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之變”明兵力及傷亡人數考

土木之變明軍兵力有五十萬和二十萬兩說,傷亡人數則有死傷數十萬、死者數十萬,以及死傷十萬、死者三萬人等多種說法。本文考定:英宗親征出兵二十五萬,土木之變明兵力二十萬,死傷十萬,其中死者三萬。     

明蒙朝贡贸易矛盾与“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是明代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明蒙朝贡贸易自永乐时期正式形成伊始,就潜伏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瓦剌的大规模使团及明朝"薄来厚往"的回赐政策,给明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压力。随着瓦剌势力的不断增强,双方朝贡贸易的矛盾不断加深,明蒙间大规模战争的趋势愈发明显,终致"土木之变"。     

显忠祠与“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后,明代宗朱祁钰在今河北怀来县土木村建显忠祠以祭祀殉难诸大臣。本文简要介绍了显忠祠的历史渊源,及历550余年风雨和战火之后的现状。     

土木之变时期李朝搜集明朝情报的活动

明代中国和李朝之间建立的册封朝贡体制具有诸多方面功能,其中军事、安全保障方面功能也是不可忽视的,而在以往研究中,还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本文以土木之变时期（正统十四年八月）李朝搜集明朝情报活动为研究对象,叙述李朝在册封朝贡体制之下,为了得到大量的比较确切的情报,多次派遣通事、使臣前往辽东地区,与辽东都司直接接触,同时,又利用居住在辽东地区的朝鲜族人、女真之亲信以及本国民间人员来积极搜集有关情报的具体事实。     

土木堡死难之臣申祐缺祀考

“土木之变”是明王朝一件很不光彩甚为屈辱的事件,不仅文武大臣死难惨重,20万大军全军覆没,而且连最高统治者英宗皇帝也被俘。四川道监察御史申祜也死于此难,景泰元年朝廷本已有敕赠,然英宗重登帝位后,却独不见褒恤申祜,后世颇多不平。考察历史,始知申祜缺祀,当为英宗耻于申祐代驾死难矣。     

南宋川陕战区兵力部署的失衡与吴曦之变

南宋在川陕战区兵力部署中,基于战略防御和节制武将的考虑,形成兴州、金州、兴元府三大屯驻重心。在具体兵力分布上,由于吴氏武将集团的影响,兴州驻军的数量与实力最为强大,呈现出严重的失衡状态。兴州驻军力量过于强大是吴曦据兴州叛变的关键因素。吴曦叛变平定后,南宋对兴州军事力量予以分化,又导致兵力分散和不利于边疆防御的弊端,体现出南宋削弱地方军事力量与加强边疆防御的两难困境。川陕战区兵力部署的演变,蕴涵着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真实内容。     

《唐太宗入冥记》与“玄武门之变”

：(一)对敦煌写本《唐太宗入冥记》提出新解：在“玄武门之变”中,武则天一家站在太子、齐王一边,为太子、齐王鸣冤的《唐太宗入冥记》产生于武则天以周代唐之时。(二)考论唐太宗在“玄武门之变”前后的一系列政治行动,清洗掉史书的粉饰,恢复历史本来面貌。     

关于“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的再思考——从《史记·五帝本纪》的天命说谈起

从《尚书·周书》的诸篇诰辞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政治家们已经得出天命以民心为依归的观点,并以此来解释夏、商、周三代的历史递嬗。战国时期的孟子继承了该思想,并进一步以其来解释三代以前的历史递嬗。司马迁在思考天人之际时,既继承了周公、孟子的上述天人思想,并以此来解释古今历史递嬗中的"常";同时又有自己更深一层的思考,并以此来解释古今历史递嬗中的"变",从而最终做到"通古今之变"。在此,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实紧密结合在一起,而这正是他能够"成一家之言"的原因所在。     

明代“播州之役”军费考

明代"播州之役"所用军费(以白银计)史籍大致有三种记载:一为三百余万两,二为二百余万两,三为一百余万两。本文认为该役共筹措军费449万余两,至战役结束时共花费252万余两,善后开支在110万两以上;开销的军费中,源自户部的有120万余两。     

声韵通假丛识——喉音声母之变

2019年10月28日、11月15日"丝绸之路与敦煌学系列公益学术讲座第九讲"在兰州院部一楼敦煌文献研究所阅览室举办,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原所长李正宇研究员主讲《音韵通假丛识》,两次讲座共五个议题,通过大量古文及字词的释例分析讲述了k、h等对转和旁转的情况,其释例之丰富,语言之简明,令人受益匪浅。读书班负责人杨富学教授考虑到音韵学的专业性,特邀请在音韵学方面富有造诣的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院长杨同军教授主持并评议。     

贯通古今 交光映衬——司马迁如何出色地实现“通古今之变”

在《史记》多层面、立体式著史体系中,司马迁是如何成功地实现“通古今之变”的著史宗旨的?对此,我们亟须开阔视野,创新研究方法,从如下三项进行深入探讨：其一,本纪包举大端贯通古今;其二,史表设置匠心独运;其三,以书志和列传与本纪作多层面配合、关联,交光映衬。以此推进对司马迁在历史思想和历史编纂上杰出创造力的认识,并从中获得对推进当今史学工作的宝贵启示。     

武德年间的唐突关系与玄武门之变的爆发

武德年间的唐突关系影响深刻 ,甚至决定着高祖朝的政局走向。李世民在唐突关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既是唐朝与突厥接触、联络的关键人物 ,又是唐朝对付突厥的重要军事将领 ,同时还成功地利用自己与突厥贵族的交情以及突厥的军事入侵 ,长期保持对军队的影响和控制。玄武门之变的爆发与高祖改变对突厥的政策、弃而不用李世民有关。     

秦二世继位“迷案”新考

围绕着秦二世继位"合法性"问题,文章从三个方面展开讨论。一是对《秦二世元年文书》的文本加以梳理式解读;二是对秦二世滥杀宗室的现象和成因从不同层面加以分析;三是对秦汉之际的一则"佚文"加以发掘并讨论其史料价值,结合对相关传世文献的关联性分析,揭示出秦末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所知晓的"沙丘之变"的内涵与《史记》的记载相一致。本文进而认定:《秦二世元年文书》文本尽管是真实的,但是所述历史内容却不足以凭信。《史记》关于秦二世"继位"出于阴谋篡夺之说,应该是符合史实的。     

敦煌出土文书所见“五逆之罪”考

“五逆之罪”原本为佛教用语,但在敦煌地区出土的世俗汉文收养文书中却出现了这一词语的广泛使用。这一现象反映出佛教在10世纪敦煌地区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这一时期,该词语的使用开始发生衍变,不再仅局限于佛教,适用范围有所延伸,包含有“忤逆”之意,用来泛指各种逆伦之罪;另一方面,也是唐五代以来儒家传统思想文化与佛教思想双重影响下对敦煌地区世人观念冲击的结果。     

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数考

本文依据俄罗斯最新公布的档案材料和权威单位公布的数据 ,对苏联“镇压反革命”内涵进行了考证 ,指出不能把俄文“镇压”一词完全理解成“枪毙” ,“镇压”实际包括死刑、监禁、流放和驱逐出境等几种形式 ;同时考证了被镇压人数的统计范围、政治犯含义及大清洗时间。并对运动中因“政治原因”而被判刑的总人数、被关押在劳动改造营的人数、被判死刑的人数、被流放和驱逐出境的人数、被强迫迁徙的富农及其家属的人数 ,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 ,基本上搞清楚了苏联大清洗运动的总体情况 ,澄清了一段历史真相     

郭店楚简《缁衣》“言从行之”“之”字考

本文认为“之”与“止”在战国文宇中形近而可通假,因此郭店楚简《缁衣》中“言从行之”一句,“之”应释为“止”,句意为言行不一致。今本《礼记·缁衣》亦应作如是解。     

宋夏“好水之战”中行军路线及主战场新考

为使《固原地区军事志》资料翔实,记述准确,最近我们专门考察了好水之战的行军路线和主战场。深切感受到,史籍记载不仅是轮廓性的、大范围的,也有史实不清和不准的地方,发生在宋庆历元年,夏天授札法延祚四年(1041)二月,北宋与西夏军队在好水川这场大规模的战斗中,西夏军队在李元昊的亲自指挥下,采取诱敌围歼战术,致使宋环庆总管任福以下数十名大将和近万名战士陷入了西夏军队预设的埋伏圈内,     

窝阔台“画境”十道考

本文考订“画境”十道的内涵、名称及其建置过程,分析其地位与影响。本文认为,“画境”十道是窝阔台时期的中原政区划分,其本身即为蒙古达鲁花赤制度与中原分路之制相结合的产物。十道大体上可以确定为山西、北京、燕京、河东、彰德、河北、大名、山东西、山东东、陕西等道。其政区是逐步建立起来的,到太宗八年前后才定型。“十道”之制推动了中原州县达鲁花赤制度的建立,对元初的政区制度也产生重要的影响。     

“澶渊之盟”以前宋辽战争交通道路考

在北宋建立至"澶渊之盟"期间(960—1005年),北宋与辽国为了实现各自的战略意图,曾利用渤海与黄海海路、河北平原道路、太行山间道路、河东山地道路、麟府路地区道路等交通线展开军事行动。宋辽边疆地带的地理环境与宋辽两军的战略意图,是影响这一时期宋辽战争中诸道路利用频率的主要因素。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