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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元,1942年2月生于江苏省泰州市,南京大学外文系毕业。曾任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政务参赞、中共外交部西亚北非司总支书记、中国驻莱索托和驻纳米比亚大使。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协会资深翻译家、北京市技术监督法应用协会副会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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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历程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1959年我从苏联留学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从此和金融结下了不解之缘.1979年,我担任中国农业银行常务副行长,负责组建了农业银行.1980年,我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主管金融体制改革;1990年至1992年,我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继续研究和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作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见证人、亲历者,我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情况作一简要回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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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90年底调北京工作后,每年春节都去看望李贵同志.2002年春节前我因感冒住院,节后出院后就上班了,没能去看望他.2002年8月29日午饭时,接到李贵同志孩子的电话,说他爸爸一天前去世了.突然听到这一令人十分悲痛的消息,饭也难以吃下去了.当天下午我往李贵同志家里送花篮时得知,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这就使我没能见上老人最后一面,留下终生的遗憾.四年过去了,李贵同志留给我的是不尽的思念,他永远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党的高级干部、革命前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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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潘圣宇,现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数据维护室主管.
刚刚过去的2020年,对于我来说,无疑是浓墨重彩的.这一年,从战疫到助力复工复产及重点保障,我步履匆匆、躬耕不辍.2020年11月,我走进了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从国家领导人的手中接过了"全国劳动模范"荣誉证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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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我从苏联留学归国后,留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从此和金融工作结下不解之缘.改革开放以后,历史把我推到了金融改革的第一线,历经风雨,感慨颇深.1980年,我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主管金融体制改革;1990年起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继续研究和推进金融改革;1992年创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并任主席.直到1995年离开第一线岗位.回顾过去,20世纪80年代我的主要精力是在搞银行体制改革,90年代主要是搞资本市场改革,特别是股份制改革.下面我就亲历的我国股份制改革的历程作一回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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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武汉生活整整43年了.武汉的山山水水、一木一草都会引起我的回忆.武汉成了我第二故乡.1953年我从日本回国到武汉.对我来说武汉是陌生的异乡客地.武汉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辛亥革命首发于武昌、国民革命军北伐和武汉国民政府的成立、抗战初期的武汉会战等,这给我某种神秘感和莫名的魅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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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我出生在湖南祁东县一个贫农之家.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家分得了土地,分得了房,生活也一天天好起来.我十分感谢党,拥护新社会.所以我17岁那一年,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野战军54军到我们县来招兵时,我就积极报名要求参军.由于我出身贫农,加上有点文化,身体也好,我如愿以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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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我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研究院获得博士学位,据说当时我是第一个得到学位的东方人.因此我回国后就凭着这块“金字招牌”,在旧中国过了十几年.在解放前我目睹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媚外,亲历了阎锡山政权的垂死挣扎和最后覆灭,也看透了体育界拉帮结派、沽名钓誉的丑事.我虽然在徬徨和痛苦中徘徊了多年,但始终没能走向革命的道路.只有在解放后,才在体育界做了一些事情.总觉得党和人民对我的关怀信任,超过我对人民应有的贡献不知多多少倍,回首往事,不胜感慨.现当我垂暮之年我将我的一生作个回忆,留作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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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斯诺访问陕北和目击红军大会师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冒险到陕北 1936年6月中旬,我已是燕京大学四年级学生,正在准备毕业考试.我很注意红军长征北上的消息,从天津《大公报》范长江的报道中获悉中央红军1935年10月已到达陕北.进步学生都很高兴.我的室友新西兰研究生詹姆士·贝特兰后来写的文章中曾说到我常告诉他红军北上的消息.我的心头很自然地闪过到陕北去参加红军的遐想.恰巧这时我的老朋友、热情支持和报道一二九运动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秘密地告诉我,中共中央已答应他的请求,同意他去陕北苏维埃地区参观访问.他虽然会说一些中国话,但还不怎么行,问我愿不愿意陪他去陕北采访,帮他做翻译工作.真是喜从天降!我不加思索,立即高兴地一口答应了.四年的大学生活,以及同进步同学的交流,使我受益匪浅.当时的问题是时间上有冲突,去陕北就不能参加毕业考试,就拿不到毕业文凭了.但是有机会去陕北参加革命队伍,那张大学文凭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