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最初采取不抵抗政策,寄望于国联等外部力量阻止日本侵略。英法主导的国联有意联合美国,将中日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避免波及其自身利益。各方围绕日本撤兵问题展开的交涉,以及国联陆续出台的三次决议,并未能阻止日军的侵略,这促使国民政府逐步认清了国联的作用和局限。在日本罔顾国联决议、继续扩大侵略的情况下,中国国内掀起反侵略浪潮,国民政府认识到中日问题非经决战不能解决,其对日政策开始向“一边抵抗,一边交涉”转变。     

陶德曼调停新论

陶德曼调停一波三折 ,第一阶段 ,国民政府寄希望于国联 ,拒绝调停 ;第二阶段 ,对国联失望后的国民政府被迫接受调停 ,但采取拖延战术 ;第三阶段 ,日本两度提高议和价码 ,旨在灭亡中国 ,国民政府坚守“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两条底线 ,调停失败。调停期间 ,德国一直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 ,阻止中苏联合 ,对中国抗战毫无信心 ,认为中国若不接受调停则必败无疑。调停失败后 ,在国家利益的驱使下 ,德国最终倒向日本     

中国与国联技术合作之经过与基本原则

本件史料辑自馆藏国史馆档案,反映了国民政府成立前后中国与国联技术合作之概况,与本刊2003年第2期刊发的吴秀峰编著之《中国与国联技术合作之经过》史料相比,成文机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当有互补作用。现予刊出以供参考。     

中国知识界对国联处理九一八事变的不同反应——以胡适、罗隆基和胡愈之为例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联即应南京国民政府的要求,开始了长达一年半之久的调停中日争端的历程.国联的调停,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不同反应.胡适始终信任国联,坚持国联外交;罗隆基的态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从认识国联的局限性,进而怀疑<报告书>的法律效力,最终发出"信任国联者,醒矣!"的呼声;胡愈之从一开始即对国联持批评和不信任的态度.分析知识界对国联处理九一八事变的反应,大致不外这三种状况.胡适、罗隆基、胡愈之三人之所以对国联处理九一八事变的反应不同,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与国民党的关系不同,对国联及国际法的认识不同.以及对中日实力的认识不同.     

抗战期间中国与国联防疫技术合作相关函电一组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争取国际援助、遏止战争伤亡起见,中国与国联间的技术合作逐步由水利、交通等一般技术合作改为组织防疫团来华救助为主,并由国民政府经济部负责与外交部、财政部、内政部卫生署等机关协调,处理中国与国联技术合作相关事项。1940年双方合作因国际形势变化而告中止。本组史料选自本馆所藏国民政府经济部档案。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反对依赖国联之政治主张探析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外交上完全依赖国联,对此冯玉祥始终坚决反对.究其原因,一是基于他对国联的深刻认知,二是源于他坚定的民族气节,三是出于他个人企图东山再起的考虑.总体上观察,他的这一政治主张值得肯定,但也存在矫枉过正的不足.     

1932年国联工程专家考察导淮 华北水利及上海商港报告书

193 2年 1— 3月 ,国联运输交通组应国民政府之请 ,延聘三位工程专家组成委员会来华 ,在当地有关机构协助下先后对黄浦江港务、淮河流域、海河至永定河一带水利状况进行考察 ,并作考察导淮、华北水利及上海商港报告书。该报告书反映了 3 0年代初国民政府在国联指导帮助下开展治水、防灾、港务等活动的情况。考察经过纪要民国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 ,行政院宋副院长致书于国联运输交通组 ,请派专家来华 ,研究治水、垦荒、防灾、港务诸问题。国联运输交通顾问技术委员会乃于同年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二日召集第十六次会议 ,议决合作办法 ,并授权于…     

从“国际解决”到“单独交涉”:长城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对外交涉

1933年初,日军攻占山海关,占领热河,进攻长城一线,直逼平津,国民政府被迫在长城一线布置兵力进行抵抗。由于中日双方实力的差距,战事渐渐难以支撑。国民政府一面寻求国际援助,争取各国出面调停,一面秘密开展对日直接交涉。不过英、美、法等列强并不愿意出面调停,日本则在战争目的达到的情况下,试图迫使国民政府与其单独谈判。最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与关东军直接交涉,签署《塘沽停战协定》。长城抗战期间的对外交涉活动表明,国民政府开始尝试绕开通过国联解决的框架,实现中日在无第三方力量介入下的单独交涉,这对之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顾维钧为国联调查团当顾问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多次向国联提议组织国联调查团,调查事变真相,希望借此制止日本的侵略。但由于日本的反对,国联一直无法就中国的提议作出决议。１１月下旬,日本占领齐齐哈尔并向锦州逼近之后,自认为对中国东北全境的占领已成既成事实,转而同意国联组织调查团赴东北调查,企图以此改变在国联中的被动地位,并拖延时间,使国联在调查期间不再采取对日本不利的行动。于是,１９３１年 １２月 １０日,国联行政院通过了有关中日冲突的第四个决议案,决定派遣调查团赴中国调查一切危及国际关系、破坏中日和平或一切足以影响中日两国…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与中日的外交二重性评析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和日本在国际联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外交斗争。这一斗争,又牵涉到与欧美列强的关系,实际上形成了三角外交。这种外交格局,关系极为错综复杂。但过去电学界评价国联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外交作用时,多指责它实行绥靖政策,甚至说它完全袒护日本,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帮凶”。近年来对它的评价有了改变,认为国联对日本的态度逐渐强硬,步步紧逼,不应过于强调英、法等大国左右国联的作用。     

陈宝琛与伪满时期的溥仪、郑孝胥

1931年“九&;#183;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把对13关系寄托在“国联”①的“裁决”上。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和“国联”的绥靖政策,13本侵略者仅用4个月时间就占领了3倍于它本土的东北全境。围绕着如何统治拥有3000万人口的东三省问题,13本统治集团内部曾持二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是赤裸裸地径直要求把东北并人13本国土;第二种意见则是提议成立伪政权以遮人耳目,     

《李顿报告书》发表后国际联盟促使中日和解的尝试

《李顿报告书》发表后,国际联盟根据《国际联盟盟约》第十五条第三项,希望中日两国达成和解.十九国委员会制定了一份决议草案,规定和解工作以《李顿报告书》为基础,邀请美国和苏联成立委员会,与中日两国一起进行谈判,并明确指出不承认伪满洲国.中国愿意接受决议草案,要求和解谈判不损害中国对东北地区的主权,并希望国联从速解决争端.日本拒绝接受该草案,排斥第三国尤其是美、苏两国介入和解谈判,且不接受《李顿报告书》,要求修改草案中与维持并承认伪满相违背的内容.国联内部,以英法为首的大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企图以绥靖政策安抚日本,促使其接受国联的调解;一些小国则希望国联将日本作为侵略国进行判决与处置.起初,在大国的主导下,国联对日本一再让步.但日本政府采用"焦土外交"策略,坚持要求国联完全采纳其对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国联判断日本无意和解,态度转向强硬,询问日本是否会坚持伪满独立.日方作出肯定回答,最终使国联放弃和解工作.国联主导下的中日和解,是在最低限度维持自身权威的前提下,寻求对日本妥协方案的过程.日本坚持既定侵华政策,破坏集体安全机制的根本原则,导致和解工作归于失败.     

欧洲变局与国民政府的因应——试析二战爆发前后的中国外交

“苦撑待变”是国民政府在抗战前期的基本外交方针 ,但欧战爆发后 ,国民政府并未欢欣鼓舞 ,而是在重重疑惑和担心中度过了最初阶段。苏德的突然妥协出乎中国意料 ,国民政府不得不谨慎应对 ,并力图因势利导。已处于权力高峰的蒋介石 ,其对德宣战的主张和发表表态性宣言的设想 ,竟受阻于下属而未能实现。国民政府最高决策层内的谨慎由此可见一斑。从战略角度看 ,欧战对中国有利 ,但短时期内中国则面临更多困难和风险。苏芬战争爆发及苏联被国联开除后 ,中苏关系日渐疏远 ,中美关系则更为国民政府所重视。     

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管理政策

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管理政策金普森李分建有关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粮食政策的研究寥若晨星,而这是抗战时期中国经济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本文试图对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管理政策进行考察与分析,以求教方家。综观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颁布的粮食法...     

从“九·一八”到“一·二八”大事记(下)

1932年1月1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在京各国民政府委员、各院长、各部、会长官宣誓就职。△外交部长陈友仁代表政府发表宣言,谓本政府最主要任务在消灭战祸,誓保主权,积极抵抗。△锦州驻军全部撤入关内,辽宁省政府由锦州撤往滦县。△中国出席国联代表胡世泽会见白里安,请国联速采紧急行动,制止日军侵略行动扩大。1月2日日军侵占锦州。△白里安电各国政府,询问对日军攻占锦州之态度。1月3日何成濬、李鸣钟、徐源泉等将领电京,请速订大计,下全国总动员令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抗战外宣(1931—1938)——以杨光泩及世界电讯社为中心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推进抗战外宣,李石曾等人在巴黎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海外通信社——世界电讯社。杨光泩出任世界电讯社社长后,极力推动电讯社的业务发展,为争取国联各国的舆论支持而努力。日本退出国联后,国民政府中止了对世界电讯社巴黎办事处的资金支持。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杨光泩又被委以外交宣传的重任,世界电讯社巴黎办事处得以重新设立。     

英国对国联会议审议李顿报告书的态度

在国联会议召开前,英国确定了对李顿报告书的态度：赞同国联通过报告书;赞成报告书的意见,即“满洲”恢复原状是不可能的;模糊地表示不承认“满洲国”,但不承诺永远不承认。在国联会议审议李顿报告书期间英国的态度经历了从“袒日抑中”到对日让步、到基本主持“公道”的变化。英国的远东政策——积极维护和扩展在中、日的贸易利益和避免对日战争,是英国在国联会议上审议李顿报告书时所持上述态度的原因所在。     

国际联盟对一·二八事变的聚焦与因应——以李顿调查团为视角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向国联提出申诉,建议派遣调查团来华.国联理事会迟至1931年12月上旬才决定派遣李顿调查团.在李顿调查团正式组建后不久,日本又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昭示远东局势持续紧张,加快了李顿调查团的东方之行.尽管调查团对外强调"虽近日上海有事,该团仍仅限于调查满洲",但事实上非常关注一·二八事变,在上海停...     

抗战前国民政府农村土地政策评析——以湖北省为中心的考察

农村土地问题是近代中国的主要问题之一。在维护农村基本秩序的前提下,刚登上历史舞台的国民政府试图对土地政策进行适度调整。文章以湖北省为中心对国民政府的土地政策从缘起、内容、实施及绩效进行了探讨。研究认为,国民政府一直重视土地问题,并且有贯穿始终的土地政策。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始终是民国土地政策的纲领和核心。国民政府兴办利用合作社,试图利用和平手段解决土地分配问题;创办集体农场,鼓励大农经营,试图地尽其用,提高土地利用水平。国民政府推动土地改革更大程度上是基于维护政权稳定和获得民众认可的政治目标,这与地方政府着眼于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以解决其财政拮据的经济目标相冲突,结果导致土地政策绩效极不理想,土地分配不均状况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土地利用状况也不理想。     

1927-1937年国民政府的对藏政策及接管措施

抗战前十年是国民政府对藏政策的形成时期。国民政府一直以国家统一问题和边疆问题取代西藏的民族问题,并打下了传统治边政策的烙印。国民政府力图通过使西藏与内地在各方面融为一体的办法来接管西藏。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国民政府的对藏政策和措施只起到了避免西藏局势更加恶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