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媒体中的韩国光复军

正近代以降随着日本对韩国的不断侵略,从义兵运动起,韩国民众就开始用武装斗争的方式来争取自由和独立。1910年日本吞并韩国后,韩国民众开展了各种争取祖国独立与自由的斗争,武装斗争是其中重要的斗争方式。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韩国民众的武装斗争主要集中在中韩交界的中国东北地区,在关内的独立运动力量多注重培养军事人才和开展暗杀日本军政要人或破坏殖民统治机构的活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华韩人独立运动者积极     

从语言的特征推断《周易》的编纂年代

关于《周易》的编纂年代,前人的研究,已打破“文王拘而演《周易》”的说法,但意见并非一致。诸如,余永梁、顾颉刚主张《周易》作于西周初叶;陈梦家主张《周易》作于西周中叶。他们都是以周民族的历史、风俗制度以及书中卦爻辞所记史实为依的。陆侃主张《周易》“托始于周初,而写定于东周”,论据是:一、春秋时尚无定本,观《左传》所引与今本不同;二、《周易》辞句与东周文字相似,如“屯如邅如”,“贲如濡如”等,类似《小雅》、《国风》、《论语》中辞句。郭沫若和日本学者本田成之则从古书对勘断定“《周易》之编纂成书,实自孟子以后,战国晚年”。李镜池则主张《周     

鸦片战争时期史学的成就

一、史学因民族救亡斗争的推动而突放异彩鸦片战争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起点,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挽救危亡、展开长期斗争的开端。在中国史学发展长河中,鸦片战争时期是二千年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开始。在此之前的传统史学是在中国原有的文化条件下,在中国封建社会连续性发展的环境中演进的;由于鸦片战争发生,西方列强的大炮和他们的先进文化一起出现在中国人面前,有识之士对此作出的最早反应,恰恰在史学领域中有突出的显示。从此,无论是著史的主旨或是史书的内容都跟以往显著不同。总的特点是,由于民族救亡斗争的推动,史学冲破了乾嘉时期醉心于考证的藩篱,转变成为与御侮图强的斗争息息相关,展开了新的出色篇     

战时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

抗日战争是一场前近代国家进行的民族保卫战争。日本的侵略及侵略战争伴随的暴力激发了中国民族意识的成长,是中国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催化剂。由于中国民族意识生长过程具有其本身的路径,民众民族意识的成长及其表现,和其他国家相比,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这是观察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不可忽视的背景。战时中国民族意识的成长离不开抵抗侵略的努力,尤其是中共在敌后进行的抵抗,更和民族精神息息相关。     

近代中国民主政治起步的认识背景

(下转第46页)近代西方列强的侵略给中国带来的后果是全方位的,一方面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民族灾难,另一方面促使近代国人中的先进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他们在学习与反思中不断探索民族救亡的道路。无论是人民还是统治者,他们面临着必须给予回答的共同课题:怎样摆脱民族危机?救国的良方是什么?洋务运动没有实现民族独立。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对西方民主政治理论的认识与思考不断加深,但还属于理论层面的探讨。孙中山吸取西方民主政治理论,直接从政治制度上要求进行变革,并且以“三民主义”思想为基础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笔者拟从国人理念更新…     

一介书生与一份抗战名报

1937年11月,在民族抗战的大背景下,一介书生李敷仁与同仁在西安创办了一份通俗报纸《老百姓》报,以普通工农群众为主要阅读对象,宣传抗日,主张民主,用百姓的话说出百姓的疾苦与心声,并采用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受广大民众欢迎。《老百姓》一纸风行,国内发行13个省,甚至在苏、英、美等国也有订户。1940年4月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老百姓》报之后,李敷仁还办过《国风日报·农村周刊》、《民众导报》等,被青年农民尊为导师。1946年4月30日,他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枪杀,重伤未死,得咸阳百姓相救,幸免于难。此案震动全国。 在中国报业史上,李敷仁和《老百姓》报具有独特的魅力,在面向识字不多的底层读者的通俗报纸中,迄今还鲜有一份报纸攀上这样的高度,今天知道的人恐怕已不是很多了。     

二二六事件、西安事变和七七事变

七七卢沟桥事变之所以迅速成为远东战争全面爆发的导火索,是因为在事变之前日本和中国的政局均发生了重大变化。1936年发生在日本的二二六事件,形成了以主张全面侵华的军部法西斯为核心的政制、经济和对外战略的“举国一致”;同年发生在中国的西安事变,也初步形成了各党各派各界团结御侮、联合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不可能再对日本的侵略退让。日本当局无视中国政局的变化,执意推行既定的侵华方针,是造成七七事变引发远东全面战争的真正原因。     

从多民族国家的角度评价爱国主义历史人物──为纪念施琅逝世300周年而写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热爱祖国和热爱民族是一致的。自从有外族染指中国,即从明朝倭寇侵扰沿海疆域起,随后又有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的侵掠,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历史,爱国主义集中表现在抵抗外族侵略,争取祖国统一和民族独立。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标准,历史人物的所有表演,以及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凡是维护民族团结、争取民族独立,抗击外族侵略的,就应当肯定。相反地,如果他们的行为是不利于民族团结和独立的,不管他们打着什么旗号,都是不可取的。中国有56个民族,统称为中华民族。由于历史原因,中华民族在形成…     

书《从<清云阳程公以身御难之碑>看庚子国难中的程德全与寿山》后

《从<清云阳程公以身御难之碑>看庚子国难中的程德全与寿山》(文载《北方文物》1986年第1期)的作者根据历史文物和一些传记、函牍,对程德全是“民族投降派”的评价做了公正的驳辨.文章指出:“程德全在庚子国难中与寿山基本上同功同过,在以慈禧为首的朝廷的‘宣战’旨意促使下,在人民群众反抗侵略热情的激励下,他们都曾主张并参加了抗战.同样,在朝廷的指令下,他们都转而求和(或如黎光等同志所说的投降);出于阶级本性,他们都对义和团运动怀有敌视、仇恨情     

《独立评论》的抗日主张

《独立评论》创办于1932年5月，停刊于1937年7月。九一八事变后，对日外交成为中国的当务之急，胡适等受过欧美教育的职业知识分子，为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试图以实验主义哲学处理中日间的冲突问题。他们在其创办的《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主张对日进行积极又不失主权原则的外交。这既有别于当时患得患失无所作为的政府，也有别于那些“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的不妥协派。《独立评论》的抗日主张，作为北方学人的一种声音，引起当局及欧美和日本等国的重视，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Re-examining the end of Mao’s revolution: China’s changing statecraft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73–1978

Synthesizing heretofore available Chinese sources, this article re-examines the long process of the end of China’s continuous revolution from 1973 to 1978, a transitional period insufficiently addressed by scholars. It explores China’s evolving statecraft in the maelstrom of leadership struggles, as Chinese leaders – Mao Zedong, Hua Guofeng, and Deng Xiaoping – continuously redefined China’s foreign and domestic goals, fluctuating between r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despite predominant scholarly focus on geopolitics, China’s changing perception of its national interests largely determine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rom Richard Nixon’s historic trip in 1972 to normalisation of relations in 1979.     

契丹承天太后的儒化战略

由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交流融合而培育出来的一代女杰承天太后,积极实施汉化政策。她没有停留在建章立制的层面上,而是着眼于推进契丹社会封建化的长远战略。这一战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圣宗皇帝的儒化教育,二是对官僚队伍的儒化建设。     

民初国会对孔教的争论及其思考

民初国会对孔教的争论,是中西文化冲突在政治层面上的反映。主张孔教者希望将孔教载入宪法,体现在立国精神中,将民族文化精神与宪政结合起来,忽视了与共和政体对立的因素,在客观上阻碍了宪政的顺利进行;而反对孔教者,则看到了传统与宪政间的对立,加剧了民族文化认同危机,二者均存不足。     

辛亥革命中海外华侨民族国家认同的困境——以冯乃超为例的研究

论文通过对冯乃超个人、家族经历及其民族国家意识形成的分析,揭示了辛亥革命与华侨关系研究中为人所忽略的一面：辛亥革命并非对所有华侨而言都是一次为他们带来新的民族国家归属的革命,冯乃超的遭遇映射出清末民初政局中个体与国家间的纠葛,其中既有寻求民族国家认同的渴望,也有因不被祖国接受而自放异乡的无奈,实非理所当然的归属关系可以概括。冯乃超被异邦和故国同时放逐的记忆,演变为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困境,是促使他转向马克思主义,投身以超越民族国家界限为号召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心理动因。     

戈鲲化与中美跨文化交流

近代以来,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长期处于极不对称的单向交流状态.1879年戈鲲化应聘出任哈佛汉语言文学教职之举,才最终打破了这种极不对称的单向交流局面,正式开启了中美跨文化双向交流的进程.戈鲲化以他诗人特有的气质,以诗歌、梅花笺等为载体,在美国不遗余力地传播中国文化,不仅赢得了美国朋友的尊敬,极大地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偏见,而且也使美国精英人士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认识到在中国人身上,在中国文化里边,也有很多值得他们学习的地方.     

道教性命双修的文化精神特质与汉代养生画像石刻

养生汉画像石是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达着“下根”之人对于道教义理的认识和选择。以往相关研究多流于图像内容的阐释,着力点在于将该类画像还原成文献,缺乏对图像形式背后所隐藏观念意味的关注,未曾从道教房中养生思想对汉画观念浸润的层面作深入考察。房中养生画像石刻是对特定历史时期道教养生观念的诠释和图解,它的出现,与汉代特殊的人文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     

近代俄国的历史观念与国族意识——以历史学家米留可夫为例

俄罗斯随历史发展成为领土辽阔的庞大国家。随时间与空间的延续,生活在其中的人竟然无法就国族文化得到共识。十九世纪的知识阶层独立于政权之外展开社会自发的国族论述。从早期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国族本质辩论,到革命前政治意识型态之争,国家历史是知识分子最重要论述依据。历史学家应能发挥专业长才,贡献于审视国族文化,却又往往被视为与知识阶层隔绝。本文以莫斯科学派的米留可夫为例,探究历史学家的国族观念。米留可夫无法认同长期受浪漫主义唯心哲学主导的俄国社会思想,主张经验历史的重要,如此才能建立正确的历史知识,找到真正的国族文化。他希望用客观的方法替代过去以人类精神为主体的理论架构,因此为俄国历史学和国族论述添上了新的一页。     

Situating banal nationalism,the culture wars,and civil religion: governing localized geographies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Indiana

Various material forms of national identity have become ubiquitous features of the post-9/11 American cultural landscape. This research specifically examines the ‘In God We Trust’ (IGWT) license plate in the state of Indiana as a material expression and territorialized form of national identity. While conceptually anchored in banal nationalism research, exploring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adoption or non-adoption of IGWT license plates by Indiana residents is only possible through situating this research through the mediating lens of the culture wars and civil religion. Although the IGWT license plate project legislatively materialized through the localized spatial networks of non-state actors in the context of a new and conservative state–citizen relationship firmly anchored in the culture wars, adoption behavior is also mediated through the much broader influence of civil religion. We conduct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to determine license plate spatial distribution by county, but more importantly to explore the sociodemographic dimensions of IGWT license plate adoption and non-adoption. While our results generally mirror the sociodemographic findings of social issue-based electoral geography, the imbrication of banal nationalism, the culture wars, and civil religion as materially expressed by the IGWT license plate yields an ideologically different and broader dynamic when compared to culture wars defined by national identity.     

稻盛和夫的经营与日本的文化模式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提出的“耻感文化”的概念已经为学界熟知,实际上,这一概念的理论基石——“文化模式理论”更有助于我们全面地认识日本文化。本文将运用“文化模式理论”分析稻盛和夫的经营活动,并且指出,稻盛哲学具有明显的日本特色:讲求实用主义,固守民族传统,提倡“和魂洋才”等。     

基于巫史传统下屯堡地戏文化之探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带来的文化世界越来越走向趋同,因此,民族文化的挖掘和呼吁多元文化的并存已成为时代的旋律。近年来,屯堡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下的一个子文化备受中内外学者关注,而地戏作为屯堡文化的名片,它的探索与研究便成为屯堡文化开放化的标志。对屯堡地戏进行巫史传统的分析,一来符合多元文化的历史大潮,二来也是对传统中华文化的积极开发,倍感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