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定窑“尚食局”款瓷器的分期问题

关于定窑"尚食局"款瓷器的年代,有北宋晚期、金代熙宗以后两种观点。通过梳理相关文献记载可知,宋金时期定窑均向尚食局进贡瓷器;对2009—2010年定窑窑址和2017—2018年河北崇礼太子城遗址考古发掘所出土的"尚食局"款瓷器,及其他地点出土的该款瓷器进行汇总与分析后,可将其分为北宋晚期、金代前期、金代后期三个时期,而不同时期的"尚食局"款瓷器在器形、装饰、特征等方面各有特色。     

四川成都琉璃厂五代至明瓷窑遗址发掘简报

2018年5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琉璃厂古窑址开展了调查和发掘工作,清理出大面积的窑炉、房屋基址、水井、水池、道路、沟渠、挡墙、灰坑、墓葬等遗迹,出土了丰富的瓷器、陶器、窑具、钱币等遗物。通过初步整理,这批遗存可分为四期:第一期为五代至北宋早期,第二期为北宋中、晚期至南宋中期,第三期主要在元代,第四期为明代。此次工作进一步揭示了成都琉璃厂窑的历史沿革、产品面貌、制作工艺、生产性质等文化内涵,为今后促进和加强对该窑口的考古学、美术学、陶瓷工艺学等方面的研究,并开展相应的文物保护等工作,提供了科学资料。     

宋代多层墓葬研究

多层墓葬是指在墓葬中构造出多个立体空间的墓葬形制。从层次结构上看,可分为三层和双层两类,以双层结构为主。这种多层构造最早出现在北宋中期,作为一种御赐的"地下石藏"来使用。在北宋晚至南宋初期,多层墓葬的形制和构造均发生一定的变化,隔层的功能也发生改变,但总体上仍可以看作是"地下石藏"的变形。到了南宋中期,多层构造的使用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层空间的实用性明显增强,出现葬人或密封防潮等利用方式。多层墓葬的结构和功能随着时代发展,其目的大多离不开对棺椁和尸体的保存。     

泛论紫砂艺术

宜兴紫砂陶艺术发展到今天,可以划分为四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北宋到明代前期,是紫砂壶艺术的初创期。北宋欧阳修、梅尧臣、蔡襄、米芾等人都写过歌咏“紫瓯”、“紫泥”的诗词。1976年7月,在宜兴丁蜀镇的羊角山古窑址中,发现了早期的紫砂壶残片,泥色紫红,泥质粗糙,手工技术不高,成品有明显的火疵。其年代上限不早于北宋中期,盛烧于南宋,下限延至明代中期,这一发现印证了紫砂壶创始于北宋的看法。但是,这种紫砂壶不是后来用于沏茶的茶壶,而是用     

《太常因革礼》与北宋中期的礼书编纂

《太常因革礼》是北宋中期最重要的礼仪典籍,它的编纂成书是当时礼司编纂礼文故事以备检讨这一特点趋势的直接反映,同时其书的编纂又推动了宋代朝廷礼书编纂的进一步发展。《太常因革礼》开创了"因革礼"的礼书编纂体例,不仅影响到了北宋中期的礼书修纂,更被北宋后期乃至南宋时期所沿袭。     

试论越窑的衰落

越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青瓷窑,约创建于东汉晚期,中晚唐逐渐进入辉煌时期,北宋中期开始出现衰落的迹象,北宋晚期全面衰落,约公元13世纪早期以后停烧。从其出现衰落迹象到停烧,历时约150多年,其间并非简单、缓慢地直线下滑,而是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耐人寻味的过程。衰落的前期即北宋晚期,形势急转直下,经营者们显得极度无奈;南宋早期似有所醒悟,之后,开始改革青釉的配方,调整产品,但终因衰落时间太久,行动太晚,奇迹未能出现。其衰落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创新,盲目将生产的重点转向刻、划花青瓷,放弃了自己的特色,刻、划花青瓷又质量平平,使产品逐渐失去了市场竞争力,丧失了生存的基础。     

长沙伍家岭唐宋遗址发掘简报

伍家岭遗址位于长沙古城之北。2017年2月—9月,为配合"天健·芙蓉盛世花园项目三期"工程建设,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第三次抢救性发掘。此次发掘的建筑基址、古井、方形坑,时代为晚唐至北宋初年,可能属于五代马楚政权时期马殷父子在长沙城北扩建的宫苑建筑的一部分,窑址为北宋晚期至南宋时期,为研究晚唐至南宋时期长沙古城的变迁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     

成都金沙遗址雍锦湾地点出土唐宋瓷器

2005年9~12月,考古工作者在成都金沙遗址雍锦湾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区考古遗存可分为商周、秦汉、唐宋、明清四大时段,其中唐宋遗存保存较好,尤以G037、G048所出土瓷器及其残片丰富而典型。瓷器绝大部分为生活用器,以碗为大宗且种类众多,还有碟、盘、盏、盆、罐、壶、灯等器类。G037出土瓷器的窑口主要是以邛窑为代表的本地青瓷窑,其年代在晚唐至北宋早期。G048出土瓷器以琉璃厂窑产品为主,兼有磁峰窑、金凤窑的产品,其年代在北宋中期至南宋。两沟出土瓷器品种差异显著,时代特征鲜明,是研究成都地区唐宋瓷器和城郊经济文化面貌的重要材料。     

宋代兵力部署考察

北宋前期的军队部署实行内外相制原则,京师兵力和其他地方兵力相等,以互相牵制。这一原则在宋神宗时发生变化,大部兵力分布在西北地区,而京师地区兵力不断减少,北宋末只剩数万。南宋前期,恢复实行了内外相制的兵力部署原则,临安地区驻兵最强,后期再次颠倒,重兵多在边防。无论北宋还是南宋,兵力部署在地域上都是重北轻南,南宋政府对南部内地的防卫尤弱于北宋。北宋的东线防御立足于兵,并不依赖黄河天险,重兵都在黄河以北;南宋重兵分布在长江沿线,对天险的依赖加强,但几乎放弃了边界的另一天险——淮河,表明其防御是消极的以守为主的战略。     

杭州府学李公麟贤像石刻

生长在北宋中期的杰出画家李公麟,不仅有卓越的艺术才能,而且还具备着非凡的创作热情。可惜经过历代兵燹和水火之灾,使他许多优秀杰作遭到了毁灭,遗存到现在的,除了"五马图"等几件手迹以外,在杭州还有两种石刻,一是圆光观音小像,南宋绍兴二年董仲永施刊,原嵌在钱塘江边六和塔壁上,线条久已模糊,所以清代阮元认为是     

湖州镜及两宋官民铸镜业的互动

本文通过对宋代湖州镜的整理,分出9型3期,认为湖州镜的生产兴起于北宋中晚期,发达于南宋中期,并一直持续到南宋末年。南宋后期,存在着严重的政府禁铜与民间铸铜手工业和商业蓬勃发展的矛盾,以湖州石家镜为代表的私家铸镜的繁荣,体现了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的兴起,是两宋时期经济发展历史潮流的一个侧面。     

试论江西出土宋代石室墓的形制与意义

考古发现的江西地区宋代石室墓可分为四型,大多数属于北宋中晚期,其总的变化趋势是:北宋初到北宋中期,石室墓的规模趋大,结构趋于复杂,北宋晚期以后,规模又逐渐变小,结构也趋于简单。石室墓一般为当时社会的中上层人士所使用,但随葬品并不繁多和贵重,可能与宋代江西地区浓厚的人文氛围及两宋政府提倡薄葬有关。宋代江西地区广泛流行的买地券在该地区石室墓中并不多见,且越是规模大、等级高的墓葬中就越发罕有买地券出土,但流行使用墓志。浇浆墓的形式有从中上层向中下层普及的趋势。     

宋代尊扬思潮的兴起与衰歇

宋代尊扬思潮的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宋初至仁宗朝前期为第一阶段,尊扬思潮随古文运动的兴起及仁宗对术数的重视而发轫。扬雄被列入传承儒道的"五贤"谱系,成为以文明道的典范。《太玄》之学因之兴盛。嘉至北宋末为第二阶段。尊扬思潮发展至高峰,扬雄的若干思想因子被士人汲取,并融入意识形态的建构中。扬雄入祀孔庙,《太玄集注》《法言集注》问世。同时,对扬雄的批评和非议也在士人群体中扩展,成为尊扬思潮掩盖下的一股潜流。南宋为第三阶段。在宋金对峙的情势下,随着理学思潮的兴起,朱熹对扬雄及其著述进行了严厉批判,"莽大夫"的评价成为扬雄历史地位转折的关键,尊扬思潮衰歇。     

马远、夏珪和南宋院体山水画

(一) 南宋院体山水画的新发展两宋的皇家画院的兴起,在中国绘画史上不能不说是一桩盛事,尤其是南宋的"院体画",在北宋画院所积累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又推进了一步,而其中特别是山水画的成就最大,"院体"的风格更鲜明,对后世的影响也不小,因此在中国绘画史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流派.我们先回顾一下北宋山水画的概况,五代至宋初,正是山水画进入成年的阶段.当时有所谓"三家山水",即李成、范宽和关同所创立的三种风格不同的画派(后来有人把关同易为董源).在北宋前期,山水画的主流还一直在院外.直到神宗朝(公元1068年-1085年)的画院里才出现一位山水画名手郭熙.相传郭熙的画风是从李成的基础上发展起     

“广州小北宋墓簡报”补充說明——并答复傅扬先生“关于广州古墓葬青花瓷罎时代問題的商榷”的意見

本刊1955年第十期登載广州市文管会"广州小北宋墓簡报",报导宋墓里發現五个青花小瓷罎和五个黑釉小罐。本刊1956年第六期發表傅揚先生"关于广州古墓葬青花瓷罎时代問題的商榷"一文,認为     

《南宋科技思想史研究》读后

吕变庭教授的新著《南宋科技思想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版）一书,是他在对北宋科技思想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地对南宋科技思想史研究的结晶。全书共计83万字,分为五章以及序、后记。是书重点考察了以理学家、科技实践家、人文学者为代表的典型人物的科技思想,清晰地勾勒出南宋科技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其中多有新见。     

试论北宋统兵体制的演变

北宋前期的统兵体制大致为"枢密院—三衙—都部署"统兵体制,但在北宋中后期,都部署统兵体制逐渐被帅臣统兵体制所取代。     

定州红瓷浅议

北宋定窑的红瓷产品,较早的比较明确的献记载见于南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而在考古发现中迄今尚无可确指为定窑红瓷的器物,这可以说是陶瓷史上的一桩小小疑案。邵伯温的记录牵涉到北宋中期的若干史实,由此结合当时其它社会背景,有助于理解     

北宋官窑还不宜否定

读《文物》1998年第4期李辉柄先生《谈南宋官窑及相关问题》,对宋代官窑的历史考辨甚详,令人获益匪浅。只是其中否定北宋有官窑存在的论据似尚嫌不足,谨列以下几点,以就正于各位方家。     

四川青神县坛罐窑调查

青神坛罐窑是一处大型的古代窑址,烧制黑釉、酱釉、白釉、乳白釉、青釉等瓷器。坛罐窑的年代,上限可到北宋,下限可到元初,而以南宋器物为主。该窑址的发现,为四川古陶瓷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