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的"山后八州"与"银鞍契丹直"

唐朝末年,由于羁縻统治的结果,造成部分契丹人在幽州地区的"独立"发展,从而使得"幽州契丹(人)"成为唐末五代时期军阀割据的主要资源,并逐渐积聚成"山后八州"与"银鞍契丹直"——这两大历史主题,而分别表现出来。"山后八州"是指包括契丹人在内的游牧民族聚居区,如妫州的"西部奚"就是一支包含部分契丹人的部落联合体;"银鞍契丹直"则是以幽州契丹人组成的精锐军队;在长期割据的氛围中,同时赋予了幽州一定的历史特殊性,即体现出更多的游牧文化特质,并成为游牧民族的政治中心。     

唐代幽州镇组织体制探微

幽州镇是唐代典型的割据型藩镇。它自第一任节度使李怀仙之后 ,历任节度使均兼卢龙节度使 ,存在着幽州和卢龙两套使府僚佐系统 ,可以称之为“一元二府”体制。幽州节度使驻于幽州 ,在平州有时设置卢龙留后。使府官员任职上具有流动性、一身两任性和地域上的兼跨性等特点     

“第三届幽州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8年1月20日,以"出土文献、传世文本与理论思考"为主题的第三届幽州学学术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日本明治大学、东京大学等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的30余位学者共聚一堂,以"幽州学"为中心,聚焦于幽州地区的边郡家族、佛教寺庙、墓志搜集与整理、胡人族属与身世、边地节度使等议题进     

"流共工于幽州"的考古学释读——以夏家店下层文化源自后岗二期文化为证

本文将考古学文化和古文献研究相结合,对夏家店下层文化于龙山时代晚期在辽西地区的兴起和后岗二期文化于二里头文化之前在中原地区的消失进行了新的解说,认为这一文化变迁反映了古文献"流共工于幽州,以变北狄"的历史实情,后岗二期文化可能是共工氏的遗存。而辽西古文化自小河沿文化以来就不断接受来自山东和中原地区的波次传播和影响,在古文献有关冀州、青州、幽州的形成中也得到了曲折的反映。     

“冲”走的幽州控制权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宣武军(今河南开封)节度使张弘靖,收到了来自长安的一纸诏书——任命他为幽州节度使。张弘靖欣然领命,和一众幕僚一起奔赴幽州,走马上任。幽州是唐王朝的东北重镇,但自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当地藩镇势力强大,不服朝廷管治。直到几年前,唐宪宗剿灭了诸多藩镇,时任幽州节度使的刘总也归顺朝廷。幽州重回朝廷势力版图,张弘靖是由中央政府派出的第一任节度使。     

永安钱出土流传及收藏小记

永安钱出土流传及收藏小记［香港］关汉亨唐朝末年,我国处于藩镇割据混战的局面。占据燕地的是幽州节度使刘仁恭父子,其后刘氏之子刘守光在幽州称帝,据燕地多年,并在幽州铸行货币永安钱。至９１３年,李克用之子李存破刘氏,取幽州,燕地遂为李氏势力所吞并。刘守光...     

隋仁寿年间幽州藏舍利史事再检讨

本文对隋仁寿年间幽州藏舍利的史事进行了分析探讨,认为隋文帝仁寿年间进行了三次大规模舍利收藏活动,幽州有两次获颁舍利。仁寿二年幽州藏舍利于弘业寺,今有传世感应奏表和塔基。仁寿四年幽州藏舍利于智泉寺,该寺于会昌年间重建胜果寺后,寺史不明,舍利重藏于悯忠寺。今景福元年《重藏舍利记》碑石存世,会昌六年《悯忠寺重藏舍利记》见于著录,从中可以获知当时幽州藏舍利的函具及供养物。幽州藏舍利的两方塔下铭尚未发现,根据已发现的12方仁寿舍利塔下铭,有10方遵循了统一格式及内容,因此,可以推测,若没有特别格式及内容的话,幽州两方舍利塔下铭应与《青州舍利塔下铭》的格式及内容一致。     

唐代东北边疆战略初探——以营州和幽州的分合关系为视角

在唐朝东北边疆战略中,营州与幽州互为援手,几度分合。武德元年至贞观七年,唐朝对东北边疆经略持防御态势,以幽州辖营州。贞观八年至万岁通天元年,唐朝对东北边疆经略转为进攻态势,战略重心前移,营州从幽州独立,成为经略东北边疆的前沿重镇,幽州退居辅助地位,成为支撑营州的后方基地。契丹叛唐后,以营州为中心的东北边疆防御体系基本瓦解,东北边疆防务改由幽州负责。后鉴于东北亚形势的变化,唐朝转以积极进取态势加强东北边疆军事防御与控制,继续发挥营州东北边疆桥头堡作用的同时,以幽州辖营州,全面统筹东北边疆事务,二者合力,共同屏障东北边疆,维护东北亚区域安全。     

幽州镇与唐代后期政治探析

幽州镇位于河朔三镇最北端。偏处一隅,孤立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内部频仍的动乱,使它同魏博和成德二镇相比,对中央表现出较强的恭顺性,在平叛攘外、稳定唐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应看到它所谓的恭顺是阶段性的、相对而言的,不宜绝对化。虽然唐廷河朔政策原则上视三镇为一体,比较注意维持三镇的平衡,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重魏博、成德而轻幽州的倾向。由于唐廷对幽州镇的限制乃至歧视政策,幽州镇又往往成为三镇叛乱的主要肇始地。它游走于恭顺和叛逆两极之间,构成了唐后期政治上一道独特的景观。     

锦州地区西晋至前燕时期的汉人墓葬

锦州地区的西晋至前燕时期的汉人墓葬有砖室墓和石室墓两种,其中侧壁外弧的顺长方形单室砖室墓为来自幽州的移民所遗留,带前、后室的砖室墓也来源于中原地区,砖室墓的年代在前燕建国前后;石室墓为来自辽东地区的汉人所遗留,年代在前燕建国前夕、前燕中晚期。锦州地区这一时期的汉人墓葬均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多数墓葬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慕容鲜卑的文化影响。     

中晚唐幽州地域禅宗考述

本文根据敦煌文书与晚唐五代、辽代的石刻材料,以及后出的僧传和禅宗灯史,全面考察了中晚唐幽州地域禅宗的发展轨迹及其与当地社会的关系。通过考察揭示出:安史之乱后,幽州地域的云居寺流行北宗禅。幽州地区的盘山系北方重要的禅宗基地,有著名禅僧在此活动。尽管后出的禅宗典籍将它描绘为马祖道的天下,但较早的石刻和敦煌文书所描述的盘山佛教却不是这幅景象。显然,中唐时期马祖道已经渗入盘山的说法是被后出的禅籍建构出来的。敦煌文书与晚唐五代、辽代的石刻材料在叙述中侧重人物生平事迹、时间、地理空间,与当地世俗社会和历史背景紧密相连,重在写实。而后来传世的禅籍却意在突出马祖禅的观念、修行及传导方式,编造一套看似清晰的师承谱系,凸显马祖一系特有的语言系统,在表述中虚实相间。     

新见唐牛氏墓志与唐幽州城里坊、乡村研究

现存北京市朝阳区文物管理所的唐牛氏墓志为研究历史上北京城的发展与变迁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据史料记载,唐代幽州城共有26个里坊,其郭下的蓟县共有22个乡。牛氏墓志志文中提及的牛氏去世前的私第"幽都宁台里"为确定唐代幽州城的26个坊里名称增添了最后一块拼图零片,而其葬地蓟县"忠信"乡则为研究唐幽州城郭下蓟县管辖的22个乡增添了一个新的乡属名称。     

房山云居寺塔和石经

一云居寺略史房山云居寺位于北京西南约七十五公里。这个地方自隋唐至辽金时代,有时属于幽州,有时属于涿州,称范阳县;元代于此设立房山县。1958年房山县划归北京市管辖,今属北京市房山县。云居寺创建于唐初,是幽州附近著名的古刹之一。唐初贞观十九年(645)曾随太宗到过幽州(即今北京)的唐临在他所著《冥报记》中说:     

唐《蔡雄墓志》考

蔡雄是冀州信都人,"安史之乱"时加入河北叛军田承嗣部。战后,他担任魏博镇属州贝州清河尉,并于代宗大历九年(774)上半年成为朱滔属下,先后担任幽州卢龙节度押牙、行瀛州别驾、莫州刺史等重要职务,深得朱滔信任。德宗时,他辅助朱滔平定李惟岳,不久又参与朱滔的叛乱。但是,贝州战役的失利及朱滔的去世,结束了他在幽州的仕途,迫使他弃官趋易州以避祸,并于贞元三年(787)二月十六日郁郁而终。16年后,其长子良乡县尉蔡昭把他迁回幽州下葬。     

北京石景山八角村魏晋墓的年代及墓主问题

石景山八角村魏晋墓是北京地区发现的一座出有特殊壁画石龛的重要墓葬。石龛出现的原因必与墓葬的时代背景及墓主人身份密切相关。本文从"晋制"演变发展的角度考察该墓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年代范围,首先进一步研究充实魏晋都城洛阳地区"晋制"墓葬的演变序列和阶段性特点,然后以之为参照,建立北京地区魏晋墓葬的演变系统,从而认为该墓的年代为西晋晚期,下限可到十六国初期。石龛壁画的中心图像是执麈尾正坐的男墓主人,这一形象是改进东汉旧样后、创新于幽州地区的新图式,体现了与幽州鲜卑的文化联系。本文由此进一步推测,八角村墓墓主人为遇害于蓟城的西晋并州刺史刘琨,该墓为二次改葬墓,石龛为段部鲜卑单于供奉的祭龛。     

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下)——《魏书·序纪》有关史实解析

汉末以至魏晋 ,进入幽州的一部分乌桓自东向西 ,经桑乾河谷向代北地区浸润 ;停驻阴山的拓跋部自北向南进入代北 ,向东与乌桓靠近。拓跋、乌桓语言相同 ,文化相近。它们在此后近二百年中共生于代北地区 ,经过复杂的冲突与熔融 ,终于形成既有拓跋部落联盟组织力量 ,又有乌桓勇猛善战精神的富有活力的拓跋部 ,担当了结束十六国局面的历史任务。拓跋、乌桓共生并无充分资料足证。本文探微索隐 ,形成一种思路 ,为古史中各族融合提供一个供研究者参考的个案设想     

唐代军队乐舞体育活动考

唐代军队中经常举行乐舞体育活动,是军旅活动的一个侧面．由于不是军队的本色,一直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唐代把杂技、魔术和体育总称为百戏或散乐,因而乐舞活动通常和体育活动混在一起。唐玄宗时,张说在幽州(今北京市)出席军宴,作《幽州夜饮》诗说：“正有高堂宴,能忘迟暮心?军中宜剑舞,塞上重笳音。”(张说《张燕公     

唐贞观四年设置突厥羁縻府州考述

唐贞观四年设置突厥羁縻府州考述樊文礼贞观四年（６３０年）,唐击败突厥颉利可汗之后,唐太宗采纳中书令温彦博的意见,在＂全其部落＂,又＂不离其土俗＂①的情况下,将１０余万突厥＂降户＂安置到了东起幽州（今北京）,西至灵州（今宁夏灵武南）的朔方广大地区,设置...     

诗人之事与诗家之心——李白北上幽州动机考

安史之乱的产生，是突如其来的。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当时诗人作出了不同的反应。通过排比相关史料，考察当时诗人在面临这一事件时的第一反应与举措，对於研究当时人的心理是很有意义的。关於李白对安禄山叛乱一事的态度，前人多由他於天宝年间北上幽州一事谈起，因为李白在《赠韦良宰》一诗中已明言他当时在幽州就已觉察到叛乱的危险。     

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上)——《魏书·序纪》有关史实解析

汉末以至魏晋 ,进入幽州的一部分乌桓自东向西 ,经桑乾河谷向代北地区浸润 ;停驻阴山的拓跋部自北向南进入代北 ,向东与乌桓靠近。拓跋、乌桓语言相同 ,文化相近。它们在此后近二百年中共生于代北地区 ,经过复杂的冲突与熔融 ,终于形成既有拓跋部落联盟组织力量 ,又有乌桓勇猛善战精神的富有活力的拓跋部 ,担当了结束十六国局面的历史任务。拓跋、乌桓共生并无充分资料足证。本文探微索隐 ,形成一种思路 ,为古史中各族融合提供一个供研究者参考的个案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