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与民主——古代雅典民主政治剖析

本文通过考察和分析古典时代雅典民主政治的种种现象,说明雅典民主政治领袖的作用及其与民众的关系,揭示古希腊宗教和哲学中根深蒂固的防范英雄观念。这种观念在古典时代的雅典得到充分的发挥和贯彻,具体表现在雅典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中。笔者认为,这种对英雄的防范意识和做法充分体现了古典时代雅典人的政治智慧。雅典的政治领袖们正是这种民主制度和规则的产物。他们遵守这种制度和规则并为之受难。     

从雅典妇女地位看其民主政治局限性

有关古希腊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议论颇多。笔者试图从妇女社会地位的角度揭示这一民主的局限性。古代雅典“妇女占居全邦人口的半数”,了解她们的政治地位、社会处境,可使我们更深刻认识这种民主政治的局限性,认识到这种民主从根本上无广泛性可言。伯利克里时代为雅典民主政治的“黄金时代”。然而,恰在此时,妇女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低落到了极点。城邦公民充分享受的诸多政治权利——参加公民大会、担任公职等,均与妇女绝缘,不论出身如何,没有资格享有与男人等同的民主权利。民主政治成为极少数男性公民独占的特权,男性公民可为所欲为是这种民主的重要特征之一。人口中的“半边天”——为数众多的女性倍受歧视,发达一时的民主政治实质上是建立在父权制和大男子主义的基础之上的。     

从提秀斯崇拜透视古典时代雅典的王权观念

在古典时代,提秀斯在雅典广受崇拜。提秀斯的古典形象与原始形象存在较大区别,是古典作家改造的结果。古典作家的现实考量,不仅在于学界常强调的宣传、美化、合法化雅典民主政治,更在于将提秀斯所象征的王权作为解决民主政治困境的一种路径,反映出雅典王权观念的改变。雅典王权观念的改变是雅典国际、国内环境综合影响的产物。     

浅析古典时期雅典人的妇女观

妇女观是社会对妇女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一个时代的妇女观是这个时代妇女状况和社会地位的真实反映。古典时代是雅典民主政治的繁盛期,在许多戏剧和哲学家的著作中都论述了妇女。笔者试图以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柏拉图的著作为出发点,以窥探这一时期雅典人的妇女观。     

民主：在信任与不信任之间

“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度,是因为权力不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而是掌握在全体人民的手中。”当伯利克里面对雅典人这样阐释“民主”的时候,他全然没有预料到后来的人几乎动用了全部的理解力和想象力,让各种完全不同、截然对立的政治体制同民主挂上了钩。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政府都宣布自己是民主的政府,是根据人民主权的原则,以人民代表的身份行使权力的。     

戏剧公演与雅典城邦政治

以古典政治文化理念的视角来考察希腊公民集体社会生活,城邦戏剧公演活动实际上是城邦民主政治实践的一种重要形式。雅典酒神节戏剧公演活动中诸参与者之种种表现,与他们在城邦公共领域中作为政治行为主体所各自扮演的角色是一致的。戏剧公演,反映出古典时代雅典城邦与社会、大众与精英、男性与女性、公民与奴隶等特定社会关系的丰富性,无异于是对雅典政治真实面貌的生动展现。     

雅典古典时期的埃菲比亚文化

雅典古典时期的埃菲比亚是一种对即将成为正式公民的雅典青年进行军事训练和宗教、政治教育的传统。埃菲比亚传统中的誓词内容已得到铭文证据的印证,其基本要素在古典作家的记载中存在较为丰富的间接证据。埃菲比亚传统可能在莱库古改革之前尚未制度化,但其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的古老性却已得到大量相关史料的充分印证。埃菲比亚传统及其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并不构成对雅典民主制基本原则的损害,相反却对后者的生存与发展起到了保障与促进作用。     

雅典议事会司书考述

议事会司书是雅典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重要职官之一,负责城邦公共文书的记录和保存工作。随着古典时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完善,议事会司书制度经历了两次重要变革:一次可能源于厄菲阿尔特改革,五百人议事会以部落为单位分成十个轮值议事会,轮流当值,处理城邦要务,此举导致议事会司书亦须每年选任十次;另一次发生在公元前4世纪60年代,议事会司书选任的方式、资格以及任期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表现出更加明显的民主特征。     

提秀斯改革新论

发生在公元前13世纪中期的提秀斯改革与雅典氏族制度的解体和国家的产生、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关系。提秀斯大约是来自南希腊的一支希腊人的首领,在击败阿提卡原有居民的联合抵抗后,把当地贵族分子迁居雅典城,从而实现了阿提卡诸地方公社的初步“统一”或联合。针对泥沙俱下的“所有外来人”,提秀斯做了适当安排,从而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因争夺土地所有权而必然引发的大规模激烈冲突。这样,一支数目较多、势力较强的外来人通过“改革”,以武力的方式强行定居雅典。此后,“外来人”比较顺利地加入雅典居民的社会组织,进而成为雅典公民,似乎逐步成为一种惯例,直至古典时代。这是雅典民主制产生和发展不可忽视的历史因素。提秀斯改革虽对阿提卡原有居民的社会组织产生过一定影响,使散居阿提卡的诸公社初步联合起来,但决不是地域关系取代血缘关系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更不是国家组织取代氏族部落组织过程中的决定性一环。     

公元前5世纪阿尔戈斯的民主政治

公元前5世纪阿尔戈斯的民主政治诞生于塞佩亚战役的惨败以及随后公民队伍成分变化的过程中。在民主政治体制下,阿尔戈斯的基本制度包括公民大会、议事会和官员。与雅典等比较,阿尔戈斯官员的任期只有半年,并且受到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制约,民主特征鲜明。然而,阿尔戈斯议事会和官员的相对强势,公民大会出席者成分的限制,使它的民主政治更接近亚里士多德所界定的温和类型,其民主程度与雅典民主政治有一定距离:一方面,民主政治时代的阿尔戈斯虽然是一流强国,但它很少在希腊世界扮演决定性角色;另一方面,在竞争激烈的希腊城邦世界,阿尔戈斯成功维持了政治独立,特别是能够在大约二百年中保持政治稳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民主的制度设计。对阿尔戈斯民主政治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古典时代阿尔戈斯和伯罗奔尼撒的历史,也会丰富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图景,有利于打破希腊史研究中雅典与斯巴达中心的倾向。     

20世纪中后期国外学者对古希腊演说研究述评

20世纪后半期,西方古典学界,主要是欧美学者对古希腊演说的研究开始摆脱亚里斯多德的传统,将其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文化现象,与雅典民主政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重点分析和探讨了演说与雅典政治领袖、雅典法律诉讼和雅典城邦民主政治意识形态的建构等之间的关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可否认,这些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为国内外同仁进行相关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贵族话语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关系——以“刺杀僭主”叙事为中心

传统观点认为,虽然古典时期的雅典人创造了民主制,但并未发展出相应的民主政治话语,贵族的传统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始终在民主政治中居于主导地位。然而,对"刺杀僭主"叙事的分析表明,贵族发明的话语传统可以在公共空间内被大众转化为城邦的政治话语,进而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被民主化,为民主政治话语提供符号、仪式和形象,成为民主制的有机组成部分。这说明,古典时期雅典民主政治对旧时代政治符号的继承,并不等于贵族话语对民主政治的胜利。能够在新的政治语境中对旧叙事进行创造性改编,反而说明民主政治有能力利用旧传统的养分,创造出属于自身的政治话语。     

《古典民主政体论》读后

1991年,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何兴民同志的大作《古典民主政体论》。这是中国学者系统论述雅典民主的第一部专著。全书共分六个部分,分别探讨了民主一词的渊源、雅典民主的起源、存在的社会条件、基本原则及历史意义,并涉及到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及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制的存、无等重大问题,视野比较广阔。同时,作者试图运用政治学、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对雅典民主进行比较全面的论述。相对于国内现有的研究成果来说,何兴民的     

梭伦改革的原因探析

梭伦改革的必然性是雅典贵族政治不能再继续下去。经济上,贵族政治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上,贵族政治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对外关系上,贵族的腐败无能严重削弱了雅典城邦的实力,甚至危及城邦安全。雅典复杂交织的矛盾,在独具特色的希腊文化氛围中催生出梭伦改革,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础。     

评《古希腊民主制研究的历史考察》

古代希腊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制度,作为一项伟大的政治试验,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引起了众多的争论.希罗多德认为平等是一件绝对好的事情;伯里克利把它作为理想的生活方式来歌颂;公元前4世纪的演说家认为它是唯一可以实行的政体.但从民主产生之日起,对它的反对也同时开始.据说希波战争时期,就有寡头分子试图颠覆雅典的民主政治.对古典时代诸如柏拉图之类的思想家来说,民主政治或者是煽动家和暴民的统治;或者是穷人对富人的压迫;或者是无政府状态.这样一份是非杂糅的遗产,自然让后世的人们在发掘古代民主的价值之时,会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罗马人、中世纪的欧洲人、近代以来的西方思想家、政治家和古典学家,出于这样那样的动机,都对古代民主制度发表过自己的看法,积累了丰富的成果.     

雅典执政官任用程序的历史考察

执政官曾是雅典权重一时的官员,但是在大约300年的时间里,它的任用程序几次发生变化,由最初的贵族议会直接任命最终发展为民主式的抽签选举,在此过程中,其政治影响和地位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从城邦最高官员沦落为普通公民都可担任的职务.整个过程实际体现了雅典由贵族政治向民主政治的逐渐过渡,因此是雅典政治民主化的缩影.     

民主还是暴政——希腊化时代与罗马时代思想史中的雅典民主问题

本文认为 ,自希腊化时代以降 ,由于城邦民主制度的衰落和希腊化、罗马等君主国的兴起 ,批判雅典民主制度的思潮得到了发展。无论是在希腊化时代的波里比阿等人笔下 ,还是在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西塞罗或者罗马帝国时代的普鲁塔克等人的思想中 ,雅典民主更多地以混乱、刻薄、无法制的暴民政治面貌出现。西方学者今天对它的肯定不过是民主政治再度符合了他们的需要。因此 ,在传统与现实之间 ,现实的需要往往是第一位的。     

雅典外邦人的社会地位与历史作用

作为一个主要由外来移民所组成的社会阶层,外邦人(Metics)是解读雅典城邦社会形态的重要载体.古典时代,雅典的开放和繁荣吸引了大批的外邦人.由于雅典公民的重农轻商意识和对政治权利的垄断,外邦人不能从事农业生产与政治活动,但是在雅典的工商业与文化领域外邦人拥有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雅典外邦人以其独特的社会地位为雅典城邦的繁荣和稳定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特殊历史作用.     

在雅典和罗马之间——古典传统与美利坚共和国的创建

在美国的建国历程中,古典传统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这在学术界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研究古典学的学者通常过分强调古典传统的影响,而研究现代史的学者则往往低估美国建国与古代经验的联系。实际上,美国的建国者对古典知识采取了一种实用的态度,把它置于他们所掌握的各种知识和思想资源中,并结合他们所处时代的特点加以综合利用。在建设新国家的过程中,他们充分吸收了古代历史的经验教训,既未彻底抛弃雅典民主的精神理念,也没有完全认同罗马共和的制度安排,而是借助自己的政治智慧和现实关怀对两者进行了改造和转化,最终超越了古典传统,确立了一种新型政体以及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建国者在雅典和罗马之间走出了一条新的建国道路。     

论雅典奴隶制民主政治的形成

论雅典奴隶制民主政治的形成顾銮斋雅典奴隶制民主政治的形成,作为古希腊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之一,古往今来深受学者关注。１９世纪格罗特等人认为,克利斯提尼改革确立了民主政体,雅典从此成为一个奴隶制民主共和国①。这一观点提出后,即为西方学者信奉不疑。仅以《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