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淮河流域早婚现象

正早婚,是指不到法定婚龄而事实上的同居行为。它作为中国农业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延续已久,近代社会各地区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淮河流域这种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本文试图通过对订婚年龄、结婚年龄、童养媳、指腹为婚等方面来解析近代淮河流域的早婚现象,并通过这些现象来探讨早婚依旧存在的原因。一、淮河流域早婚现象概述1902年12月,清末维新志士梁启超在他所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篇     

发展的幻象——近代华北农村农户收入状况与农民生活水平辨析

近年来,国内有关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的研究存在着一种引人注目的倾向。素来被认为是衰落破败的近代华北农村,在不少学的笔下则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农村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耀眼图景。而与之相对立的过密型商品化理论,以及近代中国农村经济衰退论,则被当做“近代农村经济史研究的主流思维”而遭致激烈的批评。甚至挞伐。     

近代华北平原地租形态研究——近代华北平原租佃关系探索之一

近代华北平原地租形态研究——近代华北平原租佃关系探索之一史建云租佃制度贯穿于传统中国社会,是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的重要生产关系之一。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处于这一背景中的租佃制度是否有变化,有什么特点,对研究近代农村经济,特别是近代农村的...     

近代山西婚姻行为中的陋俗问题

民国时期的婚姻转型在山西农村中有所体现,但农村婚姻行为中的大量陋俗成了婚姻转型的障碍,尤其是早婚、重财、买卖婚姻、冥婚等一系列陋俗成为当时山西农村婚姻的组成部分,而剔除这些陋俗就成了近代山西农村婚姻转型的重点问题。     

从近世走向近代:华北的农耕结合与村落共同体

近世以来华北农民在农耕劳动上的互助-结合行为的变化与同时代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密切相关,而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则直接关系到对该时代农村社会性质等基本问题的认识。华北农村的农耕互助具有地域特征,通过对近世华北农村的"锄社"、"合具"及近代的"搭套"、"换工"等农耕结合习惯进行考察和相互比较,可以看出华北的村落共同体经历了一个从近世走向近代的、变质的过程。     

近代甘肃集市研究综述

集市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与民众的联系非常紧密,是了解农村社会的一个窗口。近代甘肃经济以及集市的发展远不如东南沿海地区发达,但近代中国社会的大环境决定了它的命运和发展——与传统相比,还是出现了新的因素。本文通过对近代甘肃集市研究的梳理,总结了其成果与不足,有益于开展进一步的集市研究。     

华北农村的近代转型——评《传统与变迁:近代华北乡村的经济与社会》

<正>本书是在201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金铮教授的一本论文集,是李老师十多年来研究的精华所在。李金铮,河北献县人,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经济与社会史、乡村史、中共革命史,现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教育部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著有《近代中国乡村经济探微》、《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研究》等。本书的题目是"传统与变迁:近代华北乡村的经济与社会","传统     

1950年《婚姻法》与华北农村婚姻制度的鼎革

新中国成立前后,华北农村广大妇女自发地追求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婚姻家庭纠纷呈井喷式爆发,乃至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不仅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反封建斗争的补课,也是一项具有前瞻性的战略行为;它在法律上构建了与传统婚姻制度迥异的现代婚姻制度,实现了妇女解放;同时,妇女解放带动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婚姻家庭乃至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变化,推动了当代中国社会缓慢而巨大的变迁;尤其是改造了农民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构建了团结、民主、和睦的新型家庭关系,从而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     

“民国河北高等法院档案与近代华北社会”学术研讨会简述

2006年10月21—22日,由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民国河北高等法院档案与近代华北社会”学术研讨会在石家庄召开。北京、天津、山西、河北四省市的30余位学者与会,提交论文26篇。这是继2002年在天津举办“中国华北城市近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以来,第二次召开有关近代华北社会的学术会议。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召开这样一次学术研讨会,不仅可以引发各地专家学者对其所在地区档案的挖掘使用,同时也将推动近代华北社会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新材料的发掘与使用一直备受学界重视,本次研讨会突显了这一主题。目前,许多省级档案馆里保存有相当数量的民…     

《传统与变迁:近代华北乡村的经济与社会》

<正>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38万字,60元无论是历史的中国还是现实的中国,乡村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领域,因为它影响了无数人的命运,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华民族的走向。本书作者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已出版《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探微》、《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等著作。这部专著,是作者近些年来围绕"近代华北乡村的经济与社会"所进行的探讨。首先,以华北为中心,阐述了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并检讨     

20世纪30年代江南市镇的经济社会实态——以朱泾镇为个案的考察

16世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市镇诞生,中国步入从传统到近代的经济社会转型期。到20世纪30年代,朱泾镇在社会、文化教育领域出现了近代因素,由于30年代农村经济的凋敝,市镇失去了发展原动力,朱泾经济依然是传统经济结构的延续,鲜有突破。可见,经济、社会等领域的转型不是同步的,社会经济的转型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艰难性。     

前近代华北乡村社会水权的形成及其特点——山西“滦池”的历史水权个案研究

以山西省翼城县"滦池"泉域为中心,对前近代华北乡村社会水权的形成过程及特点作了实证分析,指出前近代华北乡村社会初始水权的分配原则并非绝对平均主义,也非单纯以土地多寡、需水多少为依据,而是综合了多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既有自然因素,也有传统文化因素。水权由此具有等级性、不公平不合理性等外部特征。以村庄集体为单位分配水权的形式,表明前近代华北乡村社会的水权本身是非常明晰的,并不存在界定困难的问题。因此,明清以来水利纠纷不断并非水权界定困难造成的,从根本上讲应是资源稀缺和配置不合理的结果。     

近代察哈尔地区移民社会的汉族婚俗

婚俗受社会因素的制约,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有不同的表现。近代察哈尔地区移民社会居民五方杂处,但其婚俗仍未超越传统"六礼"范畴,体现出婚俗强韧的传承性;同时,由于时值近代社会大变动期间,故其婚俗也有相应的时代性变化。从该地婚礼过程与形式可见,婚俗的形成不仅体现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也是民众用来加强社会关系网络的产物。     

农村土改后恶风陋俗的革除与新民俗的形成

伴随着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反封建斗争,新生的人民政权对旧农村的社会污垢进行了猛烈涤荡,封建迷信受到批判,巫婆、神汉遭到取缔,早婚、溺耍等许多恶习得到革除,婚姻自由之风开始盛行,"二流子"得到改造,劳动光荣、崇敬人民领袖的农村新民俗开始形成,农民的社会价值观念开始转变,一个迥异于旧社会的新农村逐渐呈现在人们面前。     

梁漱溟与邹平乡村建设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 国。近代以来,由于列强势力的入侵,国门被打开,原来封闭的农业经济受到冲击和破坏,先进的现代化农业又无基础形成,在变迁动荡中,大批农民破产,农村出现机陧不安、凋敝残破的景象。加上国内政治的不稳,兵连祸结,也加速了农村社会的崩溃,造成了广大农村的落后、贫穷、愚昧状况。而这一状况又反过来成为国家现代化的最大障碍,社会的任何变革,一到农村,就会受阻,各种新思想、新主张也都因无法深入乡间而难以在中国土壤上扎根。有鉴于此,五四运动时期就有相当一批知识分子,把追求中国现代化出路的目光转…     

从南浔的变化看近代教育在江南市镇的发展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市镇是乡村文化的代表。近代以来,文化格局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都市文化代表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都市成为文化的辐射源,它不断地渗透与影响农村地区。浙江省南浔镇教育在近代的变化与发展过程,具体地说明了传统教育是如何变化的。     

清代中期婚姻行为分析——立足于1781—1791年的考察

本文主要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乾隆朝刑科题本婚姻家庭类档案中收集的个案资料 ,对 18世纪中后期中国的婚姻行为包括初婚年龄、离婚表现和再婚状况做了初步分析。研究结论表明 ,在当时社会 ,女性早婚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男性中早婚和晚婚两种现象并存 ;离婚是人们尽可能避免的 ,离婚中 ,丈夫休妻和嫁卖妻子为主流 ;丧偶妇女再婚和守节并存 ,中青年丧偶妇女再婚比例较高 ,但守节也有一定比例     

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演变的历史启示

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演变的历史启示龚书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变化,以及西方文化的传播等种种原因,传统文化不能不发生变化。传统文化在近代演变的历程,给人们留下了不少有益的启示。文化具有传承性,它像江河一样...     

略评《中共政权治理烟毒问题研究——以1937—1949年华北乡村为中心》

烟毒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社会毒,对于其的治理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此书详细解读了抗战时期中共在华北乡村治理烟毒的历程,以整体史的态度,用新革命史的方法,从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烟毒的源流、实态、危害,中共治理烟毒的组织保障,法律保障及根据地治理烟毒活动的个案分析上,描绘了治理烟毒问题的深刻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丰富了中共党史、烟毒史及华北区域史,对于当今的禁毒工作亦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中西方法律传统中对法认识上的几个差异

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根植于封建社会家庭伦理纲常的社会土壤中,使得中国的法以工具性价值为限,以秩序的实现为终极追求的价值,法律于是委身于并不崇高的社会角落里,使得近代以来的外诱式法制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而西方在此方面却有极大的不同,他们崇尚法本身的内在价值,以个人为本位,追求的终极目标是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