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清寺，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

国清寺在浙江天台县,是中国佛教天台宗发祥地,也在日本、韩国天台宗祖庭。阳春三月,我们从北京坐火车东南行1664公里到杭州,再乘汽车南行260公里抵天台县。这时江南春意正浓,麦苗青青,菜花金黄,桃花嫣红,茶园碧绿,令人赏心悦目。国清寺在城北3公里的天台山南麓,五峰环抱,双涧潺流,四周古木长满青苔。当晚下榻天台宾馆,这是一座为方便海内外游人香客而在寺旁建起依山庭园式星级饭店,十分幽雅舒适。     

太虚大师与贵州佛教

民国年间,太虚大师曾于贵州弘法办学,其事却鲜为人知。他在黔中高僧大德创办贵州高 峰佛学院、又亲至贵阳黔明寺宣讲唯识学,由其创办的著名佛教刊《海潮音》月刊亦由湖南迁至贵州编辑 发行,其弟子印顺、慧海等亦在黔中弘法利生。这些活动对地处西南边陲之地且佛法相对落后的贵州来 说,无疑给贵州佛教的振兴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信仰的功利化与佛教的入世化——佳木斯佛教信仰状况研究

佳木斯地区有大小佛教寺院十座,出家僧尼一百三十余单,皈依居士数以万计。佛教信徒的信仰目的各不相同,大多数信众的信仰具有某种功利性和实用性。各寺院宗教活动普遍积极入世,参与社会生活,贡献社会。佛教事业走"人间佛教"的道路是佳木斯市佛教协会的宗旨,也是佳木斯地区佛教界的发展方向。     

试析翟法荣的佛教信仰

翟法荣是归义军时期继洪辩之后的第二任都僧统.依据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翟法荣的二篇《邈真赞》的相关记述,我们可对翟法荣的宗教信仰有大致的了解.其一,法荣不仅本人重视戒、定、慧三学的修习,而且作为“三学教授”,他还督促指导其他佛家弟子修习三学.其二,法荣不仅精通律学,还是一名兼信南北二宗的禅师.其三,法荣的禅宗信仰渗入中观思想.     

梵净山与佛教缘

章对佛教圣地梵净山的佛教起源、化、建筑等方面的兴衰作了一定的探考,对于研究梵净山佛教化以及旅游化业的开发利用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浙江临海市巾山西塔发现的北宋佛教文物

临海市巾山西塔于1989年落架大修,在其中发现了佛像、菩萨像、天王像、童子像、佛像砖、佛塔等北宋佛教文物。这批陶佛教造像、佛塔是反映北宋时期民众佛教供养内容的重要例证。宋代陶佛塔非常少见,这批在巾山西塔中发现的小型中空陶佛塔为宋代佛塔增添了新的类型。这批佛教文物呈现出较为显著的世俗化、平民化特征,是地域社会经济、文化、宗教信仰快速融合发展的产物。     

清建国前女真人之佛教信仰

从明初到清建国以前,女真人一直处在明帝国之辽东、朝鲜、蒙古三方合围形成的佛教文化圈中,对佛教文化并不陌生;在明代的女真族中,存在着以高僧道圆为代表的僧人群体;女真贵族佩戴的金佛冠和念珠等已经蕴含有一定的佛教意味。由此可以推断,女真建国以前,佛教已对女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正是女真建立清国后确立佛教政策的重要依据。     

试论郑和与佛教的关系

郑和所处的时代,中国的造船技术比以前更加进步,航海经验更加丰富。但在海上航行仍然经常受到风浪的袭击而船沉人亡,祈求神灵保佑是他们胜利完成下西洋任务的精神支柱。郑和不仅乞求伊斯兰教和佛教的保佑,也乞求海神天妃的保佑。《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第一段]     

从《曹溪大鉴禅师碑》看柳宗元与佛教的关系

禅宗六祖慧能共有三碑。先天二年(713年)慧能圆寂,王维受其弟子神会之请作碑文,此时北宗正处于鼎盛期,神龙二年(706)神秀卒时,诏赐大通禅师,而慧能则未能享此荣典。此后由于荷泽宗的兴盛和洪州禅的崛起,慧能一脉地位上升。贞元十二年(796),朝廷出面确定禅宗传法旁正,立神会为七祖。元和十年(815),因南海经略使马总之请,宪宗赐慧能大鉴禅师号,是为柳碑之缘起。三年后,刘禹锡又因道琳之请再作一碑。’     

佛教核心教义对中国民间信仰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已经历了整整两千年,已成为中国传统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在不断适应中国土壤和环境中发展壮大自己的同时,对中国民间信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佛教的教义。一种宗教,只有教义被大众广泛接受,改变了大众的思想甚至灵魂,才能广泛传播,影响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民众的信仰。佛教传人中土后,其教义中的普度众生与救世济民、轮回转世与天堂地狱、功德与功德转让等核心思想深深吸引了中国民众,对中国民众的信仰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改变了中国民众的信仰内容、信仰方式和信仰手段,这也是佛教在中土广为传播并被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     

天龙山石窟佛教造像的人性美

佛教造像最初传入我国是在汉武帝时。《魏书&;#183;释老志》载：“汉武元狩中……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教流通之渐也。”这里的“金人”就是佛教造像,这是我国历史中对佛教造像的最初记载。“帝以为大神……但烧香礼拜而已”,说明这时的造像只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神偶,给予人们的只是一种神秘的敬畏,是不存在任何艺术成分的。直到后来,随着佛教的发展与传播,特别是依附皇权,一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后,     

佛教与和谐 心澄法师专访

建设和谐社会的构想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的文化。佛教寺院不只是烧香的地方,不能只单单把佛教看作一种宗教,还应该知道它也是一种文化。我们不能丢掉我们的信仰传统,一个民族的根是不能动摇的。——心澄法师语录     

近代日本佛教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与中国西藏地方政权及藏传佛教界的接触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这个亚洲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步西方列强之后尘,开始向外开疆拓土,近邻中国便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蚕食的对象。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当局利用各种手段,从事了一系列旨在分裂中国西藏的活动,妄图将西藏纳入其“大东亚共荣圈”中。日本佛教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亦以其特有的方式参与其中。然而囿于资料,东、西本愿寺派的这些活动不被大家所详知,迄今亦未见有专文发表。鉴于此,本文利用相关资料,拟就近代日本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与我国西藏地方政权及藏传佛教界的接触情况做一考察,以期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有所裨益。     

浅析民俗佛教——兼谈世俗化与民众化的认识

传统宗教学往往立足于各大宗教与政权建设的关系及宗教自身的发展等问题,而忽视宗教在民间的发展状况,佛教也不例外,但随着官方主宰下的大传统佛教文化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民间佛教信仰及边缘化佛教信仰的研究.因为在关于中国佛教分类方面学术界没有统一的共识,不同的研究者根据其研究角度的不同对佛教进行了或细致或粗略的分类,比较典型的观点有以下几种看法:许理和先生把中国佛教分为"王室佛教"、"士大夫佛教"、"民众佛教",顾伟康先生把中国的佛教分为雅文化层次的"经典佛教"和俗文化层次的"民俗佛教",李四龙先生认为中国的佛教可分为学理型佛教和民俗佛教.     

日本剪影——稀释于汉传佛教的大和魂

武士道精神的隐忍胜过其精湛的剑道,而佛教教义中面对死亡的淡然与淡定,使日本武士获得了视死如归、淡定自如的禅神意旨。这或许是武士所需要的巨大精神支撑,也是从佛教生死轮回中演绎出来的人生悟境,构成了大和魂之精神。我一直对与世无争且恭敬忍让的佛教成为日本的一大宗教很纳闷:在我看来,这东方岛国的民族精魂具有武士道的"基因",在日本人的血液中有武之气、刀之魂,一个习于刀口舔血的民族与信奉不杀生戒律的佛教怎样融合?带着种种的谜团,我来到日本九州岛上的熊本。     

评《净土信仰与中古社会》

贾发义《净土信仰与中古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以下简称贾着）,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学术专着。全书选取弥陀净土信仰为切人点,讨论佛教净土信仰与中古社会的互动关系。作者试图搭建沟通社会史和宗教史的桥梁,全书结构合理,线索清晰,逻辑严密,旁征博引,观点新颖,有助于读者理解中古时期佛教信仰与社会演进的相互关系。     

贵州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利用的思考

贵州旅游的历史渊源中,宗教化是一重要的内容,而以佛教、道教为主,前人为后人留下的这些化遗产,成为今天发展旅游的无价之宝,如何开发,如何利用,是本要讨论的主题,也是为贵州旅游进一善意之言,希望有关部门给予重视。     

西夏仪式佛教的图像——莫高窟第61窟炽盛光佛巡行图的几点思考

敦煌莫高窟第61窟甬道南北壁两铺大型炽盛光佛巡行图壁画,作为后期重绘的壁画,对其时代的判定有元、西夏两种观点,其中持元代说者以"元代西夏遗民营建"说为代表,但经仔细观察画面细节,作些辨析,持主流意见的西夏说更能成立,而由西宁王速来蛮主导营建的说法,完全不能成立。作为炽盛光佛变相的特例,画面反映出来的炽盛光佛巡行和本地僧团送、迎的场面,是重绘壁画时受西夏仪式佛教影响的结果,是西夏佛教重实践、重仪轨的图像记忆。而炽盛光佛星曜信仰浓厚的国家倾向,结合西夏佛教的官方特色,以及西夏时期沙州所处的社会背景,可以看到西夏人在第61窟的重绘活动,实际有地方官府和佛教界对国家和地方消灾祈福的强烈表达。     

吴鼎昌在贵州

芦获州前白鹭飞,云天万里鹤安归?长留曲径客常满,小驻奔泉鱼正肥。涧壑香回花柱杖,溪桥风过浪吹衣。牁牂游兴余多少?拌立矶头送夕辉。此首七律对仗工稳,平仄合度,音韵抑扬,有景有情,清丽瑰奇。将那贵阳花溪秀美风光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正是抗战期间贵州最高当道吴鼎昌先生。芦     

浅谈佛教在吐鲁番地区的兴衰

吐鲁番盆地位于天山东部,是世界上最低的盆地,曾孕育出灿烂的古代文化。吐鲁番是新疆古代文化的一个缩影,汇聚四方文化的精华。自古以来,吐鲁番不仅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也是多种宗教汇集之地,历史上萨满教、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都曾在吐鲁番流行过,其中佛教在这块土地上流行时间最久、影响最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