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名之争与早期的《圣经》中译

在早期的《圣经》中译史上,“译名之争”是一个影响颇为深远的事件。这个争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代前期的“礼仪之争”,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这场围绕着God或Theos等基督教核心名词如何中译而产生的争论,在1843—1851年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集体合作修订《圣经》中译本期间达到高潮。在这期间,英国传教士与美国传教士各自坚持己见,展开长期的论战。“译名之争”导致了早期新教传教士合作译经事业的结束,但也促使多种《圣经》中译本相继问世。它不仅在中国近代基督教传播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而且波及近代中西化交流的其他方面。     

理雅各《诗经》英译研究综述

理雅各为儒家经典英译做出了杰出贡献。本文介绍了理雅各及其《诗经》译本,以及国内外学者对此的研究成果,最后对理译《诗经》的研究趋势进行展望。     

当西方史学遭遇中国经学——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与清代《春秋》经学

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春秋》以康熙六十年(1721)刊刻的《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为底本,并将其作为译注的重要参考,但理雅各的《春秋》译本与封建帝王的春秋学格格不入。理雅各视《春秋》为史书,他持"真实性"原则否定了《春秋》的褒贬之义及书法、义例,又因"真实性"原则消解了康熙《春秋》的编者在褒贬之处寄寓的经世之用。理雅各与康熙《春秋》编者的激烈冲突,反映出19世纪西方史学与东方经学两个学术体系的扦格难通,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窒碍。     

这样的改译不可取

这样的改译不可取张振鵾面前有两种关于日军编制及军衔的译法：一种是传统译法,把日文汉字搬过来,“直接使用日本军语作译名”;另一种主张“改译”,将“师团”、“旅团”译为“师”、“旅”、“大将”、“大佐”译为“上将”、“上校”等等。我个人从研究工作的经验中...     

海外中国学发展趋势与文明史观

海外中国学发展趋势与文明史观陈启能一中国学（Ｓｉｎｏｌｏｇｙ）,又译汉学,系指海外对中国的综合研究,一般不把中国本国的研究包括在内。Ｓｉｎｏｌｏｇｙ一词有几种不同的中文译名。一是“汉学”,这是长期以来的习惯译法,一是坚决反对译成“汉学”,主张一律改译...     

释“俭”

现代出版的儒家经典译注中，多数将“俭”译为“节俭、俭省、俭朴”。如《论语·学而》“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俭”，杨伯峻译为“节俭”，唐满先泽为”俭朴”。①《礼记·檀弓下》：“国无道，君子耻盈礼焉；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王梦鸥译“俭”为“节俭、俭朴”，钱玄等人亦译为“节俭”。②《孟子·离娄上》：“孟子曰：‘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侮夺人之君，惟恐不顺焉，恶得为恭俭？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杨伯峻译“俭”为“节俭”，还有人译为“勤俭”。③纵观儒家经典，“俭”…     

《论语》英译本比较研究

《论语》是被国外学者翻译的最多的中国经典名著之一,尤其以英文翻译居多。本文以理雅各和韦利两者的《论语》英译本作为研究对象,从语言风格和核心词汇的翻译两方面,对二者的英译本进行比较。     

中国语境下的“工业遗产”概念内涵刍议——兼议中日对Industrial Heritage的不同译介

工业遗产作为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和日本同为亚洲的工业遗产大国,却分别将西方的学术概念Industrial Heritage对译为“工业遗产”和“产业遗产”,但“工业”和“产业”两词的内涵和外延其实是有所不同的。针对这一问题,以中日两国对Industrial Heritage的不同对译来透视两国的工业遗产保护实践,在理论上辨析“工业遗产”与“产业遗产”的实质性差异,相比之下“,产业遗产”的概念更符合国际对Industrial Heritage的理性认知和保护实践,也有助于我们拓展工业遗产保护和发展的新空间,进而深化国内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展示中华文明,增强文化自信。     

“封建”译名与中国“封建社会”笔谈——中国“封建社会”再认识

中日译者以中国故有的“封建”概念,对译西语中表述西欧中世纪社会制度的feudalismus一词,后来在中国将秦汉以后至明清时期的历史称为“封建社会”。此说在中国近代社会及学术界形成主流认识。然而,中国秦汉以后至明清时期的历史是不是类似西欧中世纪的社会形态,中国的这段历史应该不应该有自己的特殊性表达,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有所关注的问题。冯天瑜教授《“封建”考论》一书的出版,再次将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了高潮。两年来,关于封建译名以及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讨论,不断见诸报端,并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不同意见。本刊认为,这场讨论,从“封建”译名引申到学术概念的界定,更进一步深入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再认识,不仅关系到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问题,更关系着我们对中国秦汉以后社会性质的判断,关系重大,意义深远。所以,本刊决定以笔谈的形式参与这场讨论,并欢迎学界同仁热情赐稿。     

论王韬的史观与史学

一 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及其理论的发展,不能不研究王韬,因为他是我国第一位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史家。 王韬(1828—1897),原名利宾,字兰卿,江苏甫里(今甪直)人,1848年在上海入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办的“墨海书馆”,参与翻译出版西方书籍。1862年到香港,入英国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办的“英华书院”,协助理氏翻译中国经典。1867年应理氏之     

五光十色的新疆巴扎

巴扎,也曾记作“八栅”、“把删”、“捌杂”、“八咱尔”等等,它们都是维吾尔语“Ｂａ ｚ ａｒ”的译。人们往往把巴扎译为集市、市场之意,但巴扎与中国内地的“会市”、圩集并非一个概念。巴扎对于新疆的维吾尔族人民有着比集市更为广泛与深远的意义。     

书写和口传:论中国宗教的两种类型

基于对传统关于中国宗教类型划分观点的批判性解读,本文认为从教理授受角度看中国宗教经典宗教和民间宗教两大类,它们分别奠基于“书写”和“口传”这两种宗教理解和传播方式。文章的第一部分分析了学界关于中国宗教类型的五种划分,文章的第二、三部分阐述了“经典宗教”和“民间宗教”的具体意涵及它们之间的显著区别,章的第四部分探讨了经典宗教和民间宗教的相互交涉。     

中国第一位基督教牧师——何福堂

何福堂是中国第一位基督教(新教)牧师。他是英国名的传教士兼汉学家理雅各的高足,也是中国第一个接受过完整新教神学训练的人。他早于中国第一个基督教宣教士梁发,被英国伦敦传道会按立为基督教(新教)牧师。     

儒家 墨家和洪秀全的上帝

一西方基督教的“God”,同中国原有的“上帝”实际上并不相当。基督教是承袭犹太教的,它的“God”名为耶和华,被认为是独一的神,而不是群神之上的最高的神。明清之际来华的罗马宗耶稣会教士曾用“上帝”一词来称呼他们的“God”,十九世纪前半叶来华的改正宗即新教教士也用“神天上帝”、“上帝”、“皇上帝”这些词来称“God”。在他们,实际上只是名词的借用,并不是在“上帝”之外还承认别的神。“天上地下,惟有耶和华他是上帝,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洪秀全1843年初次细读的梁发所著的     

中国文化的特质

从文明起源的方式来追寻中国文化的基因,我们发现中国文化重血亲人伦的伦理型特点。由于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都用宗法的亲属关系来规范和调节,中国古代社会是以伦理为本位的。伦理即人伦之理,论及人们之间长幼、代系、辈分的有序关系,《说文解字》云：“伦,辈也。从人仑声。一日道也。”从语音语义上说,“理”也是由“玉”和“里”构成,     

《番汉合时掌中珠》中的“余麻”考

“■”《番汉合时掌中珠》译为“檎”,读为“余麻”“■”到底指什么水果?本文通过讨论“檎”“朱柰”“频婆果”“苹果”的关系,认为在明代之前,这几种名称没有严格区分,混为一物。我们发现突厥语“阿里马(Alma)”读音、意义与“■”读音及意义完全相同,从该词汇看,西夏语的一些词汇与突厥语词汇有密切的关系,故西夏语中一些词汇可能为外来词汇。外来词汇在对译的过程中受双音节词化的影响,党项人采用音义兼译词的方法对其进行翻译,这也为西夏语音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方向。     

叶赫古城考略

吉林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为搜集海西女真史料,编写《海西女真史》,从1988年以来,在所长李澍田教授的带领下,一行数人进行扈伦四部故地考察,现将3次考察叶赫古城的情况,综合文献资料,整理如下: 一据《柳边纪略》载:“也赫,一作也合,又作叶赫,又作野黑。”习称叶赫。叶赫之名,源于满语,因系译音,写法不一。关于叶赫的译义,有的译为“练麻”,有的译为“皇帝赐给有功之臣头上戴的盔缨顶甲的库筒”,也有的译为“水鸭子”,其说不一,尚需探讨。叶赫部的先世,本是世居松花江北岸明朝塔鲁木卫羁縻州的官员。正德年间(16世纪     

鸦片战争时期中英香港交涉译事三题

鸦片战争是近代中西方首次大规模的国际战争,译才奇缺.由此造成此间中英交涉虽以汉语和汉文本为基准,但官方文件的翻译却多由英方人员出任,中国由此丧失了翻译话语权.此文仅以香港交涉中的三段译事略论,即尖沙咀的译名多出;香港华民司法管辖权的译意两歧;以及《虎门条约》第13款译本的百年冤案.由此可见,翻译也是政治,在国际交往中尤具重要蕴意;译言也关命运,在边疆领土交涉中每具关键效用.     

澳门的大三巴牌坊

世上有许多都市都爱以其有特色的建筑物作为标志。例如北京的天安门，巴黎的艾菲尔铁塔，澳门的圣保禄大教堂残迹，澳门市民称为“大三巴”。考这名称的来源，“大”是庞大之意，“三”是“圣”的译音，“巴”是“保禄”的合并译音。类似这样的叫法还可以再举个例子。我国人很多都知在美国有一个城市叫旧金山，它又名三藩市，正规的译名是圣佛兰西斯科。在美国的华侨把“圣”译为“三”，“佛兰”合并译为“藩”。(以下省略了词尾的译音)     

中国最早的大学文凭之争

2005年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界和文博收藏界来说,都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忽然冒出了至少两件中国近现代高等院校创办之初颁发的毕业文凭,让人惊喜,也引发了一场“最早”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