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沔朱寿隆等四人龙隐岩题记》石刻史实释证

正在广西桂林龙隐岩中有一石刻,上刻:"孙沔、朱寿隆、胡揆、陈钦明同游,皇祐癸巳二月"字。孙沔、朱寿隆、胡揆、陈钦明四人,皆为北宋官员,但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知。往来游客观者,都只将目光放在石刻本身,而非对其史实。该石刻虽先后被《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1]《桂林石刻总集辑校》[2]两书著录,惜皆未得作详细研究。故本文拟对碑刻中四人同游之契机略作释证。     

莫休符《桂林风土记》佚文考

清初硕学朱彝尊(1629-1709)《曝书亭集》卷44《桂林风土记跋》说该书“虽非足本,中载张固、卢顺之、张丛、元晦、路单、韦瓘、欧阳膑、李渤诸人诗。采唐音者均未著于录,洽闻之君子亟当发其幽光也”。清代敕修《四库全书总目》卷70《史部&;#183;地理类三》录《桂林风土记》,继朱说曰：“今观诸诗外,尚有杨尚书、陆宏休二首,亦唐代轶篇,为他书之所未载。     

从金石学、考古学到古代器物学——代《南方文物》"名物新证"专栏主持辞

金石学之金与石,包含了铜器和石刻两个部分,它们的来源是不一样的。石刻之学源于文献。孙星衍《寰宇访碑记·序》云:“金石之学,始自《汉·艺文志》《春秋》家奏事二十篇载秦刻石名     

桂林石刻中的古代桂林文化教育

桂林素有文化古城之称。古代桂林的文化教育,颇具特色,是桂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桂林古代的文化教育,史志记载颇多,而分布在桂林各风景区和大街小巷的各种石刻,亦有不少记载,而且是原始材料,更显珍贵。本文拟就现存的桂林石刻,对有关桂林古代文化教育（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资料作粗略的钩沉,以求抛砖引玉。一、学校教育桂林去代的学校教育,主要指府学和书院。（一）开创时期的唐宋学校教育桂林学校教育首创于何时？记载阙如。而镌刻在独秀峰石壁上的唐．郑叔齐《独秀山新开石室记》,对此有所记载。据该碑所述,南朝刘…     

唐陵神道石刻意蕴

神道石刻在唐帝陵的意象中充当怎样的意义和功能?《封氏闻见记》卷六《羊虎》条载:"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象(本无象字)。仪卫耳。"①表明唐人认为唐陵神道石刻表现帝王生前之仪卫。但是对此仪仗行列该如何理解呢?若以乾陵式石刻为例,解读的关键便在于神道南前四类石刻。     

一套有影响的研究桂林历史和社会发展的系列著作——《桂林交通发展史略》等五部著作介评

在庆贺桂林建城2110周年,迎接新世纪和新千年的日子里,由多年担任桂林旅游局局长、交通局局长的黄家城同志任主编,由广西历史学会秘书长、广西师大陈雄章副教授参与主编,由多位中青年历史化和社会发展研究专家共同撰写的《观石读史——精选桂林石刻评价》、《桂林旅游史略》、《漓江史事便览》、《交通与历史横向发展变迁》和《桂林交通发展史略》五部作,于1998年5月至2000年7月的两年多时间内相继出版面世。     

读者 作者 编者

《文物》编委会: 《文物》1979年第6期《酒泉、嘉峪关晋墓的发掘》一文,考证亭侯之制,引《通典·职官》十三:"至献帝建安初,封曹操为亭侯。亭侯之制,自此始也。" 读者另在《文物资料丛刊》第2辑见到《安徽亳县发现一批汉代字砖和石刻》一文所引属于(汉灵帝)建宁三年(170年),编号140的一块阴文墓砖,有"?费亭     

桂林石刻文启蒙特色的流变和启示

桂林石刻文反映并参与了桂林从一个边陲荒城发展为繁华都会的过程,具体而言,桂林石刻文的内容反映了桂林被启蒙、教育的过程,桂林石刻文的创作又促进了桂林文明的发展。由于时代背景、文人心态等原因,各代石刻文表现出不同的启蒙特色。研究历代桂林石刻文启蒙特色的流变及其所带来的启示,对我们当今的教育也有着借鉴意义。     

《新唐書·西原蠻傳》裴行立任桂管時間

正《新唐書·西原蠻傳》載:"是歲(元和十一年,816),(黄洞蠻)復屠巖州,桂管觀察使裴行立輕其軍弱,首請發兵盡誅叛者,徼幸有功,憲宗許之。"據此,元和十一年裴行立已在桂管觀察使任上。然而莫休符《桂林風土記》訾家洲條載:"元和中,裴大夫創造亭宇……有大儒柳宗元員外撰碑千餘言,猶在。"本條"裴大夫"三字下注"名行立"。柳宗元所撰碑,即《桂州裴中丞作訾     

河洛文化与桂林石刻

桂林石刻起始于东晋,勃兴于唐,鼎盛于宋,繁荣于明清。现存南朝至清代石刻两千余件。历代从中原南迁的官员、学士,是河洛文化在桂林传播与交流的主体,亦是桂林石刻作品的主创人群。桂林山青、水秀、洞奇、石美,岩溶石质优良,为桂林石刻提供了最优越的物质条件;桂林历史文化积淀深厚,为桂林石刻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和广阔的创作空间。     

碑帖入砚亦风流

《金石索》云:“古者方曰碑,圆曰碣,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亦曰石刻。”所有用文字摹刻在石上的均可谓之石刻,碑仅为其中的一种。《说文》云:“碑,竖石也。”其中尤以汉碑最负盛名,其中不乏书法艺术的奇葩。如《礼器碑》、《曹全碑》等,在汉隶书体中独树一帜,字体清秀俊美,笔势和畅,如行云流水,悠然飘逸,是我国汉代书法名碑之一。     

方信孺与桂林石刻

桂林不仅拥有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还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而桂林石刻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它是传承桂林历史内涵和人文底蕴的重要载体,在桂林石刻的传承和发展中,方信孺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据统计方信孺在桂林留存石刻24件,号称桂林石刻第一人。他钟情于桂林山水,为传承发展桂林历史文化做出重要贡献。     

白居易所书诗书志石刻考释

白居易所书诗歌、书札、碑志等石刻,见于《宝刻丛编》、《金石粹编》、《金石录》、《石刻名汇》及《宣和书谱》、《淳熙秘阁法帖》、《星风楼帖》、《咸淳志》、《苏州志》、《舆地纪胜》等书著录的和出土文物,共十余种。本文只就其中有拓本传世的五种,畧作考证说明,供研究者参考。一与刘禹锡书冬候斗寒,不审动止何似?居易蒙免。韦杨子(旁添"递中"二字)、李宗直、陈清等至,连奉三问,并慰驰心。洛下今年旱损至甚,蠲放太半,经费不充,见议停减料钱。公私之况可     

桂林的古塔

桂林山水甲天下,人人称道。桂林作为历史化名城,人景观也特别惹人注目。且不说那随处可见,琳琅满目的石刻艺术,就是点缀各风景区中的古塔,也为大好风光平添许多情趣。桂林之有塔,至少可以追溯至唐代。在名风景区芦笛岩前的一堵石崖上雕凿的一对浮雕石塔,就是唐代留下的作品,其形象与洛阳龙门石窟雕刻在石壁上的唐代浮雕石塔十分相似。唐代浮雕石塔在桂林西山风景区的龙头峰也有一处,塔面朝北,共五级,是典型楼阁式塔。这些浮雕石塔是当时建在寺庙中的佛塔的缩影。     

广西诗风开创人曹邺在阳朔县城的纪念地

正奇山秀水孕奇才"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堪称甲桂林。"奇山秀水的广西桂林和阳朔,孕育了许多英才雄杰,曹邺便是阳朔名载中华史册的历史文化名人。曹邺,字邺之,唐代桂州(今广西桂林市)阳朔人。据《广西通志》《阳朔县志》等资料记载,曹邺出生于约816年,卒年待考。其故宅在阳朔县城龙头山南麓(今阳朔县阳朔镇小学一带),亦有原居住在阳朔县白沙镇遇龙桥南侧的曹家塘、后迁到阳朔县城的传说。曹邺天资聪颖,勤学苦读,但在京城应考10年、9次落第,最后于唐大中四年     

桂林石刻景观的生命路径研究

桂林石刻景观是桂林自然山水与历史文化完美结合的佳作。本文以时间地理学里的"生命路径"概念分析了桂林石刻的写作阶段、主题内容及保护历程,认为起始于东晋,兴于唐,盛于宋,低于元,繁荣于明清时期的桂林石刻,在写作的体例与类型上均反映了桂林自古以来的游览文化的兴盛和桂林城市地位的逐渐提升。面对石刻景观的损毁,从唐代以来,人们就想出了各种措施来保护这种特殊形式的文化,特别是进入到当代时期,现代化的保护方法为桂林石刻景观的可持续利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论李翕黾池五瑞画象及“修崤嵚之道”题刻

自宋人金石学论著已可见李翕黾池五瑞画象与"修崤嵚之道"题刻,刻于《西狭颂》摩崖之前。此石刻在《隶释》中列于《武都太守李翕西狭颂》与《李翕析里郙阁颂》之间。另有《隶续》卷一一《武都太守李翕天井道碑》。作为共同出现"李翕"姓名的四种石刻,形成重要交通史料中特殊的组合,值得研究者重视。李翕"昔在黾池,修崤嵚之道"的交通建设功绩在武都的宣传,与武都地方特殊的交通形势有关。李翕任军政长官期间,或许是武都地方交通发展较好的历史阶段。实际主持交通建设工程的仇审的事迹,因石刻资料而得以彰显。     

《辽史》复文再探——以《杨皙传》和《杨绩传》为例

《辽史》中多见复出之文,如《杨皙传》和《杨绩传》早已被前人认定为一人两传,然而问题却远未得到彻底解决。本文通过在辽代石刻中发现的关键证据,以及明清方志和宋代文献所提供的重要线索,考定此人本名"杨皙",并从史源的角度对《辽史》为何会出现杨皙、杨绩一人两传的情况做出了分析。关于"杨皙"之名何以会歧作"杨绩"的原因,本文则提出了音近致歧说和避讳说两种可能性。     

关于《(甫阝)阁颂》文献的研究

东汉是一个隶书盛行的时代.以现存的三百余种汉代石刻来看,当时书法种类之繁多,风格之多姿,内容之丰富,足可称作汉代艺术之宝库.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显示其超越时空的珍贵价值.而且汉代的石刻“一碑一奇,莫有同者”,“诡形殊制,融为一炉而铸之”.我们注意到,川、陕、甘三省相邻的地区多摩崖石刻,《大开通》谓为摩崖石刻之祖,而被书林称作“汉三颂”的《石门颂》、《西狭颂》、《(甫阝)阁颂》,则可为汉代摩崖石刻的代表作.《石门颂》与《西狭颂》相对而言研究较多,对《(甫阝)阁颂》研究则相对薄弱.本文的旨趣在于对《(甫阝)阁颂》的研究历史作一初步地检索,并探讨其中的某些得失.     

《徂徠石先生文集》之張續、張績辨(下)

<正>爲進一步坐實此事,筆者於2012年初至青州城南十里雲門山主峯大雲頂實地考察,在雲門洞上方找到了富弼當年的這篇摩崖題名,並捶制了拓片(見附圖)。這張拓片較之《益都金石記》中的著録雖有數字殘泐缺佚,所幸末行之"張續"兩字赫然在目。該摩崖題名是第一手珍貴石刻資料,足以鐵證"張績"之名非是。這一情況啓示我們,即使在義理上能夠成立的推斷,也未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