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戊奇荒”时的洪洞县

"丁戊奇荒"是晚清华北地区的特大灾荒,作为受灾最严重的山西地区,灾荒影响具体到了各个县域,本文以洪洞县为中心,分析"丁戊奇荒"期间的受灾以及中外赈济情况,力求深入了解近代洪洞地方社会。     

身体叙事视野中的“丁戊奇荒”——以山西省阳城县为考察中心

"丁戊奇荒"是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历来备受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成果硕硕,多以高屋建瓴的方式把握整体,鲜少微观考察,更缺乏对灾荒中身处社会底层的个体生命的关注。因此,如何将其纵深发展,取得更大的理论创获,是"丁戊奇荒"研究的新课题。以留存在山西省阳城县乡间社会的、记载"丁戊奇荒"的民间碑刻为研究材料,以灾民的身体侵害变故以及遭遇变故后民众的身体伦理变化为考察对象,着力将灾民的身体重新放入其发生变化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关注身体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互动。为了更加深刻地呈现这种变动,进一步引入叙事理论,就灾荒与叙事等理论核心要素之相互关系开展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尝试实现从灾荒叙事向身体叙事视角的转换。     

被遮蔽的“钱赈”:清代灾赈中的货币流通初探

"钱赈"指灾赈中以小额通货为中心的资源调配与赈济机制,其思想源远流长,理应在中国荒政思想中占据重要一席,但一直为相关研究所忽略。清代"钱赈"经历了一个由临时举措到固定惯例,再到成熟制度的演变过程,成熟标志为同治九年"畿南钱赈案"中制定的《会拟办贷章程》。通过考察灾赈中赈款的调拨、运输、兑换、散放、消费、回流、沉淀的各个阶段,可以发现银钱兑换是灾赈中货币流通的核心环节,而钱赈则是该链条的主线。结合先前研究可知,灾荒对清代城乡货币流通具有双重性影响,一方面灾荒会引发灾区严重的钱荒危机;另一方面大规模的灾赈活动会推动外部赈钱输入灾区,实现小额通货从城镇向农村的流动与沉淀,从而引发城乡金融资源的重新分配。     

清季“丁戊奇荒”的赈济及善后问题初探

“丁戊奇荒”是指19世纪70年代后半叶(1876-1879年,即光绪初期)发生于我国北方地区的一次特大旱荒。它持续达四年之久,席卷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等北方五省以及苏北、皖北、陇东、川北等广大地区,夺去了1000多万人的生命,为害之烈,惨绝人寰,对当时及以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作为近代中国的重大事件之一,以往的史学界都集中于此次灾荒的受灾情况和形成原因,而对灾荒发生之后中国社会出现的空前规模的赈灾实践和善后活动则较少论述。本文拟就此作初步探讨,权作引玉之砖。     

全球视角下嘉道银贵钱贱问题研究

嘉道年间发生于中国的银贵钱贱,一般认为是鸦片输入引发白银外流所致。实际上,19世纪上半叶,美洲金银大幅减产对世界主要国家的白银购买力产生了重要影响,导致世界范围内白银购买力的上升。处于世界白银流动末端的中国,这一时期白银购买力上升更为显著,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其白银购买力变动趋势与国外白银购买力上升密切相关;同时,中国银钱比价与白银购买力变动一致,钱计物价相对稳定。因此,这一时期银钱比价上涨的长期变动原因是银贵,而非钱贱。     

清末大饥荒 天灾？人祸？

光绪二年（1876年）——四年,一场大饥荒席卷了大清半壁江山。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五省大荒,灾情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死者无数,白骨盈野。其中以1877、1878年灾情最为严重,因两年干支纪年分别为丁丑、戊寅,故而史称“丁丑奇荒”、“丁戊奇荒”。这场被大清官员称为“千古奇灾,是铁石心肠亦当泪下”的大饥荒,几乎影响了清帝国的政局走向……     

河津光绪丁戊奇荒灾情考

清光绪二年到四年,山西遭到史所罕见的特大旱灾,河津县特别严重,志书、碑文及民间多有记载。天灾人祸系丁戊奇荒发生原因。     

晚清山东的官赈救荒

晚清山东灾荒严重,灾荒发生后,清政府即派官员赴灾区勘灾,审户,实施救治。当时主要采取施赈、调粟、养恤、除害、遣返灾民回籍、赎地贷给籽种、蠲缓赋税、禁止酿酒等善后措施,以及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办理仓储、开垦荒地等预防措施。这些措施对救治晚清山东灾荒发挥了积极作用。腐败的吏治使晚清山东官赈救荒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但晚清政府毕竟担负了山东赈灾救荒的重任,发挥着主导作用。     

民国时期安徽的灾荒与应对

民国时期,安徽省各种灾荒频频发生,呈现出无年不灾、多灾并发,灾荒种类多、以水旱蝗灾为主,灾害群发期现象突出,有灾必有荒,灾荒损失惨重以及天灾与人祸相互交织等特点。灾荒对安徽经济、社会以及人口造成了严重影响。面对严重灾荒,政府和民间组织通力合作,互补短长,在灾荒的应对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晚清慈善义演发生动因

正晚清慈善义演的发生是内生性历史因素与外在环境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口岸都市经济环境的变动,营造市场资源的流动,形塑新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都市娱乐生活逐渐发生变化,新的娱乐形式不断涌现。同时,随着官方荒政制度的衰落,传统慈善事业逐渐转变。伴随"丁戊奇荒"的发生,近代义赈开始兴起。这些均为慈善义演的发生奠定了社会基础。     

咸丰年间货币流通的民间形态——徽商志成号商业账簿研究

本文依据咸丰年间徽商志成号经营账簿中的有关货币资料,研究了银钱流通的民间形态、民间用币的类型和种类,以及货币的比价变化,从中揭示出行会组织、民间约定惯例对银钱民间流通的影响;洋钱等民间货币的流通,显示出民间用币多样性,以及货币制度的紊乱;货币比价的变动,既是地方金融市场货币流通规律的反映,也与战争的影响密切相关。     

清代银钱比价波动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正清代采用白银与铜钱双本位货币制度,"银钱兼权",相辅而行。银钱比价成为清代货币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汤象龙先生率先注意到道光朝的银贵钱贱现象。之后,小竹文夫、彭信威、杨端六、陈春声、傅汉斯(HansUlrichVogel)、谢杭生、林满红、王宏斌等学者先后关注清代银钱比价的波动情况,对比价变化的分期与原因提出各自看法。彭泽益、郑友揆与汪敬虞等学者又从阶级关系和对外贸易等角度切入,     

论1876至1879年间西方新教传教士的对华赈济事业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半叶发生于华北五省的“丁戊奇荒”,是以“千古巨稷”这样骇人听闻的字眼载入中国史册的。以此为契机,具有近代文明特质的新型赈灾机制和救荒意识应运而生,在中国荒政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新型的救灾活动,除了引人注目的江浙绅商的义赈外,还应包括活跃于灾区的另一支救灾力量,即以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为主体的西方对华赈灾事业。具体地揭示其始末、动因与社会影响,对于更全面地考察近代中国荒政制度的变革历程、更确切地了解西方在华传教事业的历史真貌、乃至更细致地把握近代中国社会改革思潮的…     

走出“细故”:清代商业活动中的钱债案与法律调整

随着清代社会经济秩序的变动,长久以来被视为"细故"的钱债案,受到了严重冲击,商业活动中新出现的钱债案开始逐渐从普通钱债案中分离出来,走出"细故",演变成督抚乃至中央关注的"重情"。商业活动中钱债案的走出"细故",经历了从局部到整体的历程。起初发生于牙行、钱铺等局部行业和区域,后来伴随倒账的发生,影响到整个商业领域。商业活动中钱债案之所以走出"细故",其主要原因是社会经济秩序的变动对固有法律制度及统治秩序的冲击。     

光绪丁戊年间阎敬铭、丁宝桢、曾国荃往来信函中的史料

发生在清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是中国近代史中最著名的大祲奇灾。本文通过当时稽查山西省赈务大臣阎敬铭以及山西巡抚曾国荃致丁宝桢的几封信函,为这段历史补充了难能可贵的第一手资料。     

清末银钱比价波动与地方官府赋税征解(1901-1911)

清末十余年间,在国内外种种因素交互作用下,银钱比价波动具有阶段性特征与区域性特征.受银钱比价波动阶段性的影响,地方各级官府的赋税征解经历了一个由征钱解银到征银解银发展演变的过程.地方各级官府在赋税征收中私自采取的种种抑勒浮收行径,是造成银钱比价波动具有区域性特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地方官府财政税收行为与货币金融市场之间构成一种复杂的恶性互动关系.这种恶性互动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演变,则导致清末币制更趋紊乱,吏治更加腐败,国家财政日益困窘,商贸运营严重受阻,民生愈益艰难,从而大大加剧清政府统治的危机.     

国际人道主义在中国:从20世纪初的灾赈谈起

<正>中国灾赈事业的国际化,当始于"丁戊奇荒"期间。当时,一批西方传教士在国际上开展募捐时,曾把苏州义赈人士的募捐册《河南奇荒铁泪图》译成英文,以《中国饥荒》为题在伦敦出版。而从英、美各国募集的20万余两白银,也由传教士们散放到华北灾区(中国救荒基金会上海委员会编:《奇荒:中国救荒基金会报告》上海,1879年,第29~31页)。虽然这次西方对华救灾活动的总体效果有限,但其象征性作用不容低估。这次活动似乎激发了中国本土义赈的扩展,在随后二十多年间,以上海为中     

也谈“丁戊奇荒”

“丁戊奇荒”,指的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半期(即光绪初期)发生于我国黄河流域广大地区的一次特大旱荒。它持续了三、四年之久,席卷了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等北方五省,并波及到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其为害之烈,为患之深,史所罕见,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早荒以光绪三年、四年(1877、1878)为主,这两年阴历干支纪年属丁丑、戊寅,故名;而河南、山西受害最重,又称“晋豫奇荒”或“晋豫大饥”。作为近代中国历史行程中的重大事件之一,目前的史学界对此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就面世的有关文章来看,或流于简略的概论,或仅是某一省区的局部分     

赈务对洋务的倾轧——“丁戊奇荒”与李鸿章之洋务事业的顿挫

长期以来,学界很少注意到,李鸿章推动下的洋务建设在19世纪70年代历经了一次很大的波折:从前半期的高歌猛进,到后半期的停滞不前。在这一进程中,来自"丁戊奇荒"的冲击,是个十分突出的因素。由于清政府的财政窘境,使得这一时期的西征军务、洋务建设与赈灾活动之间,出现了复杂的博弈局面。而在朝廷力保西征军务的格局下,赈务最终对洋务建设形成了极大的挤压。这一事例表明,关于洋务运动本身,特别是洋务建设的具体进程,还存在需要进一步挖掘的丰富内容。此外,虽然军务、洋务和赈务通常分别被归入政治、经济和社会范畴,但在三者发生复杂互动的情况下,只能从实践出发,抓住以政治属性为中心的认知线索,才能勘定此三者在资源分配上的境遇。     

万历银钱刍议

“万历年造”背“八钱、九钱”两枚银钱1959年出土于北京郊区明朱忠禧墓中,其尺寸和重量见附表。这两枚银钱的发现,给古钱艺苑增添了新的内容,现根据已掌握的材料,对万历银钱做如下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