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校初期我在华中工学院机械系工作的经历

正在武汉大学报到1953年,我于重庆大学机械系本科提前毕业。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根据当年政务院通知:为了迎接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理工科大学生提前一年毕业。在毕业分配的前一天晚上,学校召开毕业生班级全体会议,宣布每个毕业生的工作分配报到单位。当时毕业分配的口号是"听从祖国的召唤,祖国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会前没有公布有哪些工作单位,也没有征求个人意见和填报志愿,直接在会上就宣布了。宣布以后,第二天就准备出发。     

《新建设》编辑生涯拾零

1960年9月,我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工作.当年10月至11月,全学部新来的大学毕业生到京郊大兴县庞各庄挖鱼塘.劳动结束后,我被安排到<新建设>杂志当编辑.     

我有幸参与了江汉大学的初创

为什么要成立江汉大学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了,当时各行业人才奇缺,武汉市也不例外。虽然武汉名为教育大市,高校林立,但高校毕业生的分配由国家统一进行,当时湖北省每一年分配到武汉市的应届高校毕业生只有300—500名。而且这些分配来的毕业生专业比例极不协调．有的专业只有1—2名,个别专业甚至没有,大部分毕业生都是师范生。     

我的退休生活与《中国土族》

我是1965年毕业于青大师院少语系的。在那个年代里,毕业生都是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不讲任何条件,不提任何要求,只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里去,这就是上世纪60年代青年学生的一种最响亮的政治口号。我毫无怨言地服从了组织上的分配,从此,离开了人杰地灵的三川故土,离开了母校,离开了城市,踏上了去果洛草原的风雨征程。一路上翻山越岭,经过河卡大草原、温泉兵站、花石峡工委、昌麻河食宿站后,汽车又盘旋在阿尼玛卿雪山脚下的昌大公路(昌麻河———大武)上,一高一低地艰难行驶着,我们在车上不停地颠簸,受冻挨饿,加上高山反应,吃不…     

我们“七八级”的大学生活

我们年级的全称是“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七八级”,是1978年秋天入学,1982年暑假毕业的。那是一个能静下心来读书的年头,国家虽然很穷,上大学也不收取任何费用,毕业后全部分配工作;条件虽然艰苦。大家心情都很舒畅,因为十年动乱已经结束,腐败问题还没有出现,都觉得有希望有奔头。毕业30年了。回头想想。我们都很怀念那段时光。     

回忆文革中大学生毕业分配

一 　　我是1962年从石家庄考入北京铁道学院的(现在称北京交通大学),学制5年.按正常规律.应该在1967年7月毕业分配.但是1967年正是文革的高峰期,上面乱成一团,谁还管得了大学生的分配?而下面也打成一团,就是分了也没法安置.所以包括应该1966年分配的66届大学毕业生都留在学校继续闹革命了.……     

西藏文学的观察者

李佳俊身上重合了很多身份：编辑、记者、作家、文艺评论家,以及6年的从政生涯。李佳俊说其中他最看重的,一是记者,另一个是文艺评论家。 1960年,李佳俊从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工作去向“一切听从党安排”,在全校600多名毕业生的集会上,校长李广田先生——也是他最尊崇的诗人亲自宣读了每个人分配结果。     

“改革开放”给我大舞台 “中国制造”圆我工匠梦

正我来自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名工作了三十余年的零件钳工。父母都是武重人,我从小在武重长大,特别喜欢工业大生产的氛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1985年,我从武重技校毕业,分配到武重厂从事钳工工作,师从"全国劳动模范"余维明。我感到十分幸运,当时看见大家都对我投来羡慕的眼神,我就想:一定不能给     

阿里十八年

<正>扬州农校创建于1956年，位于美丽的瘦西湖畔，我在那里度过了三年的美好时光。我是扬州农校的第三届毕业生，前两届毕业生大都分配在扬州本地，到了我们这一届，突然传出要在全国范围内统分统配的风声。我有点不相信——扬州农校虽然是一所农业类省（部）级重点中专学校，但毕竟隶属于扬州市人民政府，在全省统分统配就了不得了，还在全国统分统配？     

锦屏中学教学生活琐忆

正上个世纪60年代末,我高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连云港市锦屏中学任教。那段时光不堪回首而又难以忘怀,虽说没有革命前辈那样历经战争年代血与火的严峻考验,但也饱受了一名普通党员坚守教育岗位的艰难磨练。脚踏三轮车走上工作岗位那是一个万众高歌的非常时期,我与来自省内外65名1965届外埠高校毕业生被"统配"到人才匮乏的连云港,按当时规定,学理     

我执笔起草了第一个国库券条例

我在北京出生的地方叫“小四眼井”。3岁到上海,上到小学五年级。11岁到天津,1947年从天津工商学院附中毕业,进了工商学院财政会计系。我和我爱人赵遁芬是大学同班,1951年一块儿毕业,一块儿分配到中央财政部。而且都在预算司。     

追忆父亲

1949年7月,快到放暑假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苏联呆了10年。我从专科技术学校毕业后我于是继续上学,还是回国参加工作有些犹豫。按苏联的规定,是要分配工作的。毕业前夕,我写了一个申请,要求不要分配我工作,毕业以后回     

文革期间的大学毕业生分配

1966文化革命开始,大学毕业生的分配工作也同时停止。1966年、1967年、1968年的三届毕业生都滞留学校。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有三十多岁,最小的也有二十三四岁。这么大的年龄不能参加工作,还需要家庭继续供养,成了一个社会问题。     

10年专业冷热对比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热门总失业,高端缺口大这个专业的走向是让无数人眼红的IT业,从10年前热到现在并将持续热下去,但它同时也居于近几年毕业半年后失业人数过万排行榜的前3名,成为最难就业的专业之一。根据教育部门的统计,信息技术和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数量已占全国所有理工科学生总数的1/3,几乎所有高校都开设了计算机专业。即便如此,计算机高端人才仍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因为只有名校毕业生才能拿到IT名企的入场券。     

40年前高考:废品堆里找课本

正1978年,辍学10年,只有初中文化的我鼓起勇气走进了考场。本来,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时,高考的春风就已吹绿了我这个枯死多年的学子之心。记得当时媒体公布恢复高考时是10月份,而考试于一个月后进行。靠一个月的复习考上大学对于我这个68届初中毕业生来说不是天方夜谭吗?事实上1977年考上大学的绝大多数都是66届高中毕业的精英。因此,当父亲把初中毕业生也可以参加高考的     

公安高等院校深入推进学风建设对策研究

公务员考试是公安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实现"毕业即就业"的一道关键门槛。公安高等院校既要确保警务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高,又要确保毕业生顺利就业、实现才尽其用。经过探索与实践,深入推进学风建设是公安高等院校破解上述难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保育钧 为民营经济鼓与呼

他说民营经济是推动社会改革的重要力量,但他们在社会上还属于"被忽略的大多数"地位,如果自己再不发声,他们的声音就实在过于弱小保育钧曾是一位新闻人。1966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人民日报社,自此一直工作到1996年调至全国工     

清末创业型广州西关小姐——黄玉英

我的母亲黄玉英,生于清末。1902年,她与梁焕珍一起,毕业于广州西关的夏葛女医学校,是该校的首届毕业生。当时首届毕业的仅有3人。该校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1899年在西关创办,初名广东女医学校。     

我对女书的发现与抢救

正我出生于1949年10月,与新中国同年同月。改革开放恢复了高考,我以高中毕业生的身份破格考取了第一届的硕士研究生,1978年进入武汉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专业学习。1981年毕业,分配到中南民族学院,在民族调查时发现了女书。是改革开放改变了我的人生,是改革开放让我一生与女书结缘。邂逅女书1982年,我是中南民族学院的讲师,在都庞岭山区开展民族调查时,一位高龄老太太对我说,比她上一辈的妇女会写一种     

我两次参加中国医疗队去阿尔及利亚

1961年．我从湖南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分配到武汉市第二医院外科。那时外科有三个病区,设普外、骨外、泌尿外科、胸外科。市二医院对刚毕业进院工作的医生和低年资住院医生都实行大科内轮转,分到外科的人要到各病区、外科门诊、急诊去轮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