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丁达三于2000年10月10日12时40分在贵阳逝世,享年94岁。今年农历11月10日是父亲百年寿辰,谨以此文对他老人家表示永久的纪念。父亲去世的头一年,即1999年的6月20日,老人家写了一首短诗“:九四年华瞬息过,一事无成愧疚多。有时学写隶书字,大体相似喜心窝。”父亲把这首自嘲短诗写在宣纸上,并邮寄给我。“一事无成愧疚多”,这是父亲的心里话、真话。他觉得自己一生无所作为,虚度年华,愧对桑梓,愧对子孙。我担心老人家这种心态,有碍他的健康。趁父亲93岁寿辰之际,我撰写了一副对联,并请我的老同学、父亲生前极为赞赏的书法家戴明贤书写…     

我和少林寺的一点浮浅结缘

我的故乡巩义市,和登封市相邻。我不知道我父亲是什么时候认识少林寺和尚的。我大约是在15岁左右,有一年的阴历正月十几随父亲去登封少林寺,第一次见到了该寺的和尚。我记得,父亲和三位和尚接触较多：第一位叫贞俊,比我父亲年岁大,我叫他伯;第二位叫体性,比我父亲小,我叫他叔;第三位叫恒林,我同他的接触较前两位少,他是住持（即方丈）,人们尊称他为“当家”。当时,少林寺里的出家人很多,主要是前两人接待。     

“脚踢蒋介石”系演绎——被误读的父亲刘文典

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少谈个人的事情.我知道的一些事情,都是父亲过世后母亲告诉我的.这几年,我看了一些他的回忆录,还有他在“反右”期间写下的两份检查,对他的了解又多了一些.     

我父亲阎宝航的情报生涯

抗战年代我还年幼,对父亲的工作情况知道 不多,特别是他当时是地下党员、又从事情报工 作,更是一无所知。说起来很惭愧,1947年在哈 尔滨外专“三查”运动中,我很认真地说我父亲 是“资本家”。建国后父亲也没有跟我讲过他过 去的经历,没有讲过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情形。 即使1952年中央批准他在外交部公开了党员身 份后,他也没有专门和我们谈过,也没有公开向 社会说他是共产党员。据安全部的一位老同志回 忆,文革的时候,专案组的人找他外调,都不知道 阎宝老是共产党员。     

回忆郑州碧沙岗

我祖籍山东,1926年生于郑州。我父亲葛心田于1956年去世,终年78岁。他早年和冯玉祥同班为伍,担任班长。因为他比冯玉祥年长几岁,所以冯玉祥对他常以“老大”相称。后来,冯玉祥逐步擢升。我父亲当过冯玉祥的副官,所以人们都称呼他为“葛副官”或“葛老大”。     

父亲田家英的少年时代

很多人都知道我父亲田家英是毛主席的秘书,很有才华,“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非命,但不一定了解他早年既艰辛苦涩又充满着求知少年的理想和浪漫的生活。父亲是四川成都人,原名曾正昌,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全家靠祖父经营一家小药店生活。由于四川军阀连年混战,社会动荡,生意一直不景气。父亲3岁那年,我的祖父去世。天资聪颖的父亲,更     

父亲的重武器

U2的波诺说,少年时期,父亲总是试图把他扫地出门。波诺17岁开始玩朋克摇滚,回家晚,他父亲常会“端着重武器在楼梯上等着”。某次,波诺和人吵架,那帮人用纸巾包着鸡蛋砸他家的车。他爹拿着武器冲出来——看到这里,我才知道“重武器”原来不过是一根铁棒。     

父亲公今度

对父亲的深刻记忆集中在“文革”10年,之前他每天忙至半夜回家,之后才刚“解放”就病了。 1966年6月的一天,中饭后,父亲讪讪地抹桌收筷理碗,然后告诉我们,他被打倒了。那年我10岁。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以后,党委副书记在宿舍里服安眠药死了;谈大教授的夫人上吊自杀了;邻居马教授的夫人跳楼未死,     

回忆我的父亲黄标

正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不由得回想起父亲黄标。父亲当"汉奸",那是武汉会战后的事。那时我不到10岁,虽说年纪小,但也知道汉奸可耻,在同学面前我自觉无颜,更打心底里瞧不起他,从来不喊他一声"父亲"。直至日寇投降,他所在的伪军部队却未归顺国民党,反而奔向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引得国民党沔阳县县长肖钻何气恼不已,电请通缉:"抓捕共匪黄标赏     

“信阳事件”后刘建勋在河南

河南,既是我的父亲刘建勋最后工作过的地方,也是他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下面讲述的,就是我所知道的一些父亲主政河南十七年之初,如何克服“信阳事件”所造成严重困难局面的故事。     

20美金

一位爸爸下班回到家很晚了,很累并有点烦,发现他5岁的儿子靠在门旁等他。“爸爸,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什么问题?”“……爸,你一小时可赚多少钱?”“这与你无关,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父亲生气地说。“我只是想知道,请告诉我一小时赚多少钱?”小孩哀求着。     

上善若水 源远流长

全福庄最老的赶沟人,今年76岁,已经赶沟57年,管理着一条10多公里的大沟,他说“我不知道我家里有多少人,只知道最小的重孙已经5岁,儿子6个,女儿两个,去过一趟昆明不知道是什么样,14岁自学成才,种田赶沟,我会一直赶沟直到我不能动为止……”他就是哈尼族每个村中都有的赶沟人,由群众推举的水沟管理者,称为“赶沟人”也叫“沟长”,“在这57年中只遇到过一次村民为分水而吵架,被罚了10块钱,如果没有钱,村民就会把他们家的牛鸡杀掉给全村人吃,其间哈尼人一直和平共处着没有任何争吵。”     

两代人的乡愁——我的大陆求学感受

我没有走过父亲走过的长路他的脸上是几番沧桑几番血泪我没有看过父亲看过的国土他的乡愁是浩荡之江滚滚之水我只能偷偷瞄着父亲的眼眸感觉他眼光最深沉处的浮云苍狗我没有留下父亲留下的疮疤他的伤痕是不敢思忆不堪回首我没有经历父亲经历的挣扎他的割舍是午夜梦回茫然失落我只有悄悄等着父亲的动容感觉他神色最恍惚间的爱恨交错什么叫中国我曾经没有把握如今我才知道她在我胸口跳动什么叫中国我现在真有把握是父亲毕生的守候我与生俱来的光荣——张雨生《心底的中国》叶,纷飞1949年,国民政府撤退来台,号称带了60万大军的国民党,我想,或许,也带来了60万个生离死别的故事。在那个饥荒内战的年代,一个懵懂的14岁少年,告别父母,离开河北家乡,随着军队,一步一步地从芜湖走路到厦门,再从马祖辗转到了台湾。他的每个步伐都很艰辛,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看着他的战友一个个倒下,想着家乡的父母兄长和姐妹,天涯漂泊……他的心是凄苦的。14岁,该是怎样懵懂的少年?每次凝视爸爸,我总会在心里这么想着。     

我与沈醉叔叔的交往

家父劳健白（字远融）从黄埔军校六期毕业后,即进入军统局工作,与沈醉先生交往笃深,他们有八拜金兰,用沈醉先生的话说：“……我与你父情同手足。”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局内迁至当时的陪都──四川重庆,以缫丝厂一带作大本营,我家则住在沙坪坝。沈醉先生时常来家,当时我还小,仅三、四岁,沈先生一来,就得将我抱在怀中,又是逗、又是哄,我只知道这是父亲的兄弟,我得喊叔叔。谁又知道他就是后来在《红岩》一书中所描写的“杀人不眨眼”的军统头目之一的“严醉”。在我六岁时,父亲奉调至四川宜宾,并于次年再次奉调北上去了东北。至…     

阿福(壮族)

阿福七岁时,父亲就死了。父亲留给他的,只有一把用了多年的旧砍柴刀。父亲死后,阿福只有靠母亲去帮人洗洗缝缝来度日。好不容易熬过六年,阿福也长到十三岁啦。他对妈妈说道:“我的好阿妈,你整天劳苦奔波,现在我长大了,该让我为你分担一些事了。”母亲说:“孩子,你能帮阿妈做哪样呢?”阿福答:“我到山上去砍柴,把柴挑到街上去卖,把卖得的钱给你,阿妈     

光复前后的天津

“日本要完了”。1945年,我只有10岁,家里虽然也订着报纸,但只看老夫子的连环画,而从来不看报上的文字,一点不知道苏德战争、第二战场、太平洋战争的事情。祖父辈、父辈、兄长们之间神秘兮兮谈话的时候,常听他们都在说一句话“:日本不行了。”看他们谈话的神色,眼睛中闪着亮光,心中也就猜测,好事情快要到来了。沦陷区孩子,年龄再小,也知道什么是侵略,什么是亡国,更对日本侵略者心怀仇恨。我的四舅父,在一家银行做事,一天特务闯进银行抓人,他狠狠地看了特务一眼,特务们就将他带走了。晚上外婆家送来消息,说是舅父失踪了,父亲在日本公司做事,…     

康克清印象

1984年夏秋,我抽空去北戴河看望在那里休养的父亲张仲实。一天上午,父亲对我说：“康大姐也在北戴河,好多年不见了,我要去看她。”在中国谁不知道“总司令夫人”康克清!我陪父亲去看“康大姐”,几分仰视,几分好奇,因为我从来没见过“康大姐”。     

我们的父亲:萧劲光大将和我们

被誉为“人民海军之父”的新中国第一任海军司令萧劲光大将,是我的父亲,他离开我们已经5个年头了,可是他的形象却时时浮现在我们脑际。虽说往事如烟,却是永志难忘。 1949年,战争硝烟渐渐地在中国大陆上消逝,新中国就要诞生了。当年9月,我和弟弟萧能所在干部子弟学校的校长,把我们叫到学校教务处,指着一位陌生的军人说,他是我们的父亲的秘书罗玉如同志,是父亲让他来找我们的。罗秘书说他是萧劲光司令派来的,代表他接我们姐弟俩回家,让我们就跟他走。 我们当时对“家”的观念很淡漠,只知道学校、教师、同学和阿姨们,大家一直在一起生活学习。…     

国外儿童教育的五个典范

从小培养责任感教育典范:1920年,有一位11岁的美国男孩在踢足球时不小心打碎了邻居家的玻璃,人家索赔12.50美元。闯了大祸的男孩向父亲认错后,父亲让他对自己的过失负责。他为难地说:“我没钱赔人家。”父亲说:“我先借给你,一年后还我。”从此,这位男孩每逢周末、假日便外出辛勤打工,经过半年的努力,他终于挣足了12.50美元还给了父亲。这个男孩就是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里根。他在回忆这件事时说:“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承担过失,使我懂得了什么叫责任。”点评:父母要教育孩子从小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要替孩子承担一切,否则会淡化孩子的责任感,不…     

“我信天总会亮”——康生秘书谈“沙韬事件”

沙韬,在20世纪50年代曾担任过康生的秘书。沙韬叔叔与我父亲王涛江是30年代在延安时的老相识;在60年代轰动中调部的“沙韬事件”（人称“杀头”事件）中,我父亲也曾帮助过他。因此,他与我父亲的关系一直很好。1995年我父亲过世之后,沙韬叔叔曾多次来到我家,向我和我的母亲谈他的经历,特别是历史上所谓的“沙韬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