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中国早期外交近代化的延误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是中国最初步入国际政治舞台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中英两国在外交上的接触与冲突,是处于社会转轨关键时期的清政府遇到来自西方近代外交体制的首次冲击.然而,封闭的外交体制和自我陶醉的文化心态使清政府既无法体察中英两国国势的急剧变迁,又不能对西方近代外交体制的严峻挑战作出敏锐的反应.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不仅标志着天朝传统外交政策的结束,而且定下了近代中国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制度的外交格局;清朝落后的外交机制以及险恶的国际环境严重地阻滞着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进程.     

晚清时期外交的近代化及其思考

面对西方的侵略,晚清政府被迫开始调整外交体制,由于此时社会思想发生了裂变,在全社会逐步形成了思想认识上的二元化结构,这在思想层面上决定了晚清七十年外交的基本走向。由于晚清政府外交指导思想的不成熟和外交运作体制上的不健全,导致其外交政策及其实践总体是失败的,这对整个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产生了较大影响。     

《蒲安臣条约》历史成因考

1868年清政府与美国签订《蒲安臣条约》。清政府启用外国人蒲安臣担任对外使团领袖,是一种外交创举和追求变革的体现。美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促成了这个较为平等的条约。内外交困的清政府意图扭转不利的外交局面,学习先进西方科学技术增强国力,抵御外敌势力扩张。这种愿望促成了《蒲安臣条约》。蒲安臣本人对中国的了解和认真执行外交任务的精神也促进了条约的顺利签署。外交政策实则体现了国力兴衰。     

“照会”与中国外交文书近代范式的初构

在乾隆年间清政府逐步形成了外交文书的“天朝体制”。此项体制长期受到来华西人的挑战。鸦片战争后 ,英国等列强以武力和不平等条约为手段“解决”了这一问题 ,“照会”等近代外交公文范式初步形成。西方外交和文书体制对中国外交文书体制的硬性干预和强制替代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价值体系在中国的强力移植过程。     

琉球事件中的中国社会关于宗藩体制的舆论--以《申报》为主要考察对象

在琉球事件当中宗藩体制正面临着崩溃 ,中国社会舆论如何看待这一事件 ?在不同阶段 ,舆论先是要求清政府与日本争琉 ,继而要求清政府舍琉 ,最后要求清政府为琉存祀 ,而所“争”、所“舍”、所“存”的都是中国对于琉球的宗主权 ,而不是像日本那样对琉球的领有权提出要求。中国社会外交观念落后于国际现实 ,外交自然只能处于被动。     

1855-1858年中俄塔城事件之交涉

19世纪50年代中俄塔城事件之交涉,折射出当时亚洲腹地国际关系格局的微妙变化,以及中国传统边疆观念、外交体制和驭外策略在近代国际形势下的初步遭遇。俄国人积极适应世界形势的变迁,竭力突破既有的俄中外交体制;清政府则以静止的眼光来看待国际关系,试图以不变的旧体制来规制不断变化的新形势,并一厢情愿地希望对手亦按自己的逻辑行事,结果反而使自己陷于被动境地。     

中华民国早期(1912-1928)的外交立法述论

辛亥革命后成立的中华民国,虽然在对外关系方面不得不接受晚清政府的外交遗产,但是,其以外交立法为动力,加强外交的制度化建设的做法却促使中华民国的外交发生了新变化:全面界定了最高外交权力的分配模式,建立起了外交权力相互制约的外交最高权力的制衡机制;全面规定了外交部、外交总长及外交官、领事官的职责范围,构建起以外交部和外交总长为中枢的外交运作机制和以培养、选拔高素质外交官、领事官为核心的外交官员的养成制度。     

美国人“挂帅”的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外关系的变化和清政府内部发展的客观要求，遣使出洋已成为必须。于是1868年清政府向海外派遣了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由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为首的代表团访问欧美，故称作蒲安臣使团。此事既表现了清政府外交浓厚的半殖民地色彩，也标志着清政府外交终于跨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乾隆朝西藏体制变革——以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为中心

清代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事件是影响西藏的标志性事件.这一事件促使清政府对西藏的政策进行了较大调整,提升并维护了达赖喇嘛的政教地位,加强了驻藏大臣的权力,并建立了此后二百年相沿不替的噶厦政府.这是清政府对西藏的再一次体制变革和制度安排.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第一次政治大借款的意图与困境

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为履行《马关条约》先后三次向列强大借外债。其中第一次政治大借款——俄法借款是清政府为回应俄国策动共同对日干涉的外交举动。俄法借款间接体现了战后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即平衡列强在华利益矛盾。由于对时局的误判,清政府的外交表现出极度的摇摆性,并且自身权益遭到严重损害。     

清末新政时期中国使节制度变革述论

使节制度是近代外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使节制度产生于总理衙门时期。清末新政十年间,清政府通过严格出使大臣的选用标准,统筹使馆随员的使用,实现使馆定员定岗,控制出使经费的使用,健全使馆武官制度,重申中国接受及派遣使领的合法权利,对中国近代使节制度进行了变革与完善。这一时期的变革围绕集权、高效展开,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使节制度的近代化。     

清末新政时期中国使节制度变革述论

使节制度是近代外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使节制度产生于总理衙门时期。清末新政十年间,清政府通过严格出使大臣的选用标准,统筹使馆随员的使用,实现使馆定员定岗,控制出使经费的使用,健全使馆武官制度,重申中国接受及派遣使领的合法权利,对中国近代使节制度进行了变革与完善。这一时期的变革围绕集权、高效展开,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使节制度的近代化。     

晚清政府与罗马教廷的外交历程

1881-1892年,以李鸿章为主的清政府官员,一致主张联络罗马教廷,废除法国保教权,稳定中国基督教局势。总理衙门采纳这种主张,并努力将其付诸实践,却由于法国政府的干扰而未能成功。1892年后,清政府官员对联络罗马教廷的主张发生分化。陈其璋等人建议继续实践,而薛福成等人则认为不能将解决中国教案问题的希望寄托于罗马教廷,主张另辟蹊径。总理衙门的意见与薛福成等人相似,自1896年后放弃与罗马教廷建交通使的计划。19021906年,吕海寰等官员发起建议联络罗马教廷的新高潮,但清政府未予采纳。     

保护“弃民”:日俄战争时期清政府海参崴护侨活动研究

日俄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对海参崴地区华侨积极实行了外交保护、战后救助、损失索赔等有效护侨措施。再一次印证了从同治末年开始实施保护海外侨民政策以来,清政府对华侨态度的转变以及侨务政策的变化。从弃侨到护侨,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而从单纯保护华侨安全到利用国际法向强权索偿损失,则又是一大进步。日俄战争时期清政府的海参崴护侨活动,无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老中国从闭关锁国到走向世界的一段重要转型历程。     

《清季外交史料》的成书历程及其价值、特色

《清季外交史料》由王彦威、王亮父子辑编,该书出版,使晚清外交的官方档案文献得以合成完璧。其成书,耗时近半个世纪,王氏父子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其内容主要为光绪、宣统两朝各种外交事件,另涉及相关的重要内政。其中尤为重视约章,扣住晚清外交最重要环节,反映了中外条约关系的变化和时代需要。所辑文件为官方档籍,不仅对当时外交起了资鉴作用,且对研究晚清中外关系史具有极高的文献史料价值。编纂体例上,既承袭了传统体裁,又有新创,增加了新的表述形式。作为一部史料汇编,该书亦有时代的局限,存在种种不足和不当之处。     

中国近代的外交与外交礼仪

19世纪70年代,清廷各级外交人员出国后,认知、认同、接受了西方国家的外交观念及其礼仪惯例,并开始了逐渐与其接轨的近代化进程,但同时也出现一些礼仪对接中的错位现象.出于外交的需要,清廷初步确定了清国的国旗、国歌.这一时期清廷外交理念及外交活动的变化是巨大而深刻的,功不可没.但中国在政治上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惨重的,其教训也同样是不可忘记的.     

清末僧教育会与寺院兴学的兴起

20世纪初年,面对来自官绅双方的提拨庙产兴学运动之强大压力,在先后谋求藉信徒之力消极抵制和借助外来势力的庇护均告失败之后,佛界一部分寺僧开始自办学堂和组织教育团体来推进佛教教育.与此同时,为了避免来华日本佛界寺僧所带来的外交纠纷,作为官方的晚清学部于1906年颁布了教育会章程规范僧教育团体,从而建立起了僧界之间以及僧界、士绅阶层与官方之间的联络机制.虽然僧教育会当时影响不大,但它促进了近代佛教教育团体与佛教教育的发展,为民国以后的佛教复兴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试论中国跪拜礼仪的废除

跪拜礼是封建社会中尊卑贵贱等级制的重要礼仪表现形式。 1873年外国使臣以鞠躬或作揖礼觐见同治帝的事实 ,如同一个强有力的楔子 ,严重动摇了传统跪拜礼仪的权威与根基 ;西方国家礼制、礼仪书籍的传入 ,清廷出使官员对外国政治与外交礼仪的感知 ,均使国人对跪拜礼仪进行深刻的反思 ;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但对跪拜等旧礼俗进行了猛烈抨击 ,而且身体力行 ,以握手、鞠躬代替跪拜与长揖之礼。跪拜礼已深深积淀于民族意识之中 ,因此废除跪拜礼需要借助政权的力量。 1912年 ,中华民国政府以法律的形式正式废除在中国实行了数千年之久的跪拜礼。这既是辛亥革命的结果 ,同时又是国人对中西礼制长期比较、反思后的自然选择     

清初清、日、朝鲜三国关系初探

中、日、韩三国关系历来是东亚关系史上的敏感话题,时至今日,中、日、韩关系仍然是左右着东亚地区甚至世界局势的敏感神经.而今天日本企图想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一事更加发人深省.现实需要告诉中国人研究历史上的中日关系尤其是明清时代的清日关系尤为重要,它是揭开现当代中日关系的钥匙.本文重点研究清初时期的清、日、朝鲜三国关系,对清初清、日、朝鲜三国关系的建立、变化和后滞影响进行研究,以求为我们的现实生活提供借鉴.     

清末民初酒税制度因革论

清末财政困窘,支出浩繁,政府在维持旧有税收的同时,力图开辟新的税源,并因应时势而不断变化,酒税从厘捐到烟酒税这样的变化就体现了这一发展历程。民国初创,面临的财政危机依然如故,酒税征收仍然沿习清末旧制,弊病百出。当政者对酒税制度重新设计,意欲将其纳入国家财政收支系统的正轨。对原有酒税加以改革,举办公卖制度开征公卖费,新征烟酒牌照税,构成了民国初年酒税制度的主要内容。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一努力并没有达到制度设计者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