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唐文》研究

一、《全唐文》的价值 1.《全唐文》是一部清嘉庆时官修的唐五代文总集,一千卷,所收资料比其他同类书丰富。首先从所收文章数量看,如《文苑英华》收诗文近两万篇,唐五代作品占九成,其中所收唐五代文只有八千篇,而《全唐文》收文两万篇,其篇数是《文苑英华》所收唐五代文的两倍半。《唐大诏令集》是唐代诏令之集大成者,收诏令1686篇,《文苑英华》收唐代诏令1681篇,二者合计3367篇,其中还有许多重复。而《全唐文》收诏令近6000篇,约为《唐大诏令集》、《文苑英华》二书诏令总和的二倍。像墓志铭,《文苑英华》收222篇,而《全唐文》收472篇,比《文苑英华》多一倍。像赋,《文苑英华》收1300余篇,而《全     

《全宋诗》补正

《全宋诗》是一部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宋诗总集,但因工程浩大,难免挂漏之失。永乐《常州府志》中所收大部分诗文便不见于其中,本文对其中数百首宋诗进行整理,对《全宋诗》进行一些补正,希望能对相关研究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遂初堂书目》类书类未著录《文苑英华》考

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最早保存在元陶宗仪所编《说郛》中,其类书类与总集类互著《文苑英华》被近现代学者视为讨论总集是否可以归属为类书的最重要例证之一。但通过对此例证缘起的文献梳理、对见存明抄百卷《说郛》本的考察可以发现,《遂初堂书目》类书类所著录者实为《戚苑英华》而非《文苑英华》。见存明抄《说郛》本不误,自明末重编百二十卷《说郛》本始妄改"戚"为"文",谭莹、缪荃孙因仍其误,张宗祥校刻《说郛》而径改明抄本,均导致学术界对此的错误认识,其背后则隐藏着混同总集与类书的学术心理。     

宋人选宋文之典范——《宋文鉴》编纂、价值及影响考述

《宋文鉴》是吕祖谦编纂的一部北宋诗文总集.吕氏以其大学者和文学家的过人眼光,本着“有补治道”之准则,“采掇英华”,选入300多人的2500余篇诗文,纂成煌煌150卷,涵盖北宋文学的各个阶段、各种体派、各色文人,既博又精.同时,吕氏根据北宋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原有的总集编纂文体分类基础上,或对某些文体重新分类(如诗歌)...     

陆龟蒙诗文集版本源流及补遗考述CSSCI

本文通过考订陆龟蒙诗文集的版本源流,试图厘清后人所补诗文的来源及真伪,从而判定其现存作品的具体数量。所得主要结论为:宋以后流行的《松陵集》中收录陆龟蒙诗歌330首;其自编《笠泽丛书》在宋代至少刊刻过三次,诗文递有增补,到叶茵编纂《甫里先生文集》时,所据《笠泽丛书》有诗文151篇。《甫里先生文集》收诗文652篇,叶茵所辑多数来自《万首唐人绝句》、《文苑英华》和《唐文粹》。元以后的辑补成果基本收入清编《全唐诗》和《全唐文》,加上陈尚君《全唐诗补编》和《全唐文补编》所补,以及本文所补残句一则,陆龟蒙现存单篇诗文共665篇,诗赋残句10则,存疑诗1首。今人宋景昌、王立群点校《甫里先生文集》所收作品最全,但有误收、失收。清编《四库全书》收入陆龟蒙《小名录》二卷。陆龟蒙《吴兴实录》四十卷,宋以后不见流传。     

宋代历史文献校勘三题

一、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文苑英华》是北宋所修四大部书之一,完成于雍熙三年,因勘修质量较差,没有刊行。景德四年,又做了“芟繁补缺”工作,大中祥符二年,再次组织人力复校,但是否刊行,没有记载。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刻本,是南宋宁宗嘉泰元开離,嘉泰四年雕毕的周必大刊本。周必大在刊刻这部书之前,特别让他的门生胡柯、彭叔夏等进行校订,凡所是正,随文注出。其后,彭叔夏将这些散在本文中的注,择出录出,“以类而分,各单数端”, “原注颇略,今则加详……勒成十卷,名曰《文苑英华辨证》” (见《文苑英华辨证序》)。     

《群书丽藻》考论

《群书丽藻》是五代编成的大型通代诗文总集,其编纂人、卷次、编纂体例及其选录内容特点等,诸典籍载录甚有差异。与唐人编纂的大型通代总集相比,朱遵度以一己之力编纂大型通代总集,采用以文为次与以人为次两大体例,兼选诗文,使该集具有"选"和"集"两大特点,体现了编纂者发愤著述及总结诗文创作成就的心态。《群书丽藻》不仅在唐代,在我国选学史上,其亦具有特殊地位。     

清编《全唐文》整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正>《全唐文》1000卷,成书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是一部唐五代文章总集,也是迄今为止篇幅最大且最受学界重视的唐五代文献总集之一,堪称唐文之渊海。今距清编《全唐文》编纂成书,时间恰已两百年,将两百年来有关《全唐文》的研究、整理作一回顾,梳理其眉目,综览其得失,似对当前唐代文史研究不无裨益,亦可引起学界对唐文整理与研究的关注与重视。一、前人整理、研究《全唐文》之成绩《全唐文》由于包罗极广,成于众手,缺少统一的筹划,故疏漏乖谬之处在所难免。其成书伊始,即有学者进行考订和辑佚。陶敏对百年来《全唐文》研究     

唐写《论语郑氏注》对策残卷与唐代经义对策

1964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27号唐墓出土了一些与《论语郑氏注》(以下简称《郑注》)有关的对策残片。这些残片后经整理者拼接缀合,成为一件对策残卷。笔者曾对此进行过考索,认为它原是唐代前期西州地区流行的一件《郑注》对策范本;并认为,《郑注》对策范本的产生,是唐代经义对策重视《论语》经义及郑注诸经的必然结果。由于篇幅限制,对于有关唐代经义对策的问题很少涉及。其实,有关唐代经义对策的问题很重要。我们知道,《文苑英华》所辑唐代对策中,没有经义对策。对于有关唐代经义对策的问题,譬如唐代经义对策的     

《闽中十子诗》的编纂及其选诗得失述论

《闽中十子诗》由"后七子"之一徐中行捐俸嘱托袁表、马荧编选,建阳县令李增校勘刻印而成,收录明初洪武、永乐年间福州一郡十位诗人共30卷1583首诗作,是福州地区最早的一部地方诗文总集。袁表、马荧编选《闽中十子诗》删诗数量较多,选诗中存在众多警句、佳句未尽收,收诗数量太少,有时选诗标准太严苛,诗歌底本搜集不全等问题,较为遗憾。但它保存了明初宝贵的诗歌文献,彰显了明初闽中诗派由宗唐复古至规摹盛唐的发展特色,代表明初闽中诗派大部分成就,仍然是一部具有较大价值的地方诗文总集。     

一件重要的唐代“牒”文实证

《文物》1984年第5期《唐天山县南平乡令狐氏墓志考释》一文中,介绍了一件在吐鲁番县五星公社建设大队八小队出土的唐代灰砖墓志。这件永徽五年十月二十九日的令狐氏墓志与现已见到的其他唐代墓志有所不同。它转录了一篇唐代版授妇女乡君的官司牒文,从而成为唐代"牒"这种文书形式的一个重要实证。兹略加考证以表出之。唐代官司文书的类型很多,如诏、令、奏、议、判、教、启、牒……,其中"牒"是一种广泛采用的简短文书形式。但也正由于这一点,至今可以见到的"牒"十分稀少,《文苑英华》等类书中收集的少量"牒"也已不是官司文书原貌。现知比较完整地保留     

《平权衡赋》与宋代刘禹锡别集编纂

《文苑英华》所收署名为刘禹锡的《平权衡赋》是刘禹锡中进士时所作试文。由于一系列具体原因,此文未被现行刘集收录。通过考查此文未被收录之原因,我们可以了解宋代刘集编纂的具体情况,进而更好地认识宋代刘禹锡的接受情况。     

《文馆词林》刊布源流述略

《文馆词林》刊布源流述略罗国威《文馆词林》一书，乃唐高宗朝中书令许敬宗所奉编撰的一部总集。是书将先秦至唐的诗文分类纂辑，汇为一编，勒成一千卷。显庆三年书成上奏，《唐会要》卷３６有如下记载：显庆三年十月二日，许敬宗修《文馆词林》一千卷上之。（《玉海》卷...     

國家圖書舘出版社(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重点新书推荐

正李一氓旧藏花间集汇刊(全十册)精装16开定价:5000元2016年8月出版《花间集》成书于五代后蜀广政三年的,由后蜀赵崇祚编选,是中国词史上第一部文人词总集,对历代词的创作和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所收李一氓珍藏的《花问集》二十种,明、清、民国版本十七种,均为学术界公认的善本,加上他手抄的一部、上世纪五十年代影印的一部宋刻本及一部据明     

真德秀诗文辑补十篇

真德秀有诗文集《西山文集》传世,但其所收真氏诗文并不全面.《全宋诗》《全宋文》《全宋词》等总集曾对真氏诗文进行了辑补,但依然有所遗漏.本文在前人基础上又辑补了真德秀诗文十篇,包括《送夏元鼎归雁山》《赠夏元鼎》《卫生歌并序》《吊屈原赋》《项氏孝友堂记》《师友尺牍序》《跋宋大中祥符授彭齐秘书郎零陵令诰》《与汪叔耕小简》《题王伯恭像》《读潘家乘书默成公像》.     

南宋史铸《百菊集谱》辑佚的文献价值

南宋史铸《百菊集谱》及其集句诗历来少受古代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其6卷、补遗1卷中有40篇诗文未被《全宋诗》、《全宋文》等断代大型总集收录;有集句诗60首近250句.保存唐代诗人佚句5句,保存宋代诗人佚句52句,亦有其珍贵的文献价值.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重点新书推荐

正历代地方诗文总集汇编(全五百册)精装16开定价:390000元2016年9月出版我国对地方文献尤其是诗词文赋等文学作品的搜集汇编有着良好的传统。明清两代,各地府州县镇积极整理本地艺文,产生了大量的地方诗文总集。民国时期,地方文献整理之风亦未衰。直到现在,各地也在不遗余力的搜集地方文献。基于此,我们将历代地方诗文总集分辑陆续出版,此次将230多种汇为一编,涉及20多个省市,数百县镇。既能为今人重编地方艺文提供文献资料,也能为地方文献和文学研究提供便利。     

谈苏轼对古籍的整理研究

探讨古人对古籍的整理研究,不但可以了解他们对整理研究古籍的贡献,而且还可以为今天的古籍整理研究提供有益的经验。 北宋时期,对古籍的整理研究是有成绩的。经过五代十国的长期动乱,使古籍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北宋王朝建立后,十分重视对古籍的聚集、审查、删补和整理研究,产生了《崇文总目》目录著作,编辑了《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鸿篇巨制。在这种风气下,不少学者纷纷从事对古籍的整理研究。例如,在文学方面,整理刻印了韩愈、柳宗元、李白、杜甫的集子,在经学方面,传注家蜂起,仅《易经》一书,有名的注本不下十几种。苏轼就是这些整理研究古籍学者中的一个。 苏轼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有真知卓见的学者。他谈自己的治学时说: 凡学之难者,难于无私。无私之难者,难于通万物之理。故不通 万物之理,虽欲无私不可得也。己好则好之、己恶则恶之,以是自信 则惑矣。是故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其 所不然者,虽古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东坡集》卷二十 八《上曾丞相书》）     

龙门天竺寺与摩尼教

唐代龙门有十寺。白居易在《修香山寺记》(作于公元832年)中说:“洛都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龙门十寺观游之胜,香山首焉。”十寺之一即是天竺寺。龙门在唐代曾先后建过两个天竺寺。第一个天竺寺是景云辛亥岁(公元711年)天竺僧人宝思惟所立,见于苏(?)撰《唐龙门天竺寺碑》(载《文苑英华》卷856北)。该寺的位置,据考证在龙门东山北侧。开元十年(公元722年),伊水泛涨,     

清阳城《樊南诗钞》的版本考略

清阳城《樊南诗钞》是清代嘉庆、乾隆时期诗歌理论作家延君寿所编辑、整理的一部囊括阳城明清时期41位诗人小传及作品的总集。传世版本非常稀见,仅见于国家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樊南诗钞第一集》《樊南诗钞》《樊南诗钞别集》《附集》《梅花诗钞唱和集》,这5部前后相连续的总集作品组成了从明嘉靖开始至清光绪年间为止的整个阳城诗人小传及其诗歌作品的总集,从而为后人欣赏、整理、研究阳城诗人及其作品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也为我们研究晋城地域文化提供了众多的珍贵资料和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