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十年代中期党的干部与知识分子关系的基础——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有关观点

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一书中,作者对于建国初期的一系列思想政治运动十分关注,用了较多的篇幅对这一专题作了详尽的论述。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之所以把这些思想政治运动作为他们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个重点,主要是因为这些运动提供了说明执政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阶层之间关系的背景材料。也就是说,作者是围绕党的干部与知识分子阶层的关系来研究这些思想政治运动的。作者的这一研究思路,有一定的道理。     

试论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几次分化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波澜壮阔曲折回旋而终于奔腾向前的革命史。在中国近代史上每一次大的政治运动或政治变革都与知识分子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在知识分子形成的集团中,往往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发生着剧烈的分化。这种分化,最突出的有过几次:(一)戊戌变法失败后;(二)辛亥     

由梁启超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焦虑与彷徨

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为谋求中华民族之富强,中国的知识分子前仆后继,始终进行着不懈的努力。然而,努力中隐伏着焦虑,交织着彷徨。此种复杂心境,在近代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当中尤其明显。梁启超更是其中的典型。其于"中国之将强与未强"这一问题的困惑,始终萦绕在他的政治探索当中。本文将通过对梁启超政治思想流变的考察,以斑窥豹,从而映射出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焦虑与彷徨。     

殊途同归：胡适与张君劢的历史命运

殊途同归：胡适与张君劢的历史命运雷颐面对着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全面危机,将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现代知识分子关于政治民主、政治参与的社会责任感集于一身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以一种“舍我其谁”的忧患意识,沉思、探索、宣传、争辩、...     

萧军与胡乔木跨越半个世纪的交往

正著名作家从维熙曾这样概括他的老邻居兼文学前辈萧军:"在现代文学史上,没有一个人像萧军这样特殊,牵涉那么多重要的史实和人物。"萧军在与众多历史人物的"牵涉"中,与胡乔木的交往却极特别。两人凭"文学"里的"政治"神交,因"政治"下的"文学"相识,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激辩,最终超越"政治"以"文学"的名义笑泯恩仇。两人跨越半个世纪的交往,不单是个体生命的偶然交集,更是历久弥新的"文学与政治"话题、知识分子     

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命运和独立人格

如果从邓小平宣布知识分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开始算起的话,为改变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地位而进行的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迄今已有整整十年的历史。今天,当我们回过头去重新审视这段历史,透过重重阴影去确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时,便会发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因为他们被宣布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从根本上改善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十年时间内所走过的,是一条交识着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的极其艰难     

政治与学术:一篇文章的遭遇

1989年10月,正当思想理论领域激烈地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之际,我写了一篇题为《略谈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关系》,企图在这场大批判中划出一条界限,避免广大知识分子人心惶     

论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教训

建国初期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为标志,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通过参加土地改革实践活动以及抗美援朝等时事教育,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断清除旧的思想影响,提高了思想政治觉悟。但在进行知识分子的教育过程中,没有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民主性原则、求实性原则,还需要不断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清末民初的“纪年”变革与国家建构

清末,中国传统时间思维受到西方线性时间观念的冲击而发生根本变革,纪年变革就是这种变化最为直接的表现。知识分子将纪年视为建构＂现代国家＂的重要方面,并为争夺纪年所具有的政治资源展开激烈论争。民国建立之后,革命党人将建构新纪年体系视为革新政治的重要标志,并在社会上大力播扬新纪年的意义,此做法却受到了普通民众的抵制。时间观念及与之相伴的生活习俗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是近代社会变革的重要论题。     

陈独秀的政治何以不得不谈?——“不谈政治”与转型时代知识分子时代转型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知识分子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它表现为知识分子学术和政治身份的分离,政治本身的变化影响着这个过程.研究陈独秀“不谈政治”问题有助于对此作出揭示.早年积极反清时,政治和学术间张力在他身上已经显现;新文化运动中宣称“不谈政治”,一方面意味着他选择学术,暂时掩盖了张力;另一方面,“不谈政治”背后关心的仍是政治,反映出政治正在逐步“发现社会”;五四运动后,政治必须通过社会运动来推进,政治和学术间的张力也就达到了顶点.知识分子时代转型的复杂过程意味着一次分流,以学术为业的现代知识分子继续呼吁“不谈政治”,相当部分投身社会运动的政治行动主义者则成为职业革命家,中国革命呈现新的面貌.     

新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参与问题探析——以1956—1966年高校干部群体为例

在十年社会主义探索时期,高校知识分子干部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为新中国建设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由于知识背景、身份地位、人生经历不同,他们的参政行为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但在"左"倾思想指导下,高校知识分子干部参政议政在客观上也对党的决策和国家政治生活产生过一定的负面影响。它不仅恶化了党与高校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而且造成了许多高校知识分子的人生悲剧。这也是党在领导高校工作中必须吸取的一个沉痛教训。     

“火烧晨报馆”与192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思想与政治分野

1925年底发生的激进群众火烧晨报馆舍事件引发中国知识界巨大争议。主张精英政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为,这是对言论自由的肆意践踏,因而视群众为无知无识的“暴民”,群众运动是易于被别有用心之人操纵的“暴民运动”;主张阶级政治的中共党人认为这只是群众运动的轨外瑕疵,不能因此否定群众运动的整体进步意义,提出要对群众运动加以政治训练和组织领导。这场激烈争论最集中地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舆论界和知识界中自由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思想分歧与政治分野。对有志于改造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社会的理论分析和群众立场,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思想选择和政治运动。     

战时重庆“有机知识分子”及其阶级道德基础研究——以余祖胜为例

以余祖胜为代表的工人作家作为1940年代中国激进工人阶层中的一部分,在促进“阶级计划”的进程中是一群重要的人物。为了尝试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并粉碎社会强加于工人阶级的耻辱,余祖胜开始从事写作。写作既是余祖胜自我解放的一种方式,也是其表达信念的工具：首先,余祖胜用当时社会所能接受的语言,要求社会给予工人应有的尊严,在1940年代重庆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次,在其作品中,余将自己的伦理观念、政治需求与个人的亲身经历融合在一起,为知识分子塑造了社会和政治鞭挞者的新形象。余努力的结果是,他成长为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典型。余祖胜渴望成为一名他自己所定义的知识分子,同时他也认为工人应与知识分子一样拥有高尚的道德境界,这使他经常处于知识分子与工人之间的夹缝位置,与其他社会阶层成员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模糊。值得回味的是,在余去世后的十年里,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在中国广泛盛行起来。     

民初“二次革命”前知识分子群体关于联邦制的论争——以《民立报》、《庸言》、《东方杂志》为中心

清末传入中国的联邦制思想,在民初新的政治环境中,引起了知识分子群体的极大关注和论争.<民立报>所代表的革命派知识分子主张有限的中央集权,即某种程度的地方分权;<庸言>所代表的原立宪派知识分子主张中央集权;而<东方杂志>则折衷于二者之间.同时三者还提出了各自对地方制度的不同主张.他们的态度和主张与民初政局的复杂多变以及各自所代表阶层利益的不同有着很大的关系.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30年代民主与专制论战透视

在内乱外患频仍的30年代中期,一批深受英美文化影响、笃信英美民主制度的知识分子,突然一反以往地力主在中国实行个人独裁的专制统治,从而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内部引起了民主与专制的激烈论争。尽管这次争论对实际政治的直接影响并不明显,但无疑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值得重视的一页。而且,这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一文,记述了1951年首先在京津高校继而在全国知识分子中开展的以清除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学习改造运动,其间并有批判电影《武训传》。文章以大量史实,涉及了诸如“文”“武’之争、自由知识分子集体自辱、知识分子传统的政治性格和生存状态与新的政治文化生态相容等问题,从中可窥见后来越来越“左”的政治环境的滥觞,读来发人深思。     

论中古基督教之异端

本文从政治、社会、经济、思想及宗教的角度探讨中古基督教正统与异端之争。认为胜 (正统 )、负 (异端 )之关键往往极受客观环境所影响 ,诸如城市的兴起、教会的改革、知识分子之涌现及其与俗世王侯和教廷的关系等等。     

吴宓、陈寅恪与胡适、傅斯年之关系——以《吴宓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吴宓与陈寅恪的关系是亦师亦友、相知相惜、维持终生可传为佳话的那种忠诚的友谊;傅斯年与胡适的友谊也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在这两对关系中,前者在人们看来属于本位文化保守知识分子群体,后者属于与之对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分析此四人及两对之关系,可以考察与透视民国时期不同类型和立场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由于《吴宓日记》记事的系统性、连续性尤其吴宓在此四人关系中的特殊性,为我们考察上述关系提供了一个十分珍贵的视角。     

竹林七贤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虽说数量不多,但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知识精英很容易转变成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尤其是科举制出现以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社会流动渠道对很多耕读传家的民间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吸引力。知识分子也因此成为权力阶级的附庸,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影响了后世的几乎所有中国人。因此,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止于竹林七贤,笔者同意这个观点。本文将以竹林七贤为对象分析何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以及为什么竹林七贤可以称作中国古代最后一代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     

集权政治与专家治市:近代中国市政独立的艰难旅程——1930年代汉口个案剖析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旨在推动城市现代化的市政改革运动在汉口兴起.作为市政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专家治市在推动近代中国城市政治民主化、法制化和城市管理科学化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专家治市的成功与否,既受制于民国整体的政治环境和城市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亦与专家治市中的主体--近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和文化转型有很大关系.由于市政体制受制于国民党"一党专制"的集权体制,加之近代中国没有建立起西方式的公务员体制,而且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还处于起步阶段,以及近代知识分子对权力的人格依附,近代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专家治市"的"良好市政",市政独立也不可能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