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碑林新藏《唐万善寺尼那罗延墓志》考疏

西安碑林博物馆新入藏<唐万善寺尼那罗延墓志>一方,志主曾是一名宫人,后嫁与德宗朝的著名宦官王希迁,在宪宗元和末迎奉佛骨的气氛中寡居多年的志主出家为比丘尼.这方墓志对于研究唐代宦官的婚姻结构、宗教信仰等内容更是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是一则值得重视的新资料.     

唐刘弘规夫妇墓志考释及相关问题研究

刘弘规是中唐时期重要宦官，其家族成员深刻影响了中晚唐时期政治变迁，其夫人陇西李氏墓新出墓志，印证了其家族世系，反映了宦官群体的婚姻、家庭观念。刘弘规夫妇及其家族成员墓葬是目前首次全面揭露、科学发掘的中晚唐时期宦官家族墓地。本文除对刘弘规夫妇墓志进行考释外，还尝试从考古学角度探讨了其家族墓地选址规划、布局排列以及居地与葬地关系等问题。     

唐代宦官研究二题——以《唐姜子荣墓志》为中心

新发现的《唐姜子荣墓志》系一位获谴流贬泰陵的左神策军宦官墓志。此前,唐代宦官获谴配陵的深浅轻重,未见明载,配陵之外还有哪些惩罚性管理措施,也不得而知。经过系统比较才发现,宦官配陵经常是数罚并用,但配陵之罚为主刑,介于徒刑和流刑之间,为管理宦官较为独特的处罚手段。但在宦官政治时期,对于宦官主政掌军肆意妄为的局面,并未发挥出具有震慑力的作用,相反以宦者任使成了神策军丧失民心的原因之一。     

新出唐《吕秀实墓志》疏证——兼及唐代宗、德宗时期宦官监军制度补论

本文根据吕秀实墓志内容,结合相关文献,对吕秀实这位中下级宦官监军的具体生平进行了考证,并藉以唐代宗、德宗时期宦官监军制度。     

新见唐宦官“彭希晟墓志”及彭氏一族略考

<正>彭希晟墓志见证了晚唐彭氏宦官家族的兴衰,勾勒了彭希晟作为宦官的沉浮轨迹,其父彭献忠在惠昭太子之死及随后的“太子之争”中的作为为彭氏家族的兴盛奠定了基础。湖北宜昌发现的唐代宦官彭希晟墓志,志石呈方形,边长77厘米,厚12厘米,志文34行,满行33字,全文1126字,楷书,由唐代崔立之撰文、田师循书丹、卢元卿篆额。墓志全文如下：大唐故辅国大将军行右监门卫将军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襄阳县开国公食邑二千五百户陇西彭公墓志铭并序     

唐河东监军使刘中礼墓志考释

本文根据2002年7月在西安东郊史家湾出土的唐墓进行了研究,认为墓主是唐河东监军使、左监门卫将军刘中礼,是晚唐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沛国公刘弘规创建的宦官世家的重要成员.墓志中记载的刘中礼一生的事迹,反映了晚唐宦官专权的重要史实,同时,内容还涉及庞勋起兵的历史,提供了唐朝北通黠戛斯、西降嗢等重要史料.     

新见唐代宦官《杜英琦墓志》疏证

唐代宦官杜英琦因参与宪宗朝迎奉佛骨而史上有载,墓志问世,又勾勒出志主参与平定吴元济、李师道等更多史事。墓志在补史之余,又佐证了史书上的一些记载。通过研读墓志及相关史料,再次领会了"二重论证法"在史学界的圭臬地位。     

敦煌本《记室备要》“西院直公”考

此文从敦煌本《记室备要》中“西院直公”一词入手,分析这个词语在史籍中的对应记载揭示“西院直公”就是枢密承旨的别称,而出土宦官墓志中的“枢密院端公”与枢密承旨均是指枢密院中起草诏诰的中层宦官,“西院直公”则是地方监军使对枢密院中掌实权的枢密承旨的敬称.     

明代宦官杨庆墓的考古发掘与初步认识

2005年10月在南京江宁区韩府山东麓发掘的杨庆墓,是一座规格较高且形制独特的明代宦官墓葬。墓主杨庆,永乐时期极为受宠,永宣之际备受重用,并还参与过郑和七下西洋。墓志揭示了杨庆在永乐朝受宠有其必然性及其在郑和七下西洋过程中所起的实际作用。杨庆墓采用了铁索悬棺的奇特葬式,可能体现了宋元以来热衷道教的宦官对这种葬式的心理认同。杨庆墓志的书写人与刻工均为极一时之选的名家,从一个侧面印证出杨庆即便左迁南京依旧权倾一时。     

《宫内、朝廷与边疆——社会史视野下的明代宦官研究》评介

<正>齐畅著《宫内、朝廷与边疆——社会史视野下的明代宦官研究》,201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是书以墓志碑刻等出土史料为基础,通过个案分析对以往传统史学关注的重点领域——宦官这一群体进行重新考察,令人耳目一新。首先,研究方法上,该书摆脱了传统政治史研究中着眼于政治制度本身演变的方式,选取明代宦官制度发展关键时期的代表性宦官即永乐宣德时期的刘通、刘顺兄弟,成化弘治时期的钱能,正德时期的高凤,嘉靖时期的麦福,万历时期的陈矩,以五名宦官及其家族研究为中心,在缜密细致的考证基础上,     

明代宦官与士大夫关系的另一面——以宦官钱能为中心

明代成化年间,以专横贪恣著称的云南镇守太监钱能,为士大夫所鄙,屡遭大学士商辂、云南巡抚王恕等人的弹劾.然而,在新近出土的碑刻中,却赫然发现了商辂为钱能母亲所撰的墓志.新史料的发掘,使得人们对钱能与商辂的关系,以及由此而引申出的明代宦官与士大夫的关系问题,产生了新的思考.     

四川阆中市邵家湾清代邵万全夫妇墓坊调查简报

202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四川阆中市邵家湾清代邵万全夫妇墓坊开展调查,对其进行测绘和拓片。墓坊为仿木结构,八字形,整体面阔五开间,七楼,庑殿顶,筒瓦屋面,上有宝顶,下有须弥座。正面刻满雕刻,有墓主夫妇坐像,八仙,福禄寿、花卉等吉祥图案以及戏曲雕刻等。一层各间都刻有文字,内容包括墓志、世系、诗词、对联等,由墓志可知,墓葬修建时间为咸丰九年（1859年）,该墓为邵万全夫妇生前所建,为二位之“寿藏”。邵万全夫妇墓坊的调查为研究清代川东北地区墓坊结构、雕刻以及葬俗、文学、书法等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慎节老人墓志》初探

山西省艺术博物馆馆藏《慎节老人墓志》,志主为明英宗、宪宗时期官至工部侍郎的张颐,志文由志主自撰并实际使用,在志铭体例、卒日记述等方面有独特之处.张颐虽然在明宪宗时期依附专权宦官汪直,但其某些政治主张和政治作为也有值得肯定之处.张颐家庭是一个典型的世袭卫所武职家庭,通过此志亦可了解这类家庭的入仕途径及其门风演变的情况.     

洪武朝内府官制之变与明初的宦权

明代宦官问题肇始于开国皇帝朱元璋,但一直以来对洪武朝任使宦官的性质与规模、明初宦官组织的形成特点等都缺乏深入的研究,这使得对明代宦官的认识缺乏一个"源性"的基础.事实上,在朱元璋统治时期,伴随着以宰相为首的传统外朝体制的解体以及一系列惨烈的政治事件的连续爆发,宦官组织在不断调整中得到巩固和发展.朱元璋刻意培育宦官并用以牵制外廷,体现了他一贯的分权思想;宦权的扩张反映了君权的空前膨胀.正是那位被普遍认为是禁止宦官干政的明太祖,赋予了宦官合法的权利和地位,从而使宦官在实质上已作为明王朝政治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     

南京市祖堂山明代洪保墓

2010年发掘的洪保墓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祖堂山南麓,该墓为竖穴土坑砖室墓,是南京地区常见的前、后室结构的明代大型墓葬,墓前还发现坟寺遗存。墓中出土寿藏铭、玉环、水晶串饰以及铅锡明器等遗物。寿藏铭记载了墓主洪保的生平事迹,以及与郑和下西洋的相关资料。     

洪保生平事迹及坟寺初考

洪保墓出土的寿藏铭是对其生平事迹及郑和下西洋史料的重要补充。据寿藏铭及相关文献记载,从永乐元年到宣德八年的30年内,洪保曾经一次奉使西域、七次奉使西洋,与郑和、王景弘同列为宣德六年下西洋之正使太监。此外,据记载下西洋船队中确有五千料宝船,至正统六年洪保依然活跃在政坛。洪保墓地所在坟寺即宁海寺。     

太监是中国人发明的吗

“太监”和“宦官”在清朝以前不是相同的概念。宦官早在商朝就有,不过那时的宦官并非全是阉人。宦官“悉用庵人”是东汉以后的事情。“太监”一词,辽代才出现。明代,太监和宦官才发生联系。太监是宦官的上司,是高级宦官;充任太监的必须是宦官,而宦官却不都是太监。到了清朝,太监才成为宦官的同义语。     

《唐韦绚墓志》发微

韦绚为唐代中期的著名文人,唐顺宗朝宰相韦执谊之子,文学家元稹之婿,其笔记小说《刘宾客嘉话》《戎幕闲谈》流传至今。因文献记载不足,故与其有关的研究存在诸多争议。韦绚墓志的发现,为研究其家世生平、交游仕宦、文学创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宦官擅权、朋党相争、藩镇割据的政治面貌,对研究中晚唐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石景山出土金代吕嗣延墓志考释

北京石景山出土的金代吕嗣延墓志,颇具史料价值.墓志详述吕嗣延生平,还兼及相关诸人事迹.吕嗣延的曾孙吕造于泰和时把吕氏家族墓地迁至鲁郭.墓志正文撰、刻于金世宗大定十七年,而志盖阴面还有吕氏家族墓地迁葬时的补刻,这在以前出土的辽金墓志中是不多见的.本文结合相关史料,对墓志略作考释.     

唐代至后梁时期卢真启墓志考

2007年,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发现了我国唐至五代时期名门望族范阳卢氏一支的家族墓地.墓地共出土墓志两方,一方为卢真启墓志,一方为其子卢价墓志.其中卢价墓志已发表,而卢真启墓志史料价值也颇高,为了解和研究唐至五代时期卢氏家族的历史,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