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光绪年间广东首县的日常公务——从南海知县日记所见

本文引用的主要资料是同治、光绪年间曾任南海知县的杜凤治的日记。杜凤治除了执行一般州县官的公务之外,还是直接管辖省城的行政长官（广东省城分属南海、番禺两县管辖）。从日记记载我们可以了解清朝后期地方政府对省会城市的管理体制以及城市社会生活的很多细节。杜凤治被总督委派参与了大量“洋务”活动,日记记载了当时广东中外交涉的一些情况。此外,杜凤治作为首县知县,经常直接向督、抚、藩、臬报告,与各级上司讨论公务,参与官员任免等事务,实际上成为广东省高级官员的重要助手。日记对杜凤治与各级官员公私交往的记录,揭示了晚清地方行政机构的具体运作以及晚清官场的各种规则与人际关系。     

考古门内的人生站点——读《夏鼐日记》之二

本文以《夏鼐日记》为文本依据,围绕夏鼐先生在从事考古学研究半个世纪中走过的不同地点,交往的不同人物,梳理了夏先生在考古学门内的人生轨迹,旨在理解生于忧患的有良知的一代知识分子"学术建国"的理想。     

林则徐的《传牌稿》

正我在参观林则徐纪念馆时,引起我特别注意的不是那些回廊阁楼、假山鱼池和衣着、奏章,却是陈列在一个角落的橱柜里的一篇《传牌稿》。是不是林则徐亲笔书写,不敢断定;是林则徐亲自起草,却是可以确定无疑。《传牌稿》,用现今的话说就是通知或通告。那年代没有电话、电报,下个通知就要派人传送。这《传牌稿》文字不长,也只400字;事情也不大,不过是说我要路过你那个地方。《传牌稿》的全名叫《本部堂奉旨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传牌稿》。"本部堂"是林则徐自指,"海口事件"指在广东海口因输入鸦片发生的中英冲突。这事发生在1838年,亦即清道光十八     

谈“虚己”——读《清代学术概论》所得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讲到治学方法时提出＂虚己＂一说。但是,现在的历史研究总是不经意用自己的先入之见对历史事件做出评论。对人物的评价是这样比如梁启超的评价问题,对历史事件的研究也是这样比如鸦片战争的结局问题。在历史研究中只有做到＂虚己＂才能不蒙蔽自己也不蒙蔽他人。     

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奏鸣——读《夏鼐日记》之三

夏鼐先生成长于一个提倡以科学和实业救国的时代,科学救国的志向激励着年轻的夏先生远渡重洋。海外求学的经历使夏先生系统学习了西方的科学和文化,培养和具备了世界性的胸襟和视野。但中国从民族危亡走向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强的艰难历程,又使夏先生的思想意识中带有民族性的维度。世界性与民族性贯穿在夏先生一生的学术追求和学术活动中,彼此交织。     

《拉贝日记》是“无根的编造”么？——对《真相·南京事件——检证拉贝日记》的检证

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中国遭受的最为惨烈的一场劫难,和奥斯威辛的屠杀一样,它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劫难之一.可在加害国日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受到公然的抹杀("虚构派")和佯奉实违的淡化(所谓"中间派"、"客观派").以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名世的<拉贝日记>日文版甫一出版,就受到了百般的周纳.在最近一轮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论辩"中,亩本正己的<真相·南京事件--检证拉贝日记>是较具代表性的一种.亩本认为,经过他的"客观"检证,不仅证明<拉贝日记>所记日军的暴行是"无根的编造",而且据<拉贝日记>可以证明日军实乃"无辜".然而,以实证的方法对亩本及亩本一派认可的材料予以考辨,充分证明亩本的"检证"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历史与小说的互读——读《夏鼐日记》1～3卷

当历史领域的"宏大叙事"模式渐渐被片断的、断裂的现象所取代之时,《夏鼐日记》的出版不仅为我们全方位了解这位学术大师的心路历程提供绝佳的机会,而且还能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乃至现当代历史的有益"增补"。与夏鼐先生同时代并有着相似经历的钱鐘书先生也留下了名著《围城》。本文尝试着对《夏鼐日记》前三卷和小说《围城》这两部不同的"作品"进行"互读",以期进一步理解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及那一代学人的风范。任何"作品"都无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视角",但倘若各种不同的"视角"彼此交织、互为补充,那么,关于"过去"图景的立体"拼图"就会趋于完整。     

大一统王朝地方治理研究的新探索——胡恒《边缘地带的行政治理：清代厅制再研究》评介

《边缘地带的行政治理：清代厅制再研究》一书,以清代独有的地方行政制度——厅制为研究对象,讨论其形成过程、各种制约因素以及与区域社会的互动关系,揭示了厅制是清王朝为解决“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超大规模”与“有限政府”这两对结构性矛盾,在各种“边缘地带”实施国家治理的弹性制度与空间。该书推进了清代地方治理和政治地理研究。     

《浮生六记》中“番银”记载及其史料价值

我国自唐代开始,贵金属白银作为货币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宋以后,白银在货币流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到明朝英宗时放松银禁,于是各种物价多用银来表示,这样中国才真正成了一个用银之国,白银才真正货币化。但直至清代前期,我国的白银始终是称重货币。由于各地白银成色不一,交易时要按照官府的标准进行折算,而各地的“平”并不一致,再加上地方官员征收赋税时以“火耗”为由勒索百姓,所以到乾隆后期及嘉庆年间外国银币（福建、广东、江苏一带称之为番银、番钱或番饼）以其规格统一、重量固定的优势开始被国人广泛接受。沈复在其《浮生六记》中的相关记载便是印证这段史实的力证之一。     

清代地方诉讼中的“客民”——以《樊山政书》为中心的考察

客民是清代地方诉讼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从《樊山政书》所载案件来看,客民在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他们上控的案件基本都以失败告终,仅在对方当事人的道德被官员否定时才会出现例外。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包括清代社会价值观对客民进行否定;官僚制度设计使得地方官员偏袒本地民众;客民的出现使得地方政府难以实现有效治理等。这种历史现象对今日社会仍具有借鉴意义。     

雷锋精神是中国梦的组成部分——读《雷锋日记背后的故事》

<正>"学习雷锋好榜样"曾是我们耳边的谆谆教诲,为什么学习雷锋,怎么学习?《雷锋日记背后的故事》为我们做出了最真实的注脚。《雷锋日记背后的故事》是研究雷锋的国家一级作家华东方的作品。他曾在雷锋生前部队领导机关做过多年的宣传工作,连续12年在雷锋班和学雷锋先进单位蹲点,熟悉培养雷锋的老红军、老八路、和雷锋一起成长的战友、雷锋辅导过的学生以及25任雷锋班班长,被誉为"雷锋活字典"。雷锋日记家喻户晓,亿万人民阅读     

从《南征日记》看雍乾之际“新疆六厅”的社会现状

云贵总督鄂尔泰在其“苗患甚于土司”这一错误判断为前提的《改土归流疏》为雍正皇帝批准后,即以铁血政策“开辟”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黔东南“苗疆”,设置“新疆六厅”。六厅苗民在官兵的无尽勒索、欺凌下,以“苗王出世”相号召,掀起雍乾时期苗民大起义。朝廷急调相邻4省官军入黔合力镇压。援黔湘军统领李椅手写之《南征日记》,纪录了此时段内所作、所见、所闻．留下其时“苗疆六厅”苗族社会诸多翔实而珍青的资料。     

《山左金石志》纂修者述论——兼对“毕沅、阮元同撰”的辨正

《山左金石志》虽题为毕沅、阮元同撰,实乃阮元及其幕友朱文藻、何元锡、武亿、段松苓和赵魏所修,毕沅仅参与了《山左金石志》编纂条例的商订以及提供自己所藏彝器、钱币、印章、拓片等金石资料而已,纂修工作由阮元组织完成.     

《山海经》中“番禺”的史学意义及其他——古粤征微之二

弁言 番禺是广州的古称,其由来长期困扰着研究岭南古史的学者们。历来有所谓人名说、族名说、二山说;又有贲隅即番禺说和非番禺说,以上诸说的依据均出自《山海经》。持人名说的学者指出二山说(此说认为是因番山、禺山而得名。)是一种附会;     

清代中越关系史研究的新成果——读孙宏年博士著《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

"华夷"秩序下的宗藩模式,是古代东方世界所遵循的一种国际制度安排.中国封建王朝凭借优越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在东亚构筑了一个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向周边呈辐射状的"华夷"体系,它以朝贡体制作为纽带,把"中心"与"外缘"之间这种君臣关系,即上下、尊卑这个不可动摇的原则制度化.周边国家向中国称臣纳贡,中国则对其进行"册封"和提供保护,行使宗主国的责任和义务.     

读《广州白云区文化志》有感——兼议区志中“文学创作”的记述

近读广州市白云区文化局文化志编纂委员会编、1993年8月出版的《广州市白云区文化志》,感触良多。此志由白云区文化局副局长、文联主席陈绍伟主编,虽是内部出版物,但条理清晰、内容丰富,是一本质量颇佳的区级文化专志。读此志后,可以了解到白云区清代及民国时期的文化概况,较全面地了解新中国时期该区文化事业的发展,而其中当代文艺创作部分的记述更可启发我们续修区志时开拓思路。     

“以复古为解放”的现实意义——读《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这部著作中,提出"以复古为解放"作为清代学术思想史发展的总趋势,并把它作为全书的指导思想和写作纲领。学术界历来对"以复古为解放"的思想褒贬不一,在时隔近九十年的今天,人们再读这部著作时,更多的应从现实意义的角度,对其进行深刻反思。     

“小题”真的可以“大做”——读《泰山石敢当》

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和社会的重视,表现出越来越高的热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某项具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许多研究领域,都出现了众多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其中有许多成果,是以具体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单元展开的。对于依托特定区域而发展起来的富有地方历史特色文化底蕴与风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界展开了多层次、多视角的研究。叶涛先生所著《泰山石敢当》（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之一,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跳跃于历史与现实间的思绪——读翁有为教授的《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研究》

翁有为教授主持的《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研究》,入选2011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面世。翁著强调地区行政管理体制具有历史延续性的特点;在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的设计与实施中,强调的是行政管理的效率与管理效能的扩展,中共与汪伪政权都采用此项地区行政层次,看中的同样是行政管理效率,意识形态的因素并不重要;此外翁著特别关注历史与现实间的关联性,把专员公署制在省县之间的上通下达作用看作是中国行政管理的必要层级。翁著提出了一些既有学术意义,也有现实价值的观点,是中国近代行政管理制度史研究领域一部高质量的力作。     

广西“一府两运河”独特现象的解读——兼论清代治边思想的新突破

横贯南北,绵延一千多公里的京杭大运河,由于其在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作用,尽人皆知,历来受到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可在西南一隅,位于广西桂林境内存在着另一番独特的“一府两运河”现象,却鲜为人关注。清代桂林府的区域面积虽不大,却分布着两条古运河。其一为开凿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的灵渠,位于府内的兴安县。其二为位于临桂县的相思埭（又称桂柳运河）,于唐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开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