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春晚会“事件与毛泽东的两个批示

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间,中国在文学、艺术、学术等意识形态领域里展开了一场急风暴雨式的政治大批判,最终以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毛泽东在此期间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无疑是这场越烧越旺的政治批判烈火的助燃剂。同时,也应当看到,在     

郭沫若晚年的精神之旅

努力争取好的结果 郭沫若是共和国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主要人物,当然无可避免地要参与到政治领域,特别是思想文化方面的每一场运动中去。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到接踵而至的批判胡适、批判胡风、反右斗争……在每一次的运动中,郭沫若除了是他自己——一位学者,或是一位作家,     

郭沫若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1951年5月,毛泽东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场突如其来,波及全国的批判运动,第一次震惊了中国知识界、文艺界,也震惊了郭沫若.郭沫若为什么震惊,是因为他原本是武训行乞办"义学"的肯定者.     

“性格不定”的郭沫若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顶级文化巨匠，也是“官”做得最大的文人之一。然而郭沫若却也是颇有争议的一位文人。他富于激情，政治敏锐，却又具有摇摆性。他的夫人安娜曾指出，郭沫若的“性格不定，最足担心”。在政治方面，郭沫若的性格不定表现得尤为突出。对于蒋介石、鲁迅和毛泽东这20世纪三大人物的态度，彰显了郭沫若性格不定的政治品格。     

《武训传》批判前后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建国后第一场规模浩大的思想批判运动。毛泽东和郭沫若,同为巨人的这对朋友,在这场运动中却分担了不同的角色。     

“文革“中舆论导向的扭曲(下)

"批林批孔"批"周公" 1973年下半年,毛泽东有两次关于批孔的讲话.一次是7月4日,毛泽东对王洪文、张春桥说,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里自称他是人本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尊孔,而且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是这样,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不能大骂秦始皇.另一次是8月5日,毛泽东对江青说,<十批判书>是尊孔的,还念了他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再次批判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     

现代学术批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影响——以20世纪50年代胡适思想批判为个案

建国初期党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涉及改造旧社会的意识形态、奠基新中国的意识形态这样一个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原则问题。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体系在整体上与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主流思潮是格格不入的。这场批判运动从总体上是比较健康的,比较全面系统地清理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在学术研究领域中的影响,从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但不容否认的是,理论界也存在着一些教条化的倾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批判所能达到的学术深度和科学性。     

辛亥革命时期的主要资产阶级革命报刊

毛泽东同志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傲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了两千多年的国家里,要动员人民起来革命,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政府,推翻封建君主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更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事情。它需要一个大规模的思想启蒙运动。辛亥革命期间,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通过办报刊、出书籍的方式来广造舆论,深入宣传,以启迪人们思想的。据不完全统计,整个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外先后创办的报刊多达一百二十余份。现对中学《中国历史》第三册所提及的几家主要革命报刊略作介绍。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红人”——杨荣国

中共十大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1974年1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意图借宣传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而“四人帮”却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指使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发表大量所谓“批孔”文章,影射周恩来是“现在的儒”。在这场运动中,有几位学者曾红极一时,杨荣国是其中之一。斯人已逝,其功、其过皆已化作尘埃。不过,其前车之鉴,这倒是我们后人须多加体会的了。     

一个中学生向毛泽东上万言书

40多年前,我国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而我也只是一个年仅十四五岁的初中学生。在1961年的夏天,我曾给毛泽东主席写过一封长达数万言的信,后来批判我的人都把这封长信贬称为“万言书”。一个小小的初中学生,为什么要给党中央最高领导人上“万言书”呢？这个“万言书”又究竟写了些什么呢？     

我国遗传学发展中坚持“双百”方针的艰难历程──记50年代初强制推行“米邱林学说”在中国引起的风波(之二)

本刊7月号,刊登了叶笃庄先生所写《一代遗传学宗师李景均何故去国》一文,从一个人的遭遇看50年代初强制推行“米丘林学说”在中国引起的风波（之一）这一段历史。叶先生在本文（风波之二）中将要论述这一段历史的全过程,这段历史给我国遗传学以至整个自然科学领域带来了什么影响,应该从中吸取哪些教训。其主要目的在于“温故知新,以史为鉴”,在学术领域里,一定要坚持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绝不能再犯过去发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     

寻访浙江的两个半单干理论家

1962年7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全国上下猛烈批判“包产到户”为代表的“单干风”。毛泽东主席点名批判了邓子恢等全国性“代表人物”,也批判了地方上的一些“小人物”,其中一桩著名历史公案是对浙江所谓“两个半单干理论家”的批判。被毛泽东点名批判的这“两个半”是些什么人?被批之后他们的境遇如何?今天,他们又在哪里呢?近年来有些文章、著作披露了此事。《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凌志军著,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版)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述:“事情闹到中南海里,毛泽东指着浙江省委书记说,‘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     

称邓子恢“小脚女人”之由来

邓子恢是国际国内公认的农业专家，曾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在农业合作化初期，即1953—1955年春，在制定农业大政方针和实施步骤上，和毛泽东是不谋而合，观点一致，思路相同。但1955年后，由于最高决策人头脑发热，脱离农村实际，使他的正确主张和意见不但得不到支持和实施，反而成为被批判对象。1955年5月5日和9日晚，毛泽东南巡回京后，两次召见邓子恢，他要改变一个月前同邓商定的“停、缩、发”三字方针，明显透露农业合作化要加速，故问邓子恢：“1957年农业合作化40%可不可以？”邓子恢当然知道统帅的意思，但他想到农…     

陆定一保护了故宫

推荐者的话 陆定一的长子陆德到我家来,要我把他所写的这篇《陆定一保护了故宫》推荐给《炎黄春秋》。我愿意做这件事,这不仅因为陆定一是中共党史中的重要人物,而且因为我参加过上世纪50年代批判梁思成对古建筑“资产阶级思想”的工作。参与这项活动有关的主要人物有五个人。毛泽东、梁思成、陆定一、彭真、于光远。无论整个“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或者对梁思成“资产阶级”建筑学、建筑思想的批判,毛泽东都是发动者领导者,是主要的“正面人物”,这一点是很清楚的。粱思成本来是一个古建筑保护主义者,是个非党员。在北平城内尚未解放、粱思成还在城外的清华大学的时候,解放军一位将军,特别派人到清华找他,请他把城里古建筑的位置在地图上标明出来。这件事使梁思成对共产党重视古建筑的政策,十分感动,开始接近我们党。以后,进一步加入了共产党。陆定一作为中央宣传部长,对整个“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负责。但是因为梁思成是北京市的党员,就要于光远去找彭真,请彭真抓这件事。彭真反过来要于把批判梁思成的班子组织起来,并且让北京市宣传部理论处处长查汝强,坐镇颐和园畅观堂,写出三十来篇批判文章。然后彭真自己出面,手中拿着这些文章,与梁思成谈判。告诉梁思成,我们不是写不出批判文章。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有错误,那就把这些文章在《人民日报》上登出来。你和我们辩论辩论吧。当梁思成承认自己错误之后,彭就决定这三十来篇文章一篇不发。 总的说来毛泽东是批评者;梁思成是接受批判者;彭真是按照毛泽东的旨意从事实际行动的人。 彭真曾经告诉梁思成,有一次毛泽东和彭真在天安门城楼上,毛用手比划着用赞美的口气说,“将来从这里望出去,全是高烟囱”。梁思成后来回忆说,自己当时听了之后全身凉了半截。不过彭真在处理梁思成的事情上,很有分寸。 至于陆定一本人的观点如何,陆德的文章中写了中宣部开部长办公会议讨论过保护故宫的问题。这次会议,我恐怕出国或者去了外地,因此完全不知道。这次看了陆德的文章之后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原来陆定一是主张保护古建筑的。 由于这个原因,我写了这样一篇推荐《陆定一保护了故宫》的文章。[编者按]     

批判《红楼梦研究》前后的文怀沙与俞平伯

在曹雪芹辞世200年后的公元20世纪50年代,一部研究《红楼梦》的书,竟成了引发意识形态领域里一场大批判的导火线,毛泽东支持两个大学生批评了红楼梦研究专家俞平伯,震动了学术界。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又引发了批判胡适。毛泽东批判的《红楼梦研究》,是俞平伯多年的研究成果,这是人所共知的。人们却不知道这本薄薄的小书,却与文怀沙有着一种特殊关系。北平和平解放,文怀沙回到北平,共和国成立后他在文化部工作,同时又在许多学校兼课,继续教书生涯。有一天,俞平伯来找他,很有点为难地开口借钱。俞的父亲去世,作为儿子应该让…     

周恩来在“文革”中是怎样批极左的

批判“政治上的”极左思潮，着手解决“文革”中遭受错误打击的一批老干部问题 林彪、陈伯达垮台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毛泽东、周恩来、康生三个人了。周恩来仍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对自己在“文革”中的一些“左”的做法也似有悔悟之意。他在一次谈话中宣布，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的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这年年底，毛泽东对关押在秦城监狱的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来信作了批示：应一律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 １９７１年“九一…     

毛泽东关于《甲申三百年祭》致郭沫若函

毛泽东关于《甲申三百年祭》致郭沫若函（编者按）为纪念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发表５０周年，本刊特辟专栏，发表４０年代毛泽东致郭沫若函和９０年代江泽民的讲话摘录以及与此有关的若干文章与附录，以期古为今用、以史为镜，从中获得珍贵的启示。袜若兄：大示读悉。奖...     

不懈地批判封建主义

《炎黄春秋》是一个很受读者欢迎的刊物。这几年在批判封建主义、肃清“左”的思潮的影响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进入下一个世纪，《炎黄春秋》还应当把批判封建主义作为重要问题来提倡。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这个意识形态的格局，至今仍在阻碍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 由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铸成了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的基础。在２０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曾经对封建主义发动过批判。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制度，但皇帝赖以生存的封建的社会基础却没有触动，…     

“战国派”新论

从史实出发，异军突起于1940年代初的“战国派”只是一个由学者文人组成，以刊物为中心，以个人行为为原则的自由作者群体，而非整齐划一的团体或派别，其核心成员当为林同济、何永佶、陈铨、沈从文和雷海宗。“战国派”的超然立场，在当时曾遭受左翼文化界和执政当局的质疑、批判和压制，而其各异的理论构建和文化主张以及锋芒毕露的批判精神，正表现了这批学院派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公共意识和超越意识形态的自由精神。     

风声渐紧:“文革”前的《兰亭序》真伪大辩论

1965年,郭沫若发表文章,推断《兰亭序》为赝品,并非王羲之的作品。高二适对此不以为然。高文经章士钊推荐到达毛泽东手中,又在毛的直接过问下得以公开发表,引起全国学术界的关注,学术争论逐渐深入。然而,就在此时,形势突变,毛泽东、郭沫若态度都有改变,而章士钊也感觉到“气候”有所变化,他的秘书把本打算发表的文稿从《光明日报》撤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