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朝宫廷中的西洋医事活动

康熙时期西洋医学源源不断传入宫中。西洋医学的传入是通过传教士这个媒介来进行的.他们凭借在宫中的一系列医事活动,向清廷展示了一种全新的医学理念和治疗方法。西洋医学之所以在宫中有立足之地,取决于康熙皇帝对西洋医学所持的科学、客观的认同态度。     

传教士进贡与乾隆皇帝的西洋品味

通过进贡赢得中国最高统治者的好感,是利玛窦开创的传教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利用《宫中进单》中的传教士进单,总结出乾隆朝西洋传教士的三种进贡类型:一是通过地方官员的进贡,二是新到京传教士的进贡,三是在京传教士以臣下身份在节庆时的进贡,进而指出进贡是传教士的一种集体行动,并探讨了传教士在乾隆朝特殊环境之下进贡时的憎恨、企盼,甚至感激的心理。本文结合其他材料,通过进贡透视了乾隆皇帝的西洋品味,着重探讨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对西洋奇物的好奇,二、对西洋器物的广泛兴趣,三、对西洋绘画的持久兴趣。进贡是一种交往形式,进贡中传教士与乾隆皇帝各怀目的,但进贡本身已注定不是一种平等的交往,一切都由乾隆皇帝所决定。     

明清之际西洋音乐在中国内地传播考略

明清之际,西洋音乐随着欧洲商人与传教士的东来传入中国,首先在澳门,并经澳门向中国内地传播。本文勾稽大量中西文史料,对西洋音乐在中国宫廷及民间传播的史实进行了分析,并对明清之际几次西洋乐队进入中国进行了考证,其中很多资料均为作者发掘。     

清朝太上皇帝御赐养老银牌及相关问题

清康熙、乾隆、嘉庆年间,曾先后举行过四次盛大的宫廷宴会,宴请年逾花甲的文武大臣,每次宴请的人数多达千人以上。第一次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农历3月25日举办,赴宴者2800百余人,设此宴之目的在于“养老尊贤之至意”,这次宴飨,尚无“千叟宴”之名。但充分体现了康熙养老尊贤的思想和以此进行社会教化的目的。     

清朝的玻璃制造与耶稣会士在蚕池口的作坊

天主教耶稣会士纪理安、倪天爵、纪文和汤执中等人在北京任职期间曾经在蚕池口建立了制造玻璃及画珐琅玻璃器皿的作坊。其多数制品是日用工艺品,亦有数学和天文学仪器,而以金星玻璃为代表的佳作则是中国和欧洲宫廷及教廷之间互赠的礼品。本文大量使用西方档案叙述了欧洲的玻璃工艺,特别是吹制、添色、雕刻和抛光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及其由盛转衰的原因。     

清朝皇帝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相见及衍生礼仪

有清一朝,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与皇帝、朝臣的相见礼仪,对皇帝谕令赏物的领受礼仪,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尽相同,整体而言其演变趋势为逐步趋同于清朝宫廷的君臣礼仪。这种演变主要源于清廷对藏管控力度的逐步加强,以及对这种礼仪的刻意引导和规范,同时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涉藏地区政教首领接受内地的礼仪文化有直接关系。这种相见礼仪与“檀越关系”中的相见礼仪有着质的不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对这种礼仪的接受,表现了以他们为代表的西藏政教上层对这一礼仪所表达的皇权至上、君臣关系理念的接受。     

乾隆皇帝与眼镜

正明中后期,西洋眼镜通过葡占马六甲地区来到中国。其实,早在宋元之交已有早期的眼镜从西域传入,功能方面仅有放大作用,其原理与放大镜相同。而此时的西洋眼镜视物不能使之变大,而是看起来清晰,以眼屈光学为基础来矫正视力。清朝前期,这种西洋眼镜更是作为打开中国传教大门的工具,被西方传教士进献给皇帝,得到诸如康熙、雍正等帝王的偏爱。     

略论林爽文事件与清朝治理台湾政策的调整

乾隆末年台湾林爽文事件爆发,清朝认识到百余年来对台湾的治理出现了严重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惩官抚民的措施,并逐步调整理台政策,如改御史巡台制度为福建军政大员巡台制度、改革官制、整顿班兵、改建城池、增开两岸对渡正口与开放移民携眷、清查“番界”以强化汉“番”隔离政策。这些政策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加快台湾治理与开发的进程,从而进一步证明所谓清朝前期“消极治台”之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柏泉天主堂的历史渊源

柏泉天主堂是中国神父郭栋臣于19世纪末所建,其目的是将1732年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所建、为培养中国神职人员的中华圣家书院迁移到中国来。中华圣家书院的历史要追溯到清朝康熙年间。马国贤在那不勒斯创立中华圣家书院马国贤(1682～1745年),意大利人,天主     

戏剧打击乐与音乐伴奏

中国戏剧音乐传统的定义上分为文场和武场两种。文场,即是以丝竹管弦为主,主要是为演员伴奏唱腔,脱腔保调,同时还要演奏器乐曲牌,过场音乐。文场的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是赋予各个剧种鲜明的特色。例如京剧的文场是京胡为主,我们一听到京胡的调子,马上就知道这是京剧。昆腔的文场是以曲笛,只要一听到曲笛那悠扬的音调,就知道这是昆曲。武场则是以打击乐为主,常言到,一台锣鼓半台戏,武场的主要作用就是牢牢掌握住了整本戏的节奏,演员唱腔的节奏,动作的节奏,使演员的唱、念、做、打,具有鲜明、强烈的节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