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民间贸易述论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二十年时间里,作为近邻的中日两国经历了从隔绝、对峙到试探性接触、友好交往的历程,这其中民间贸易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民间双向贸易。两国不仅获得了中国方面需要的发展民族工业所急需的高端工业设备及钢材等工业品和日本经济重建过程中所必需的价格相对便宜的初级原料和广阔的中国市场,同时更是利用贸易这一媒介推动两国民间交往和外交关系由不正常、非正式向正常化迈进,进而在1972年实现了外交关系的建立,中日民间贸易因此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关系中的一个良好范例。其间,中日政治家在设计渐进积累式贸易进程巾所表现出来的高度智慧,可为两国寻找改善关系的突破口,扭转两国关系逆向演变的不利态势,推进中日关系重回良性互动、长久友好的道路提供必要的参考。     

日本对华友好团体的历史与现在

中日关系的基础在两国民间的友好,在中日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长河中,民间交流始终是一项重要内容。二战后,中日民间团体在民间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仅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还在贸易、体育、教育、艺术、学术、文化等领域对国家外交产生积极影响。本文聚焦于致力于中日友好、中日交流、对华援助等领域的日本民间团体,在对...     

中日友好贸易始末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中日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两国贸易只能以民间形式进行.1955年中日第三次民间贸易协定签订后,两国贸易往来渐趋频繁,至1957年,双边贸易额已达11400万美元.但日本岸信介政府上台后,对中国奉行"政治上敌视,经济上捞一把"的错误政策,致使双方关于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的谈判出现了波折.特别是1958年5月,日本政府在长崎纵容暴徒侮辱中国国旗,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中国政府被迫宣布中断对日贸易.进入60年代,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日本池田内阁对华政策的调整,周恩来总理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中日贸易三原则(即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打开了中日贸易的僵局.友好贸易就是在该原则指导下最直接的成果.所谓"友好贸易",是指所有愿意发展对华贸易的日本商社必须对新中国持友好态度,只有经过有关部门认定的日本友好商社才能同中国外贸部门开展贸易往来.     

中日政治经贸关系现状论析

一、中日政治关系曲折发展 　　纵观中日交往的历史,交织着友好的往来和恶意的战争.1972年,我国与日本建交,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我国放弃战争赔偿和日本对我国提供经济援助奠定了两国政治关系良好发展的基础.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开始了中日最高领导层的互访.中日关系发展进入高潮. 　　……     

六十年代中日民间贸易述略

60年代 ,中日之间建立了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两条民间贸易渠道。友好贸易 ,是中方出于中日友好的诚意 ,与承认政治三原则、主张中日友好的日本企业的贸易 ;备忘录贸易 ,是中日之间以备忘录的形式发展起来的贸易。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推动了 6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有力地促进了中日关系的早日正常化 ,在中日关系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历史时刻

正1979年1月1曰,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当日,邓小平致电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热烈祝贺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出席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纳德·伍德科克为中美建交举行的招待会,并在祝酒时指出:中美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这是两国关系中的历史性事件,也是国际生活中有着诛远影响的大事。     

周恩来倡导民间交往促进中日邦交

由于日本侵华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及日本政府的敌视态度,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关系处于不相往来的状况。为了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恩来总理大力倡导“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通过中日两国的民间团体的互访往来,极大地改变了两国间的敌对状态,克服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暗礁、最终使两国恢复了邦交。详情请见《周恩来倡导民间交往促进中日邦交》一文。     

中日复交后“台湾问题”的凸显与外交对决

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涉及中日两国的历史、战略部署以及地缘冲突,更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的特殊地位,使之成为两国关系中高度敏感的突出问题。当初中国以"以民促官"、"渐进积累"的方式推动1972年中日复交进程,日本对华友好力量起到过积极作用。中日两国在解决了"台湾问题"的前提下,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宣告重建外交关系。但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出于维持对华     

中日政治经贸关系现状论析

一、中日政治关系曲折发展 纵观中日交往的历史,交织着友好的往来和恶意的战争。1972年,我国与日本建交,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我国放弃战争赔偿和日本对我国提供经济援助奠定了两国政治关系良好发展的基础。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开始了中日最高领导层的互访。中日关系发展进人高潮。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成功访问日本和日本天皇夫妇成功访华,曾把中日关系推向一个新高潮。但好景不长,此后不久,中日因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等的政治摩擦频繁发生。     

论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的友好因素

1972年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友好因素不容忽视."区别论"和人民外交路线,是中国政府对日关系的重要方针;民间外交和中日友好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正是建立在上述原则和理念之上,并使中日邦交正常化得以顺利实现.这一决策尽管存在着某些不足,但其积极意义不容否定.     

内山完造“生为中华友 殁作华中土”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我不禁思念起那些为中日人民友好和两国邦交正常化而长期奋斗、奉献终身的日本友人们,人们把他们尊称为中日友好的“掘井人”或“先驱者”,内山完造先生就是最受敬佩的一位。自1913年到1959年的46年问,他由衷地热爱中国,始终同中国人民和中国进步人士同甘共苦、相依为命,为日中人民的和平友好、日中文化交流事业和日中关系正常化献出了全部心血,作出了非凡贡献,直到他逝世时还要求把遗骨安葬在他热爱的“第二故乡”中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研究之泰国文化研究综述

泰国与中国在地理上是近邻关系,有着近2000年的友好交往历史。1975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泰王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揭开了中泰关系的新篇章。中泰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旅游等各个领域频繁交流,相互促动和发展。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中,泰国作为不可或缺的国家,占有着重要地位。因此,对泰国文化的研究将成为"一带一路"文化研究的重要一环。     

日本组的功绩和遗产——读王雪萍编著《战后日中关系与廖承志——中国的知日派和对日政策》

正一、日中两国的特殊关系1992年,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日本综合评论杂志的论坛上回顾了关于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过程及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意义。几乎所有的综合杂志都刊登了为日中友好关系打下基础,包括民间人士在内的"挖井人"的证词。当时,中方的重要证人为孙平化。孙平化是自20世纪50年代初就负责中国对日工作的廖承志的部下,曾担任LT贸易廖承志办事处东京联络事务处首席代表,又在邦交正常化前夕赴日,成功促成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访华。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后,他还长期担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职务。孙以轻松诙谐的语气回忆了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前双方的频繁往来:     

从日本外务省解密档案看中日关系发展中的“求同存异”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制定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对日政策,旨在通过发展中日民间外交促使日本政府改变敌视中国的态度,建立两国正常的外交关系。中日民间外交在20世纪70年代初达到了准官方水平,为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无论是与日本在野党党首的会谈中,还是与田中首相等日本政府官员的正式谈判中,始终坚持求大同、存小异,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不拘泥于一般的惯例,在领土主权、国家利益、战争认识等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妥协,对于一些具体问题又尽可能照顾日本的国情、体谅日本政府的困难,实现了亚洲两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友好。     

一位日本集邮家的中国情缘——忆水原明窗先生

在纪念中国和日本邦交正常化35周年之际,作为一名集邮爱好者,我不由得回忆起曾为增进中日两国集邮界人士的交往,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做出过贡献的日本著名集邮家水原明窗先生。不幸的是,他已经离开我们14年了,但他对我国人民,尤其是对我国集邮界朋友的友好情谊,却永驻人间。     

1970-1972年中英建交谈判与“台湾地位未定论”的破产CSSCI

英国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但建立中英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谈判直到1970年才取得显著进展。史料表明,英国政府对美国态度的顾虑、在谈判中采取的刻意拖延和文本设陷策略、在台湾问题上的长期两面政策,导致了中英建交谈判的曲折多变。在重启建交谈判后将近两年的谈判过程中,中国最终使英国接受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省的立场,两国于1972年3月13日实现了外交关系的正常化,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也最终宣告破产。     

松村谦三—中日备忘录贸易的奠基人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而中日邦交正常化是来之不易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和人民一直希望早日实现中日两国的邦交正常化。中国政府为此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原则和政策,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日本人民基于日中两国人民悠久的传统友谊,也发起民间往来,以“以民促官”的形式开展日中友好活动。但由于日本多届内阁执行追随美     

中日邦交正常化与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政策

从岸信介内阁到佐藤荣作内阁时期,日本的东南亚政策出发点带有明显的遏制中国的意图。1972年,中国和日本赶超中美关系缓和的步伐,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东南亚国家对此事高度关注,在欢迎中日恢复邦交的同时,担心两国结成同盟及日本的经济援助流向中国。针对此种情况,日本适时给予安抚,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并表明没有更改对东南亚的友好政策,将继续扩大对它们的经济援助。日本的安抚、日本与东南亚的紧密经济关系、中日邦交正常化与美日安保关系共存的实现、东西方关系缓和的大趋势,共同削弱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对日本与东南亚关系的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此事对日本的东南亚政策毫无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改变了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出发点,令日本的政策不再明显带有遏制中国的意图,还在政治、经济领域重塑了日本外交的外部环境与内部动力,对日本的东南亚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认知、政策与互动:战后中日安全关系研究》发行

正孟晓旭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44.5万字,58元该书以安全认知、安全政策、安全互动为主线,将战后中日安全关系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一是从抗战胜利到《旧金山和约》签订,中国试图参与将日本改造成一个民主和平国家的进程,而日本依附美国的安全保护,逐渐偏离了中国对战后日本的安全设计。二是从旧金山体制建立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两国在接触和交流中,围绕"两个中国"和恢复外交关系展开了较量、博弈与合作。三是从中日复交至苏东剧     

二十一世纪的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有着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的30年间,发展是主流.从文化渊源上,日本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受益国.然而,文化上的诸多貌似相同的因素,孕育了本质上的诸多不同之处,成为两国间产生摩擦的文化原因.二十一世纪的中日关系,定会坚定不移地向前发展.但是,一波三折地前行,似乎是中日关系发展的一种宿命.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只要日本正视并反省侵略战争的历史,以真诚的态度友好相处,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前景是无限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