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数字化及意义

康熙《皇舆全览图》是中国史上首次利用西方测绘方法绘制的覆盖今日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地图,对该图进行数字化,其科学意义和学术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借助数字化地图,可提高近三百年我国河流、湖泊及海岸线变迁研究的精度;其二、可望破解以往一些历史政区研究的学术难题;其三、通过对该图的分层数字化,并建立相应的属性表,将形成一套以该图完成的1710年代为时间界面的覆盖目前中国大部分领土范围的国家基础历史地理数据库和地名数据库,将为历史地理及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便利;其四、通过对该图的数字化,并与此后各个时代绘制的相同地区的地图进行空间对比分析,可以研究我国地图测绘技术的变化,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测绘史研究。此外,还讨论了该图数字化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省志地图编制谈

省志地图部分的编制难度比较大,要做到以下几点：行政区划图、地形图等基本要素图,测绘单位编绘即可;气候图、水利图,可由主管业务部门提供成品图交测绘部门审查,也可提供草图由测绘单位绘图。省志地图部分的重点在于省情特征表达,这部分地图设计方案多数其他部门很难代替,只能由地方志部门完成,交测绘部门成图。省情特征图的设计主要有三点：一是统筹归纳自然环境、社会经济、人文等特征;二是省域优势;三是发展中的限制性因素。     

古旧地图数字化与中国历史研究

<正>计算机、信息技术的介入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与更多研究途径。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的应用，让古旧地图研究进入一个新时代，从纸质地图到数字地图的转换，给地图史或地图史料的解读提供更多可能。由于地图产生的历史久远，从原始的地物图像表达，到古代地图测绘技术的发展，再到今天数字地图(地球)的产生，地图从示意到智能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古旧地图是否或如何转换成数字地图?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更准确地解读古代地图的测绘技术?     

《中国大陆五万分之一地图集成》所收地图来源分析

《中国大陆五万分之一地图集成》于20世纪80—90年代在日本出版,其影印的图幅内容为民国时期中国大陆的大比例尺军事地图,其中夹杂有中国和日本的混合信息,测绘主体不明。通过对《集成》地图的测图、制版、发行、注记、等高线等信息和地形图图表的分析,再与台北所藏的民国时期同比例尺军事地图进行比较,可以发现《集成》地图主要为中国政府测绘,被日本窃取之后加以改制和发行。《集成》地图中也有极少部分为日本测绘。     

《浙江省垣城厢图》考

《浙江省垣城厢图》是新近公开的一种近代城市地图,也是迄今有关杭州的最为详细的城市古旧地图。该图测绘之精确、内容之丰富,在我国地图史上亦属罕见,因此成为城市史地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地图资料。本文在详细考察地物表现与测绘技术、成图年代、绘制者与刊印者等有关该图基本性质的基础上,尝试从历史地图学的角度,对该图在杭州与我国近代城市地图史上的定位及其在城市历史形态学上的研究价值予以初步的探讨与评价。     

西安城墙“团楼”考

我国地图测绘历史悠久,为今天的研究提供了许多难得的珍贵资料。日前倾读傅熹年先生在《建筑历史研究》上发表的《(静江府修筑城池图)简析》一文,收益颇多。该文所附的《静江府修筑城池图》镌刻于南宋咸淳八年(1258年),是一幅珍贵的古代城防地图。     

大数据在测绘地理信息方面的应用

测绘地理信息是一项面向建筑测绘、国土开发、城市规划的工作,其工作内容可以分为工程测量、数字测图、地理相关数据采集和地理信息系统的构建,其工作的开展需要运用到测绘基础知识、地形测量、测量数据处理等技术。当前测绘地理信息的开展虽能对地理信息应用体系进行技术性的整合,但由于技术的限制,其在测绘数据的深度搜集和分析层面仍存在很大的不足。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与成熟,给测绘地理信息工作带来了契机,因此大数据在测绘地理信息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明清时期“广西全省舆图”谱系及绘制简述

根据四库系列古籍和明清时期广西地方志收录的“广西全省舆图”,可将其主要归为四个谱系,即《广舆图》初刻本“广西舆图”谱系、《皇舆考》“广西图”谱系、《皇舆考》“广西郡县图”谱系、《皇舆全览图》“广西全图”谱系。明代“广西全省舆图”的绘制以传统形象画法和计里画方为主,清代则更多地受到康雍乾测绘地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图形(轮廓)、内容层面,在绘制技术和方法层面受到的影响较小。康雍乾时期的测绘地图并非完全藏于秘府,曾被收入清朝多部官方典籍及地方志书中得以流传,并影响到其后的清代地图绘制。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地图的整理

在毛主席"古为今用"方针的指引下,继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后,于1973年12月进行了二、三号墓的发掘工作,又获得了一批珍贵的历史文物。特别是三号墓,出土了三幅绘在帛上的地图。第一幅属于地形图,第二幅为驻军图,第三幅为城邑图。这三幅地图是我国以往出土文物中所罕见的,它对研究西汉早期的政治、军事和测绘技术提供了新的资料。现将第一幅地图(附折页图)的修复整理情况简报如下:     

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所藏上海开埠早期英租界地图考释

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收藏的一张开埠早期上海英租界的地图没有标注绘制时间。一种观点认为,该地图绘制于1846—1847年,另一种认为绘制于1844—1847年。两种观点均属推测。根据地图上的信息,结合当时英租界的测绘情况,可以推出该地图大致绘制于1846年10月1—19日。该地图为目前所见近代上海英租界最早的一幅城市地图,为早期上海英租界城市发展史提供了有力证据,并弥补了《上海道契》记载的不足,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清雍正十排《皇舆图》的初步研究

测绘与应用地图,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周秦以来,各种地图带着时代特色相继出现。明末清初,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我国的地图测绘事业进入了新的时期。清代康、乾两代测绘的全国性地图和编绘的世界地图,在我国地图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从宋代诗文看幽思与胜览思想对宋代地图学发展的影响

幽思与胜览是两宋时代地图学中的两个重要思想脉络。在思想感情与意识形态之外,它们对当时地图学发展的影响大致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促进了政府测绘边疆地图的同时,激发了私人对边地的探险旅行和地图测绘活动;各类"天下"舆图的绘制,在文化和空间上塑造了王朝整体地域形象;推动了历史地图和州郡类区域地理图的不断发展。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则是,在强烈的思想感情驱使下,石碑作为一种特殊的材质成为宋代地图绘制的重要载体,推动了地图绘制形式的发展。与幽思相比,胜览更多地体现了宋代地图学发展中的乐观因素,推动了八景图意象的兴起和山岳地图的流行,在中国地图学中开出一朵灿烂夺目的以审美为核心的地图分支。     

试论中国地图的起源与发展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着丰富灿烂的古文化,这是数千年来聪明的中国人民所创造的,在地图方面也有所反映。地图作为我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从事社会活动的必要工具,几乎同世界其他文化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在中国有关地图起源的文献,最早记载的是夏禹铸九鼎的传说,而考古发现则首推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古地图。此图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地图作品,它反映了距今2100年前中国地图学测绘、制图的光辉成就。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中保存下来的地图作品,我们认为可以从中发现地图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又从保存下来的不同…     

近代外国人对长江上游航道的地图测绘

本文系统考察近代外国人测绘长江上游航道的历史轨迹,认为以西方测绘技术为参照的现代航道图标准的确立,不仅是对晚清以来川江行轮兴起的地图表达,更意味着长江上游航道知识体系的"现代性"建构。同时,近代外国人对长江上游航道的地图测绘,借助各国政府、海军与近代中国海关洋员组织化、制度化的力量,逐渐成为西方对华"空间控制"的有力工具,通过生产符合其商业利益与殖民扩张的"普遍性知识",进而达到对传统长江上游水道舆图"地方性知识"的有效解码。     

探析测绘地理信息系统的建设

21世纪是一个信息化时代,在这样一个信息爆棚的社会条件下,测绘地理信息系统建设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如今我国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也已经被各个领域广泛使用,对新时代资源开发和对环境管理起着关键作用,同时地理信息系统也不断发展成为一个潜力无限的信息产业.测绘地理信息系统不仅大大提高了测绘数据信息的准确性,同时还具有分析处理复杂庞大的测绘数据功能,促进我国各项建设领域发展.     

浅论晚清科学家邹伯奇的方志舆图测绘成就

邹伯奇(1819—1869),广东南海人,晚清科学家、发明家。以往学者对其在光学、算学、天文学领域的成就研究甚多,却较少对其在舆图测绘方面的成就进行专门探讨。因此,本文围绕邹伯奇与弟子在同治《南海县志》地图测绘中的实践和思考,探讨其以县志舆图试法,探索近代中国方志舆图测绘新方法的不懈努力,以及他在方志城图测绘领域的卓著成就与深远影响。     

齐刻《禹迹图》论略

齐刻《禹迹图》论略何德宪（辽宁省第三测绘院）齐阜昌七年（１１３６年）四月刻石的《禹迹图》,现藏于陕西省西安碑林,在我国石刻地图中是年代最早、也是现存最先使用“计里画方”法绘制的古地图,在我国的地图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素为中外学者所称重。然而,对于《禹...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驻军图整理简报

一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第二幅地图是驻军图。它原来被折叠放置在漆盒内,由于渗入水分,使帛片粘连在一起,出土时已断裂为二十八片,其中有四片严重残损。参加驻军图的拼复工作的国家测绘总局测绘研究所、地图出版社和湖南省博物馆的同志与故宫博物院修复厂工人同志密切配合,利用照片,反复对照原件仔细分析,积累对拼图有     

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绘考略

清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面积实地测绘编制的康熙《皇舆全览图》、雍正《皇舆十排全图》和乾隆《皇舆全图》(即乾隆《十三排地图》),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三部清代全国大地图中的乾隆《皇舆全图》,有御制诗序,一九三二年故宫博物院重印出版时,曾由朱希祖、翁文灏进行专题研究,康熙《皇舆全览图》和雍正《皇舆十排全     

清光绪前中期新疆普通地图的绘制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新疆地区在19世纪后期共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全疆性舆地图测绘活动。第一次是从光绪八年至十五年初,张起宇通过实地勘察,绘制了全疆地图;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所藏《新疆志》当是张起宇在光绪十年绘制完南疆部分舆图后,所撰写的图说;《新疆四道志》很大可能即是张起宇在测绘完全疆后,所撰写的全疆图说定本。第二次是光绪十六年至十九年初,由于光绪《大清会典图》的需要而进行全疆性的绘图活动;国图所藏《新疆省舆地图说》当是新疆赍送会典馆的图说部分;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的《旧刊新疆舆图》应该是会典馆所藏会典舆图新疆部分经修改后的坊间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