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先生对回族史与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的学术贡献

白寿彝先生对回族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本文从通史性著作的撰著 ,历史人物的研究 ,史料的收集、整理与刊布 ,重大问题上的创见 ,治学方法的贡献等五个方面 ,论述了白寿彝先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     

白寿彝先生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杰出贡献

白寿彝先生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杰出贡献安作璋，耿天勤白寿先生是我国当代享有盛名的学者、历史学家，在他６０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在多种学科领域辛勤耕耘，于中国交通史、中西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通史、史学理论、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     

编者的话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白寿彝教授,自1929年起从事学术活动至今已60年,自1939年起在高等学校执教至今已整整50年,自1949年起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至今也已经40年了。而适逢其会者,今年2月,又是白寿彝先生80寿辰。我们怀着对老一辈学者的深深的敬意和十分兴奋的心情,编辑了本刊1989年第1期,把它奉献给热情的读者和史学界同仁。白寿彝先生在学术研究领域辛勤探索,不断创新,于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交通史、中西交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以及中国历史文献     

从思想史的高度把握中国史学的民族特性——吴怀祺教授访谈录

正吴怀祺,1938年生,安徽庐江县人。1961年毕业于合肥师范学院历史系,1978年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师从白寿彝先生从事中国史学史专业学习。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独撰学术著作有《宋代史学思想史》、《中国史学思想史》、《郑樵评传》、《易学与史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国史学史》(白寿彝主编)第4册、《中国文化史·宋卷》等;主编并参加撰写10卷本     

温故知新与继承发展——写在白寿彝先生《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出版三十周年之际

1986年,白寿彝先生所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至今已经过去整整三十年。重温此书《叙篇》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范围、任务、历史分期及其时代特点的论述,思考作者关于中国史学史发展前景的观点,理解作者关于先秦时期史学面貌的叙述,有助于体会白寿彝先生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规划。在此基础上,观照这三十年来中国史学史的发展路径,无论对未来的学科建设,还是对学者个人的发展,都会有所启发、有所助益。     

白寿彝与20世纪中国民族史学的大众化历程——以白寿彝对回族史与伊斯兰教史的研究为中心

在20世纪中国民族史学的大众化过程中,尤其是在中国少数民族史的历史大众化进程中,白寿彝先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与作用。如先生对回族历史与回族人物的史料搜集与整理,对回族与伊斯兰教关系的历史梳离与定位以及对回族史与伊斯兰教史的通史编撰等,资料详实,立意宏大,起到了对中国少数民族史的研究拓荒及历史传播之效。     

巨大的鼓舞

９９９年４月２５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写信给北京师范大学白寿彝教授,对白寿彝教授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表示祝贺。将江泽民总书记给白寿彝教授的贺信在《史学史研究》杂志上发表,这对我们史学工作者是巨大的鼓舞。江总书记信的发表是教育界、史...     

白寿彝先生对历史教育的贡献──读《白寿彝史学论集》

白寿彝先生对历史教育的贡献──读《白寿彝史学论集》张显传作为历史学家,白寿彝光生在中国古代史、中国史学史方面的卓越成就,早已享誉国内外。但是,他对历史教育的研究成果却没有引起更为广泛的注意。本文意在阐述他在历史教育上的贡献,求教于诸位同仁。为历史教育...     

不断开拓史学史学科的新境界──读《白寿彝史学论集》

不断开拓史学史学科的新境界──读《白寿彝史学论集》陈其泰正值白寿彝教授从事学术工作六十五周年和八十五岁寿诞之际,《白寿彝史学论集》（精装,上、下册）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隆重出版,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这部论集收入著者有关史学的论著１２０篇（包括专书《史学...     

马寿千的回族史学研究

马寿千在回族史研究上,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他曾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回族》条目所撰写的条文中,反映了回族在祖国历史上的重大贡献。世纪之交,他任《中国回回民族史》(上)(下)、《中国民族百科全书》的回族卷副主编,做了一些工作。在纪念白寿彝先生时,突出地论说了回族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和方法。对于古代回族史研究,马寿千有一系列论著,在《回族人物志》等著作中,他的贡献是突出的。他的近代回族史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清同治年间的回民起义、近代史上回族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和辛亥革命中的回族人民。此外,他和白寿彝先生一起,在回族家谱等的研究上也取得相当突出的成绩。     

元刊许叔微伤寒百证歌与伤寒发微论

2008年经国务院批准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009年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首批《江苏省珍贵古籍名录》,都披露了元刊宋许叔微所撰《新编张仲景注解伤寒百证歌》五卷、《新编张仲景注解伤寒发微论》二卷。此书原为苏州顾氏过云楼旧藏,1992年入藏于南京图书馆。2007年南图申报参评国家珍贵古籍,2008年入选,并被国务院批准进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此本框高18.9、宽12.3厘米。每半叶八行,行十七字,小字双行,行二十字,细黑口,左右双边。《新编张仲景注解伤寒发微论》目录后镌纵向长方形木记,内容为＂对证用药,尚有方书,陆续刊行,幸鉴＂。     

贵州省博物馆《百苗图》乙本及其同版印本

文章通过对图像风格及其细节的比较与分析,认为贵博乙本百苗图、贵师大本以及多伦多大学图书馆藏本等几个《百苗图》图本,属于晚清或明国初年坊间生产的同版彩色套印本。该本的图绘和体例与《皇清职贡图》存在密切关联,但其图像更多来自一些《百苗图》绘本。在摹绘过程中,存在不少移花接木的现象,致使该本讹误颇多,降低了这些图像的资料价值。而以此作为蓝本的摹本往往没有校正其中的错误,有些反而以讹传讹。在将这些图像作为民族风俗资料加以使用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根据情况加以谨慎判断。     

中国人距离远近的感知标准及群体差异

感知距离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旅游满意度以及旅游者的目的地选择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本文运用由感知距离定位图获取的第一手数据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法,研究了中国人对距离远近的感知标准及不同常住地、性别、学历和年龄群体差异。主要结论为:中国人对距离远近感知标准为:直线距离≤200 km、时间距离≤4 h感知"很近",直线距离200-400 km、时间距离4-8 h感知"近",直线距离400-700 km、时间距离8-13 h感知"远",直线距离700-1000 km,时间距离13-20 h感知"很远",直线距离≥1000 km、时间距离≥20 h感知"遥远";常住地交通便利程度、性别、学历、年龄都在影响着人们对距离远近的判断。本文首次实证研究了中国人对距离远近的感知标准,丰富了感知距离研究内容,研究结论对于旅游目的地市场营销具有实践指导价值。     

古汉语专书同义词研究与大型语文辞书的修订

古汉语专书同义词研究有助于大型语辞书的修订。通过《论衡》同义词的研究,我们发现了《汉语大词典》失收的151个词,失收的196个义项,释义错误、欠当91处,始见例过晚248例。     

论杜维明对“文化中国”的思考

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文化中国"的命题进行了思考,提出了诸如"三个意义世界"、"公众知识分子与公民社会"以及"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等命题.杜维明对"文化中国"的思考有着深厚的历史感和文化蕴涵,不仅显现了当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理念,而且也为21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文化的走向从新儒家角度提供了一家之言.尽管杜维明对"文化中国"的论证富有创意,但对这一问题的阐述仍留有广阔的思考空间,它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当代新儒家在新世纪的文化诉求提供了样本.     

大理古城民居客栈中外游客满意度对比研究

选取大理古城民居客栈作为研究对象,尝试建立大理古城民居客栈游客满意度测评体系,通过对大理古城民居客栈的中外游客满意度调查,采用实证研究、横向比较相结合的方法,对比分析中外游客满意度,以期对类似民居客栈业的发展有积极的指导作用。研究表明:中外游客对大理古城民居客栈的产品与服务是持肯定态度的;中国游客对大理古城民居客栈的总体满意度普遍高于外国游客;中外游客都对大理古城民居客栈表示了很高的忠诚度。     

《三国志》日译本得失谈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汉籍古典名著的今注今译工作,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就《三国志》而言,近二十年以来,中文及外文译本已多达十来种。然而有些译注者疏于校释,以至时有错谬。日本学者今鹰真等三人的《正史三国志》。(含裴注)日译本,有些地方还胜过了中文今译本。本文对日译本与中文今译本的译文进行了初步比对,从语言解释、底本校勘等角度列举了二者的得失,藉以说明进行汉籍今译工作时中日学术交流的重要性。     

中国发现的"高丽青瓷"研究

本文对中国境内发现的若干"高丽青瓷"的各项基本特征进行排比归纳,对"象嵌"装饰技法的实质进行了研究,并进而初步探讨高丽青瓷及其装饰技法与中国南北方青瓷之间的关系.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正当的历史观”:论李济的考古学研究与民族主义

张光直曾指出,李济的考古学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产生了"特别深远的影响":坚持使用第一手科学取得的经验材料、主张考古遗物的分类应以可定量的有形的东西为基础、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出发对考古资料作解释、不把对中国问题研究的视野局限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