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商业史》评介

《清代商业史》评介杨凤兰在改革开放,商品经济浪潮席卷而来的今天,经商下海已成了一种新的社会风尚。与此相应,众多著名的、不著名的、专业的、非专业的商学著作家,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而种种以商业为主题的书籍亦充斥于书市。这些书的内容,以当代为主,又夹杂...     

商学教育与新加坡华人经济的近代化转型

论文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新加坡华人社会中的商学教育活动为例,梳理商学教育的发展状况,并探讨了近代海外华人经济的近代化转型问题。研究显示:在近代欧美商业冲击与中国民族主义影响下,商学教育在新加坡华人社会悄然兴起,逐渐改变传统华商家族式或学徒制的商业知识传递模式。以中小学和补习学校为主的学校商学教育与以报刊杂志、国货展览会等形式进行的社会商学教育,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新加坡华人社会商学教育的主要新形态。商学教育不仅是当地华校新式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地华人经济近代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代书商童子鸣行实考略

明人童珮亦商亦儒,与吴地的士人交游广泛,被誉为"书林四杰"之一,在文学史及龙游商帮的研究中多有提及,但学界对其个人生平及著述却少有深入的探讨。通过零散资料的搜集整理,对童珮的字号、生卒年代、家族、著述、交游及商业经营诸方面进行辑考,可以对童珮的一生行实有较为详细的了解。同时,对明代中后期龙游地区儒与商的社会观念进行了探析,一定程度上更新了对士商合流观念及龙游商帮的认知和思考。     

从清代扬州务本堂看徽州盐商商儒价值观的内涵

对清代扬州两淮盐务组织务本堂的商业文化背景、乡土文化背景及其在两淮盐业经营中的作用进行探考,发现务本堂的设立不仅是徽州盐商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一大举措,也标志着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徽、州盐商价值观念的转变和突破,主要体现在对传统农商观的思辨,"利"、"义"契合的经营价值观的确立和业儒弘儒的人文精神的践行.     

徽商与清代汉口紫阳书院--清代商人书院的个案研究

明清时期 ,徽商不仅致力于徽州本土的文教事业 ,还纷纷在侨寓之地创办书院 ,以为相从旅邸的子孙就学成名计 ,而汉口紫阳书院则是其中的典型 ,汉口紫阳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业经济发展和徽商“贾而好儒”的产物。从汉口紫阳书院的创建、功能及经费的经营中可以窥探明清商人书院与传统书院的不同特点。     

儒商第一家 常家庄园

三晋这片黄土地,貌似贫脊,但它那厚重的历史积淀却滋生、养育了各路英才。其中,名震华夏的晋商流派便是一段值得骄傲和研究的历史。常家、乔家、曹家、渠家、王家,穿越这些豪门大宅,你可以在岁月的痕迹中,触摸到一条晋商脉络,而常家的历史似乎更让人看到了它的成功所在,那就是经商与治学并重。     

论明清小说中的儒商形象

广义地说,儒商指商人群体中自觉以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指导商业经营实践,不断以儒家思想文化充实自己,具有鲜明儒家君子人格和儒学气质的商人;狭义地讲,儒商指商人群体中早年投身儒业,后来以经商为职业和谋生手段,在经营活动中坚守儒家价值观的商人。商品经济的空前活跃,使明清社会呈现士商合流的趋势,涌现了大批儒商。儒商形象也开始不断进入文学殿堂,他们具有以义取利,诚信不欺;刻苦执着,勤俭精明;重情仗义,乐善好施;尚文业儒,神韵潇洒等特质。探讨中国古代儒商的精神风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     

学以成商:明清徽商学徒的贸易知识与生意学习

明清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商业分工促使商人们在正式投身经营活动之前需经历商业学徒的学习阶段.徽商学徒在学艺期间需要掌握辨物、估价、识银、算术等贸易知识,同时还要学会书写记账、交际往来、辨别良莠、调整经营策略等本领.这些本领可通过父兄宗亲的言传身教、商书的学习、店内的请教模仿以及自身的体悟等途径来练就.徽商学徒学习经营贸易的内容、缘由与举措,深深根植于明清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亦体现了商业群体自身的发展脉络.     

胡适之《说儒》研究史(1934-2014):评述与展望

《说儒》既是胡适最重要的学术著述之一,又体现了1930年代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以及儒学研究史的新走向。自从1934年《说儒》发表以来,相关论争和研究几乎从未停歇,从而成为民国学术史、儒学研究史上的一大公案。有关《说儒》的零星议论从其发表之后便已出现,但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则始于1949年后。现在看来,海内外的多篇相关论著,均各胜擅场,其本身亦成为当今中国学术史、儒学研究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尚无法回答诸如胡适晚年仍坚持的《说儒》出现后中国上古文化史需"从头改写"的信心自何而来、《说儒》现实关怀何在及其本身的多重意涵等问题,此或亦是《说儒》及其相关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之处。     

借宇宙论确立的儒道二家的“生命的学问”

大家都比较逐渐地认同,中国传统儒、道二家的哲学,都可称为“生命的学问”。这种“生命的学问”,在形而上层面上,可以以宇宙论或本源论支撑,亦可以由本体论确认。本文即致力於探讨儒、道两家在宇宙论上的差别,及由这种差别建构而成的“生命的学问”的不同路向。     

略论徽商的别号与宅名

明清时期,徽商势力强大,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济的经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徽商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贾而好儒,或“先儒后贾”,或“先贾后儒”,或“亦贾亦儒”。徽商别号和宅名的选取,也正反映了这一特点。别号,又叫别字,是古人除了名和字外的又一种符号。徽商别号中常见的字有庵、斋、亭、轩、堂等,它们都是建筑类名称,其中庵、斋还可引仲为书房、学舍的意思。如     

车辋村

正车辋村位于晋中市榆次区西南东阳镇。车辋村因"中国儒商第一家"常家大院而闻名。车辋常氏在清康熙、乾隆年间开始经商,逐渐使常氏成为晋中望族,常家家族和其他晋商一道开始了开创福建武夷山至俄罗斯恰克图的"中俄万里茶路"。从清康熙年间到光绪末年,常氏家族经开始营造住宅大院。经过二百余年的修筑,形成了占地100余亩,房屋1500余间的超大规模建筑群。如今开放的常家庄园,主要建筑有祠堂、贵和堂、石芸轩书院、静园等。     

晋商渠家的特点

正如今人们一谈到晋商就想到了多个"大院",虽然大小样式各不相同,但都是北方典型的"高墙、砖雕、木雕"城堡式的四合院群;一谈到发家史,多是"走西口";一谈到商业,多是茶庄、票号;一谈到经营理念就是"仁义诚信";一谈到管理制度就是"股份制"。大面上看似乎没啥区别,都差不多,甚至像一大家人,特别是晋中的乔家、常家、王家、曹家、侯家、何家、冀家、渠家更是如此,就连万里茶路上经销的砖茶都是"川"字牌的。但深入了解,仔细分析,是各有其特点的。要分析各家的特点,必须深入研究到人,人与人总不会是一样的。     

清代京师的旗籍商人

清代旗人以京师为最大聚居地,故旗籍商人亦以京师为多。旗人经商,具有如下特征:其一,旗籍商人由贵族高官、满洲亲贵家人、普通旗人三部分构成。身份地位不同,经营模式、业务范围、资金多寡亦有差异。其二,旗人经商,多为副业。贵族高官,往往兼营地产、房产,因此兼有官僚、地主、商人的多重身份。其三,旗人经商,因制度所限,具有一定隐蔽性。其四,旗人经商,拓宽了与民人交往的渠道。贵族官员开设商铺,多与民间商人合股经营。商铺的管理运作,亦依靠民人。旗人、民人在商业经营中的多种方式,对陶融旗民具有积极意义。     

“不能让‘葡萄常’绝在我这代”

清朝咸丰年间,玻璃手工艺世家“葡萄常”鼻祖制作的“葡萄”,得到了清廷的喜爱。解放后,为保住这份家业,常家两代女人立志不婚,“葡萄常五处女”的说法厂‘为流传。如今,常家两姐妹艰难地传承着祖传手艺……     

山西当铺

山西商人在张家口贸易活动,历经明、清到民国,达二百余年,先后开设大小店铺千余家,除经营大宗商品的店铺外,还有多家当铺。如榆次车辋村常家在张家口开的店铺有50多家,经销的商品上至茶叶和绸缎,下至油盐和葱蒜,几乎无所不包。开当铺也是晋商生财之道。旧社会的当铺,也称“典当     

朱子伦理思想与明清徽州商业伦理观的转换和建构

朱子以理欲之辨为核心,在公私、义利和诚信及四民职业伦理问题上承继传统儒家伦理的核心价值观,对之做了系统的新阐发。它要求每个人践行儒家伦理道德,正确处理各层面的公私关系,实现儒家的理想人格,以建立一个儒家的理想社会。在秉承朱子之学和家礼的明清徽州,为了适应新的商业社会发展需要,人们以朱子伦理观为基础,同时吸收明清思想家重视个人主体精神、个人治生及"新四民观"等职业伦理思想,建构起一种新的商业伦理观。明清徽州以天理为旨归和价值目标,崇尚"勤俭治家"和"崇俭黜奢"的原则。在处理与家族、乡里、社会和国家等不同层面的公私关系时,践行朱子的公私之辨,以奉公和利公为原则与理想追求。秉承朱子义利观,将以义取利、以义制利和化利为义落实到经营和生活的诸多方面。徽商在经营中崇奉朱子的诚信观,以契约理性来规范商业经营。在看待士商(儒贾)关系及其职业伦理价值时,对朱子的职业伦理观既有突破,更有持守。     

从儒佛道三教关系的视角看鉴真东渡

鉴真是唐朝著名的佛教高僧和思想家,鉴真东渡与玄奘西行可视为唐朝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西行东渐"的双璧。鉴真游学、东渡于盛唐武则天至唐玄宗期间,其时亦属儒佛道三教文化的长足发展期。在武则天崇佛抑道轻儒时期,鉴真在扬州出家;重佛轻道的中宗和崇道兼佛的睿宗时期,鉴真游学两京;玄宗崇道抑佛升儒时期,鉴真六次东渡。盛唐时期儒佛道三教冲突与融合实为鉴真东渡的思想因缘之一。     

《说儒》中“文士”、“法利赛人”之隐喻及多重意涵

胡适《说儒》一文除探寻儒之起源外,亦渗透着强烈的思想性和现实关怀。其参照基督教创教史建构孔子为"儒教教主"时涉及的"文士"、"法利赛人"有隐喻学院派学者之意,并借此揭示出知识人、学者的追求与百姓愿望之间的差距,其目的是弥合彼此之间的鸿沟,以便在民族危机之时建立起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重心。从篇尾以理性解构自己建构的"教主"形象可知,胡适在此问题上亦充满困惑。但《说儒》提出的儒家及其思想与民间社会、普通百姓疏离和沟通的问题,仍值得进一步思考。     

以歙县虹源王氏为中心看明清徽州宗族的婚姻圈

明清徽州宗族婚姻圈有以下特征:第一,婚姻缔结以县境地域范围内特别是周边邻近宗族为主要对象;第二,徽州境外的婚姻缔结与徽商的迁徙和经营地域圈的扩大有关,长期经商外地甚或侨寓外地的徽州商人在商业经营或土著化进程中与当地人士结成婚姻;第三,徽州宗族的婚姻缔结以几个大的宗族为主要对象,相互之间结成世婚之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婚制在徽州的盛行;第四,较多以业儒仕宦为背景的宗族相互结成婚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婚姻背后文化上门当户对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