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湖熟文化正名、分期及其他

一、湖熟文化正名研究湖熟火化,不能不涉及到土墩墓.1954年丹徒大港烟墩山一古墓中出土了著名的《宜侯矢簋》,多数学者主张《矢簋》为西周康王时器,已故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首先指出,宜候矢可能就是太伯、仲雍之后的周章.1985年李学勤先生发表了《宜侯矢簋与吴国》的大作,支持并补充论证了唐兰先生的主张,已为多数学者所接受.因此,倘若《史记》所载太伯、仲雍奔吴的传说尚可存疑的话,那么,把周章君吴视为     

试论点将台文化

点将台文化是以江宁县点将台遗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一、点将台文化的发现和分布范围点将台文化遗存,最早发现于1956年发掘的南京安怀村遗址,其后在南京太岗寺遗址亦有发现,但囿于当时的认识,大多归入了湖熟文化的范畴.1973年发掘了江宁县点将台遗址.遗址分为上、中、下三个文化层,中文化层属早期湖熟文化,下文化层属于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即点将台文化.这是第一次从考古地层学上对点将台文化遗存与湖熟文化遗存进行划分,由于早期湖熟文化地层叠压在点将台文化地层之上,从而证实了点将台文化在时代上早于湖熟文化.     

吴国王陵区初探

史载江南吴国是商代末年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奔荆蛮,与地方土著民族相结合,建立起来的“勾吴”国家.40年来的江南地区考古学材料,完全证实文献记载的可靠性.而大量地下出土文物又标志着江南的宁镇一带为吴文化的发源地和吴国最初立国处,近年考古界不少同志发表文章,对此作过专门论证,此不赘述.1954年,在丹徙大港烟墩山发现宜侯矢墓,对《宜侯矢簋》铭文中“宜”的地望,我国已故杰出考古学家郭沫若、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等均认为在丹徒附     

关于湖熟文化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湖熟文化是宁镇地区青铜文化的代表.地层叠压关系及其陶器排比结果表明,该文化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的绝对年代经C~(14)测定为1540±90B.C.,约相当于商代中期;晚期的绝对年代为1195±105B.C.,约相当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关于湖熟文化的性质.绝大多数同志认为湖熟文化晚期就是吴文化,而它的早期则是吴文化的前躯,按考古学界的习惯称法,可名之为“先吴文化”.     

略论西周时期吴国青铜器

江苏和安徽二省长江沿岸及其以南地区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属吴国范围.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商周时期文化遗存.学术界将这些古文化遗存称之为湖熟文化和土墩墓.科学研究结果表明.带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湖熟文化和土墩墓即为吴文化遗存.在苏皖南部所发现的土墩墓中,一些规模较大规格较高的墓往往出土有成套的青铜礼器.为人们认识这一地区鲜为人知的青铜文明提供了珍贵资料,(图一、二、三).     

关于《宜侯矢簋》铭文的几点看法

《宜侯矢簋》自1954年6月在江苏省丹徒县大港烟墩山出土以来,已有不少学者对其铭文作了很好的研究.但仁智互见.结论不尽相同.由此影响到问题的彻底解决.如果铭文能确定该器是吴器的话.则“西周初期周人的势力范围已达及东南”.丹徒“自然也是西周在长江以南的一个重要的统治据点”了.由于同慕所出的一批带有本地文化色彩的青铜器,其铸造年代正当湖熟文化前期发达的时代,因而深入研究该器铭文,对探讨周文化与湖熟文化的关系,无疑将有很大的帮助.     

简论湖熟文化的多元性

任何考古学文化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自身封闭的、与外界绝缘的孤立系统.湖熟文化所反映出来的器物特征,既有对自身先行文化的变革与继承,又有对同时期周围其他文化的借鉴、吸收和融合,这就决定了湖熟文化的多元性.首先,湖熟文化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其分布正处于大江南北的交通要冲地带,也可以说是考古学文化的“漩涡地带”.其地理位置的独特和同外界相对独立的状况,既能表现出湖熟文化的土著性质,同时又体现出诸多文化因素的影响.湖熟文化的东南面受到良渚文化及南     

关于“湖熟文化”的三点看法

这次来参加“湖熟文化命名30周年学术讨论会”,收获很多.看了“湖熟文化”的遗址,也看了“湖熟文化’的很多标本,会上还听了许多同志很好的意见,对我自己来说都还没有很好的消化,所以,大会要我讲讲,我就讲一些很粗浅的意见吧.我想讲三点看法.第一点, “湖熟文化”作为商周时期江南地区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是有它自已的很特殊的方面的.我自己在关中地区做西周的考古工作,因此对西周时期的实物标本接触得多一点.关中是周人的本土文化,把关中地区西周时期的考古学     

论湖熟文化分期

考古学上属于青铜时代的湖熟文化,是因其50年代初叶,首先在江宁县湖熟镇附近发掘了前岗、老鼠墩等遗址之后,于1959年正式命名的.1957年前后.南京博物院的考古工作者曾在宁镇山脉和秦淮河流域,对湖熟文化遗址进行了一次普查.共发现该类遗址159座;之后,在宁镇     

湖熟文化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因为这次会是“湖熟文化”命名30周年的一个学术讨论会,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湖熟文化”的名称?我完全同意王世民先生的意见,应该历史地对待它.1959年曾昭燏先生和尹焕章先生能够提出“湖熟文化”的命名,这是有学术胆量和气魄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关于青铜文化我们知道得更多的只是中原的殷墟,南方是一片抹黑,什么都不知道,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50年代     

试论大连大嘴子遗址第三期文化陶簋

本文首先概述了大嘴子遗址第三期文化以及双砣子、大砣子遗址等同类考古学文化发现的陶簋.在此基础上,从陶簋的保存状况、形制、成套出现的礼仪特征等方面,与河南孟津妯娌遗址出土的礼器——铙形器进行对比研究,认为陶簋是大嘴子遗址第三期文化仅见的陶礼器——专用祭器.     

对“湖熟文化”几个问题的再认识

一、“湖熟文化”的源流“湖熟文化”的来源.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去探索.(一)“湖熟文化”是一种地方性土著文化,它起源于本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据现今所得资料,“湖熟义化”遗址的文化堆积可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直接叠压在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之上,如北阴阳营、太岗寺、江宁咎庙.点将台.句容城头山丹徒高资团山以及丹阳王家山等.这类遗址一般都分作上、中、下三个文化层.下层为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上层分别为“湖     

考古学文化定义的哲学与逻辑思考

近年来,随着考古学本身和与其相关学科的发展进步,一些考古学家对考古学文化的概念提出修正.谢仲礼在《东南文化》1990年1.2期发表了一篇题为《考古学文化新界说》(以下简称《新界说》) 的文章.提出传统的考古学文化概念只涉及物质文化,而忽视非物质文化.但“物质文化只能是考古学研究的起点”,这与考古学研究的目的不大相符.于是他认为:“考古学文化是指在考古发掘和研究中发现之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同一地域内,属于某个人类群体的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方特征的古代文化遗存.它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反映在物质文化上的非物质文化.”然而,无论是传统观点将考古遗存与物质文化等同.还是《新界说》认为物质文化是考古学     

吴王余昩墓的发现及其意义

吴王余昧墓的发现,是江苏近年来考古工作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本文拟据此并结合大港至谏壁一带的两周墓葬,对吴国史上几个重要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一、宜侯矢簋之宜与丹徒宜侯矢簋,1954年在丹徒县北山之东的烟墩山出土,其铭长120余字,(?)(以下用△代)字凡五见.①历年来专家学者对此字多有考证,郭沫若、唐兰、陈梦家、黄盛璋、刘启益等皆释“宜”.其地望或说在今丹徒附近;②或说在东南地区;③或说为国名;④并有人认为其地在陕西境内之散国附近;⑤或说宜即宜阳.⑥陈邦福先生释“俎”,可能是     

吴文化与中原文化关系探索

吴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总概吴国历史,我们认为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自太伯至周章为第一阶段。这个时期,吴国与中原地区绝少来往。由于吴国分布地区本是“荆蛮”所在地,偏居东南一隅,其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的商族文化、周族文化皆异,加以太伯、仲雍是为了“避季历”才奔至荆蛮地区,故其与中原地区来往甚少。第二阶     

关中西部夏代文化遗存的探索

陕西关中地区与豫西、晋南毗邻,后两地考古学文化中的二里头文化,以及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已被大多数学者认定为夏文化在不同地区的两个地方类型。关中东部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断断续续亦有少量与二里头文化相似的墓葬等发现,可知者有华县元君庙、南沙村,华阴横阵村,大荔赵庄,蓝田泄湖等地点,泄湖已至关中中部的西安附近。年代多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少部分或可略早。由此可以说明关中东部存在着夏文化遗存,绝无可疑。     

湖熟文化族属研究

湖熟文化遗存遍布长江南北,时间跨度在十几个世纪之上,而且历经了从原始社会向文明时代迈进的巨大变革,其本身的文化面貌相当丰富和复杂.再加上湖熟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又处于考古学上的漩涡地带,北方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商周文化、岳石文化.南方的几何印纹陶文化;东部的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西部的薛家岗文化、楚文化等在此交汇撞击,更使得湖熟文化异彩纷呈、光怪陆离.从而也就增加了人     

湖熟文化与土墩墓关系试析

近年来,在南京高淳、溧水,镇江句容、丹徒等地发现、发掘了大量的土墩墓遗存,对其研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从其分布范围及文化内涵等方面分析,它和湖熟文化之间存在着极紧密的联系,本文试对它们的关系做一分析.湖熟文化遗址和土墩墓在外观上具有相当的一致性.湖熟文化遗址绝大多数是一些高出地面的“台形”遗址,平而形状一般有长条形、椭圆形、圆形等多种,呈馒首状或漫坡状,四周傍以土岗、河流.遗址高出地面2—3米不等.在此类遗址的周围,往往有许多大小不一的封土堆存在,形状以馒首状居多,底直径20米左右,高者     

五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与古代文明研究

众所公认,考古学是新中国发展最迅速、成绩最昭著的学科之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是在20年代。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考古工作虽有很重要的收获,但范围和规模尚属有限。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考古学繁荣昌盛,全国各地不断有重大发现,为举世所瞩目,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考古学一开始就以与历史研究密切结合为其特色。王国维倡导“二重证据法”的“古史新证”,李济提出以考古学为中心的“古史重建”,都表明了这一点。五十年来,考古学的丰富发现已经在非常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心目中古史的面貌,特别是对于…     

论商周之际的乳钉夔纹盆形簋——关中地区先周时期铜器群探索之三

乳钉夔纹盆形簋主要出土于关中地区,是探索先周文化铜器群的重要研究对象。根据乳钉、夔纹特征及其组合关系可判断乳钉夔纹盆形簋的年代上限为殷墟文化第四期。根据纹饰特征可将关中地区商周之际的乳钉夔纹盆形簋分为三式,Ⅰ式的年代上限相当于殷墟文化第四期早段,Ⅱ式的年代跨先周晚期至西周初年,Ⅲ式的年代为西周早期。Ⅱ式簋主要出自关中地区商周之际的中小型墓葬,其背后反映的是关中地区在先周晚期的社会复杂化,中小贵族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为西土集团的崛起奠定了重要的礼制基础。乳钉夔纹圆鼎也是探索先周文化铜器群的重要对象,与乳钉夔纹盆形簋的关系密切,两者以一鼎一簋方式构成的随葬铜器组合有可能早至先周晚期。随着西土集团的东进灭商,乳钉夔纹盆形簋和乳钉夔纹圆鼎在东方地区的出现已晚至西周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