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梅馆记》赏析

原文江宁(1)之龙蟠(2),苏州之邓尉(3),杭州之西溪(4),皆产梅。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5)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固(6)也。此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7)以绳(8)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9)直(10),删密,锄正,以夭梅病梅(11)为业以求钱也。     

宋代浙江的刻书业（下）

民间刻书主要指私宅、家塾刻书与书坊刻书。宋代,浙江私宅刻书不及书坊刻书之盛,但亦有几家在我国刻书史上颇具声名。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史》中提到北宋淳化年间(990-994)杭州陆氏万卷堂尝刻《史记》,宝元二年(1029),临安进士孟淇刊刻姚铉《唐粹》一百卷。     

方国瑜先生与彝族史研究

方国瑜先生是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自 1 93 4年秋开始收集资料 ,到 1 984年《彝族史稿》公开出版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方先生“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 ,在资料的搜集、整理 ,族别史研究的理论指导 ,彝族史研究的框架体系 ,彝族史上的重大问题如族源、叟人、爨部、乌蛮、南诏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为彝族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 ,方先生提出的理论体系和对重大问题的讨论 ,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上 ,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指导意义     

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晋祠铭》

李世民(599-649),祖籍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为人聪明英武,胸怀大志。隋大业十三年(617)李渊“为太原留守时,群贼蜂起,江都阻绝,太宗劝举义兵,高祖乃命太宗募兵。旬日问且一万”。建唐后,受封秦王,任尚书令。以后统兵南征北战,完成统一大业。武德九年(626),发动“玄武门之变”,取得皇位,是为唐太宗。他是我国封建王朝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不得已》、《不得已辩》、《历法不得已辨》之书名及版本

《不得已》,清杨光先(157９——1669)撰。光先,字长公,歙县(今属安徽)人,曾世袭明新安卫中所副千户。崇祯七年(1637),他因上疏弹劾首辅温体仁而遭廷仗,发配辽西。清顺治十七年(1660),先后两次上疏题参汤若望,猛烈攻击天主教和西洋历法。康熙四年(1664),借助鳌拜等四大辅臣之力,取代汤若望为钦天监副。康熙八年(1669)被撤职,“免死放归”,行至山东德州,病卒。《不得已》一书即完成于康熙四年,主要汇辑了杨氏不同时期的专、呈状等,凡     

论石门汉隶的书刻艺术

汉《石门颂》云：“至于永平,其有四年,诏书开余(斜),凿通石门。”其意是东汉明帝永平四年(61年),诏令开通褒斜道,并凿通道路所穿过的一段隧道,称之为石门。此隧道在陕西省汉中市古城之北的褒谷西侧七盘山下,南距褒谷口3、5公里,扼褒斜古道之南口。《石门颂》就镌于隧道之西壁。其北有汉永寿元年(155年)的《李君表》,其南有汉熹平二年(173年)的《杨淮、杨弼表记》,其对面即隧道东壁有北魏永平二年(509年)的《石门铭》。继此之后,各代竞相镌刻,连绵不断,     

从《淮南子》看《汉语大词典》的阙失

《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大词典》)是我国辞书史上的一座丰碑。它古今兼收,源流并重,收词三十七万五千余条,总字数约五千万。《大词典》释义之准确、书证之全面、义项之齐全、体例之完备,在迄今为止所出版的辞书中是比较突出的。但如果本着精益求精的态度来看,《大词典》也存在     

见证军事调处——记《安平事件记录本》

抗战胜利后,经国共双方重庆会谈,于1945年10月10日签定了《停战协定》,并专门成立了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以监督《停战协定》的执行。然而,《停战协定》仅仅是国民党蒋介石为准备大规模内战、单方面制约中共根据地向外扩展而设置的幛眼法,因此,在协定签订之初,国民党军队就屡屡进犯解放区,致使国共双方的边缘地带摩擦不断,而作为调停人的美方则借调处之名积极支持、帮助国民党对解放区的进攻,     

金陵杂兴

扫叶楼怀古“世事太喧嚣,人间爱山林。”我常去离家不远的清凉山公园信步漫游,而位于园中西山坡上的扫叶楼,更是我流连忘返,发思古之幽情的好去处。据史书记载,扫叶楼是明末清初的爱国画家龚贤的隐居之地。龚贤(1619～1689),字半千,号半亩,江苏昆山人,长期住南京,因而自称“钟山野老”。他的山     

解读"井"的学问--读《中国的井文化》

世间有各种各样用途和形制的井,而水井,自古以来是人们须臾无法离开的,一旦没有了水井,人们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而如今在城市里生活的人,通常吃的水是水龙头里流出来的“自来水”(实际上并非“自来”,吸取自江河之水者有之,吸取自井水者亦有之),对于他们(特别是青少年)来说,吃水的水井,大概是比较陌生的事物了。但我敢说,在我国的大部分农村里,水井却依然是人们生存的必需之物。     

《华阳国志》“人物”部类探论

晋代常璩所撰《华阳国志》(以下简称“常志”),被世人誉为“方志初祖”。该志共12卷,约11万字,记述时限上自远古,下迄晋永和3年(公元347年),其内容大体由历史、地理、人物三部分组成。此三部分中,学恒以地理之部为最精,其余各卷价值皆略逊一筹。但从编纂学角度看,当以人物部类最具特色,其资料价值也不容忽视。该志“人物”包括《先贤士女赞》、《后贤志》、     

《公羊疏》与北朝学风——兼论《公羊疏》的成书时代问题

《公羊疏》引《尚书》注解以郑玄注为主,并未引述伪《孔传》。《公羊疏》所引之《孝经》旧疏,具有宗郑玄注,据谶纬立说之特点。《公羊疏》多引述北朝《公羊》旧疏,是《公羊》学一度"大行于河北"的反映。综合上述三个方面考察,《公羊疏》反映了北朝经学尊崇汉学之学风,其成书上限不早于北魏后期宣武、孝明帝之际(公元510年前后),下限不晚于北齐末、隋初(公元580年前后),很可能为东魏、北齐间燕赵之地的经生所撰。     

也谈“玉版十三行”

子建才名冠天下,累千年而不衰,尤以一篇《洛神赋》,洋洋洒洒近千言,为历代文人所重。晋人王献之即好写曹植这篇文字,便有了草书、真书诸帖流传。北宋时内府尚存数品,唯其小楷正书已“不完”(见《宣和书谱》),仅残存“于是科焉纵体,以邀以嬉”之“嬉”字以下,至“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句“飞”字以下十三行两     

花杰及《宝砚斋诗抄》

花杰,字晓亭,又字建标,号蒨士,贵筑人,室名为“宝砚斋”(见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下册第1128页)。据推算,花氏生于乾隆四十五年(1778年),卒於道光十九年(1839年),享年61岁。嘉庆三年(1798年),19岁成举人,次年连捷为进士,入翰林院,授编修。多为顾问秘书之职。 由於是皇帝的秘书顾问,故地位极高,有内相之美称,清华之极选,但代替皇帝草拟诰令的     

钱基博方志翰墨拾零

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别号潜庐,无锡人。他是我国近代的国学大师,他博览群书,对中国的文学、史学、经学都颇有研究。一生著作甚丰,著有《经学通志》、《现代中国文学史》、《韩愈志》、《古籍举要》、《版本通义》、《骈文通义》等,被后人称之为学术经典。我作为一名     

浅谈章学诚的方志理论——纪念章学诚逝世200周年

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原名文（孚支）,浙江会稽(今属上虞市)道墟人,后卜居绍兴城内塔山下辛弄(此处今存章学诚故居)。生于清乾隆三年(1738),卒于嘉庆六年(1801),享年64岁,葬于山阴芳坞。清代著名的史志理论家,《清史稿》称其所著“《文史通义》、《校雠通义》,推原《官礼》有得于向(刘向)、歆(刘歆)父子之传。其于古今学术,辄能条别而得其宗旨,立论多前人所未发。”“学诚好辩论,勇于自信。     

怎样看《梅葛》:"以传统为取向"的楚雄彝族文学文本

本文首先要着重分析的几篇作品均是在1950年至60年代初期搜集、整理，并被编辑、翻译为汉文或其它文字的，有的作品出版、发行于“文革”前后直至80年代这个特殊时期。这些出版物中最引人注目的几部作品来自于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包括《梅葛》(创世史诗)、《查姆》(创世史诗)、和《赛玻嫫》(叙事长诗)；其次，本文将分析一类属于尚未脱离其原生使用语境的口头文本和书面文本及其相关问题；再者，还将讨论另一类作品。     

陈毅“爱情诗”背后的故事

陈毅与张茜合影陈昊苏编的《陈毅诗词全集》(华夏出版社1993年2月出版),收入陈毅诗作357首,几乎全是怀旧事。纪征程、抒豪情,寄壮志之作,气魄雄浑,读来犹如铁板铜琶唱大风。仅有的几首爱情诗,反映了陈毅生平的另一个侧面,读来情意绵绵,令人回肠荡气,弥足珍贵。     

谈司马迁是河津人

我国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生于何地?有河津与韩城之说。而我认为司马迁是河津人,理由有三:一有司马迁《自序》为证。司马迁在《自序》中讲:“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龙门”就是指河津,而不是韩城。先看司马迁自己怎么说。凡是熟读《自序》的人都知道,司马迁是在讲了自己的先祖从司马错到司马喜七世都世居“夏阳”(即韩城),并对自己父亲司马谈的经历和成就(论六家之要旨)作了一番详细的介绍后,才说自己“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的。显然,这里有转折之意,“龙门”指的并不是“夏阳”。如果是指“夏阳”,为什么不说自己也生“夏阳…     

读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

荣新江教授的<敦煌学十八讲>①甫出版,笔者所在的中山大学历史系即把其定为敦煌学的教材.全书由绪论、正文十八讲、后论、参考文献和后记五部分组成.主体十八讲内容大致可分为六方面,一是敦煌简史(第一、二讲);二是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和文物流散、研究的历史(第三至八讲);三是敦煌材料的史学研究问题(第九至十一讲),即各国敦煌学学术史的回顾与展望;四是各种敦煌文献及其价值的介绍(第十二至十五讲),分类概述各类敦煌文献及其对相关学科研究的贡献,包括政治史、社会史、宗教史、科技史、民族史、中外关系史、语言文学等方面;五是对敦煌石窟各个方面的概说(第十六讲),重在考古学和艺术史的研究;六是敦煌写本外观和辨伪问题(第十七、十八讲),是作者探讨敦煌学方法论的个案研究,其间特别提出敦煌写本辨伪的一般准则.后附有参考书目及其简要解说.本书大体囊括了敦煌学的主要内容,而又突出历史学的问题.诚如林悟殊教授所说:"时下流行的诸多教材,多以综合他人著作编成,荣新江教授的<敦煌学十八讲>则不然,乃系其个人多年研究成果付诸教学的结晶.书中内容吸收了百年来国际敦煌学之研究成果,更有诸多自己的补阙和新颖之见.表述深入浅出,内容系统完整.当今敦煌学的教材,恐无出其右者."此言可谓持平之论,本文则择要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