向人的自由发展的维度推进.与"五四"新文化时期的民俗学研究相比,当时还主要侧重在民间文学及文化民主性层面,而二十一世纪的民俗学则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公民文化相结合,极大地拓展了学科发展空间,也丰富了我们对民俗学的学科想象. 中国民俗学自产生之初就与民主理念息息相关.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民众很难清晰地表达自己,他们总是被别人表达.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双重语境下产生的中国民俗学,其潜在的现代学科理念就是强调民主理念在文化场域的实践,或者说民俗学致力于文化场域中对精英文化霸权的反抗,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启蒙以及与民众的互动过程.     

读《济南城市民俗》

现代民俗学就其研究对象而言,曾经历过两次最重要的嬗变.最初,是以民俗学创始人英国的汤姆斯为代表的"古文化残存物说";尔后德国、日本的学者将"民"扩大到"未受到近代文明洗礼的庶民"(日本·后藤兴善<民俗学入门>),将"俗"拓展为寄寓着"国民的理念"(德国·黎尔)的活世态生活相,因而他们的研究仍局限在农民、渔民身上;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邓迪斯指出"城市居民不算民众,因而城市居民也不可能有民俗"的传统观念是荒谬的,在诸多学者的倡导下,民俗学遂逐渐由"乡民学"转到"人民学"上来.我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敏锐地抓住了国际学界这一新动向,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大会上就曾说过:"这一次到上海,我就对上海的同志说,应该研究它的都市文化,上海由于百年来帝国主义的深入进来,它同农村的文化不一样,同中国固有的资本主义进来以前的文化也不一样,这就值得研究."我国的第一本都市民俗专著却是30年后的今天,才由几位山东民俗学者联袂推出.手捧这本<济南城市民俗>,自然不胜欣喜.     

中国民俗的历史分期

至迟从西周起,就有"輶轩之使"的采风活动,从而拉开了民俗调查与研究的序幕.不过,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直到1846年才确立.是年8月22日,一个叫威廉·汤姆斯(Willian Thoms)的英国人在<雅典娜神庙>杂志上发表一篇文字,提议以"民俗"(Folklore)一词来代替当时流行的"大众古习"(Popular Antiquities).     

在“民间”看见“公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实践民俗学进路

一、引言:"实践民俗学"与学科历史性 尽管中国关于"民俗"的自觉从周代《诗经》成书时期就已初见端倪,然而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却是不折不扣的一门新兴学科.①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恢复的"新时期中国民俗学"②在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呈现出曲折迅猛的发展势头.有学者评价说"人文社会科学整体的发展过程与所处的国家政治变化和社会、经济秩序变革的过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那么,中国民俗学就是突出体现这种关联的学科."③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所引发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剧变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民俗学在学科恢复之初就遭遇了最为复杂突兀的学科合法性危机与挑战.到本世纪初,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代表的民俗复兴背景下,中国民俗学又获得了充分参与民族国家与社会公共生活建构的机会,逐渐从社会科学的边缘向学术中心迈进.从危机到转机,从边缘到中心,作为一门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科学,恐怕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俗学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走出这样跌宕的发展轨迹.     

民俗学与历史学的对话——日本神奈川大学“综合资料学”的探索

日本民俗学研究重镇神奈川大学的学科建制中,并没有"民俗学",而是名为"历史民俗资料学"的研究生课程及学位设置。这一略显奇特的名称背后,既反映了民俗学研究与资料的关系、民俗学与史学的关系在日本的历史发展,也有着从资料角度奠定文化研究之基础的构想与期待。对此加以梳理,不但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在此方面的经验,同时对于思考中国民俗学乃至人文社会研究今后的发展路径,也不无裨益。     

浪漫主义传统与中国民俗学者的责任——评周星主编《国家与民俗》

民俗学者习惯于把"民间"定位于下层民众,从而把民俗与国家政治完全割离开来。事实上国家和民间之间的关系并非绝对对立,而是紧密相连,民俗学者在其中恰好可以起到沟通二者的作用。中国民俗学在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并未像德国等欧洲国家那样建立起一种可称之为浪漫主义的传统。目前应国家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之需,正有必要重拾和发展这一传统,让民俗研究能更好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现代国家的文化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