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河密札考析(下)

(六)第七、八、九、十札寄书者。据提示,第七札系“樵客致黄螺主人札”。第八札“寄书者不署姓名,笔迹同前,受书者亦无名号,疑是前人”。第九札“同前”。第十札则是“樵客寄结一庐主人札”。由此看来,第七札和第十札寄书者都是樵客,其受书者前者为黄螺主人,后者系结一庐主人。第八     

傅增湘致缪荃孙未刊函札释读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有近代藏书大家傅增湘致缪荃孙未刊函札五通,作于1917年11月至1919年8月间,函札内容除记载期间两人交往的一些琐事外,大都为古籍收藏方面的问题,如探讨古籍的版本鉴定、流传收藏、校刻出版等,亦涉及不少书林佚事,不但有助于二人生平事迹的考索,而且对于一些古籍文献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赵孟頫致顾信四札考

尺牍书札是赵孟頫存世书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其生平、交游、心态等研究的重要文献参考资料。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拓元刻《乐善堂帖》中收有赵孟頫写给顾信的四封书札,是赵孟晚期的书法作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因信札中涉及到顾信的生平及官职等问题,故此本文首先通过对《顾信圹志》进行补充疏证,考察顾信生平的详细信息。认为顾信是大德七年(1303年)左右拜赵孟頫为师,大德十一年(1307年)前后吏职任满时出为杭州金玉局副使,延!二年(1315年)左右升任杭州军器提举司同提举,可补明清以来相关史料之阙讹。在此基础之上,又结合赵孟頫个人的生平经历,对上述四封信札进行了初步系年,认为第二、三札的写作时间要早于第一、四札,明确了其中第三札是写作于赵孟頫应元仁宗之诏再次由杭州北上大都的途中,即至大三年(1310年)九月八日,并初步确定了其他三札的大致写作时间。最后,依据第一札所述内容,就当前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辨正。     

《札迻》标点商榷

《札迻》标点商榷汪少华《札》是晚清著名学者孙让的校勘、训诂名著。１９８９年,中华书局和齐鲁书社相继出版了《札》点校本。两家点校皆精审,足见点校者功力之深湛。然而《札》涉及典籍繁多,标点中偶有失误,在所不免。兹就其小疵微瑕,商榷如下,谨供重印时参考。（...     

新发现的四通鲍康彩笺遗札

新发现的四通鲍康彩笺遗札罗宏才鲍康（１８１０─１８８１年）①是清代末年著名的钱币学家和金石学家。安徽歙县人，字子年，因曾以观古阁名其书斋，故常喜以观古阁主人自号。晚年去官退隐臆园，又号臆园野人。鲍康一生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及光绪五朝，阅历丰富，...     

爱国活佛棍噶札拉参

棍噶札拉参是喇嘛教中的转世喇嘛,俗称活佛,又译作固帑干札拉参、棍楚札拉参。蒙古族教众尊称察罕格根,意为白活佛。全称为棍噶札拉参呼图克图穆巴图多普,“系甘肃洮州蒙古”。清同治二年(1863),携带亲族到新疆库尔喀喇乌苏土尔扈特部坐禅诵经,翌年至额鲁特喇嘛馆。他在蒙古族人民中颇著威望。清廷先后封他“呼图克图”与“伊师沙布咙     

广德博物馆收藏的宁国府谕札

广德博物馆收藏的五折宁国府谕札对于研究太平天国史具有极高的史料和档案研究价值。随着相关史料的进一步披露,笔者又发现了谕札的发出人宁国府知府邓瀛和接收人宣城县学教谕陈萼的生平史料,从而对谕札的历史背景以及太平天国时期皖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斗争的景象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札哈沁部编旗数目考

我国史学界大多认为,有清一代,科布多参赞大臣统辖的札哈沁部仅设一个总管旗。大量可靠史料证明此说不确。事实上,作为内属蒙古的札哈沁部设置了两个总管旗：一为乾隆年间设置的公中总管旗;一为嘉庆五年设置的、由三等信勇公兼任世袭总管的总管旗。兹予考证,不逮之处,就教方家。一、我国史学界对札哈沁部设旗数目的看法 《嘉庆重修一统志》载：“札哈沁部(一旗)”①,又载：“札哈沁总管二员(内一员,三等信勇公兼任)、参领一员、佐领五员、骁骑校五员”②。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载：“札哈沁总管一人,参领一人,佐领、骁骑校各四…     

跋凌次仲藏孙渊如残札

凌次仲藏钱竹汀、阮芸台尺牍一册,内有残札四页,有头无尾,据内容及笔迹,知为孙渊如札。札中不信西人推步之说,谓"后世之谈天有最不可通者,谓日大于地数倍,此西人之戏言,不过欲乱吾中法,而江慎修、     

《饮冰室遗珍——未收入结集的梁启超文稿及函札》

正汤志钧、汤仁泽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版,59元梁启超一生著述颇丰,曾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也有许多书札留存。但现有的梁启超著述结集如《饮冰室文集》《饮冰室丛著》《饮冰室合集》等,搜辑均不够齐全;有些著述虽见于结集,但内容亦不完整。编者汤志钧先生和汤仁泽先生多年来广泛搜集、整理梁启超佚文和函札,将未曾收入结集的内容择其精华结成本书。全书分上、中、下3编,另有附录。上编收录多篇梁启超早期的论作及《饮冰室诗话》的增补部分;     

缪荃孙与王懿荣六札考释

缪荃孙和王懿荣二人均系晚清著名学者,为学术挚友.两人之间还存在着师兄弟之谊.此缪荃孙致王氏手札六通,藏于国家图书馆,未曾刊布,可略见两人间的往来,补充史料的不足.由于每札仅了了数十字,如不了解作札背景,则难以索解其字里行间蕴藏之意,今略为考释,附于每札之下,可为读者之助.     

札细寺,一个美丽的梦

在青藏高原广袤的大地上,红色的庙宇散落于山间、城市和郊野,象是人们与另一个世界通话的窗口。小小的札细寺便是其中之一,它座落在拉萨城北。 头一次和妈妈前往札细寺,心里充满了好奇。穿过郊野和白色的民房,只见札细寺深藏在小巷拐角处,被蓝色的桑烟笼罩着,好不神秘。 推开寺门,小巧的院子里阳光明媚,弥漫着酒香。妈妈告诉我,札细寺里的札细护法女神酷爱美酒,法力无穷。我急于见到她,赶紧买了一壶清沌的青稞酒,加入朝拜的队列。 哇,你能想象女神的尊容吗?     

左宗棠书札九通及批札十二通考释

左宗棠是晚清名臣,其所作诗文曾汇编为《左文襄公全集》问世,但遗漏甚多。此后,湖南省社科院又广罗众本,整理成《左宗棠全集》一书,但仍未能穷尽。苏州图书馆藏程履丰所抄左宗棠书札一册,总计七十二通,其中九通《左宗棠全集》没有收录,另有批札十二通,《左宗棠全集》亦漏收。这批书札作于同治八年至十一年,批札则晚至光绪四年,内容涉及陕甘战事、州县治安、军需运输,以及"天津教案"、福州船政局事务等等,是研究左宗棠镇压陕甘回变以及其对外主张的重要文献,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17世纪清俄与喀尔喀蒙古关系述略

蒙古高原同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向来是中国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洎乎清朝,早在入关前的皇太极统治时期,漠南蒙古诸部已经臣服。1638年(崇德三年),喀尔喀车臣汗、土谢图汗、札萨克汗向清政府奉表称臣,“贡白驼一,白马八,谓之九白之贡”。1655年(顺治十二年),顺治帝任命喀尔喀三汗等八人为札萨克,分左右翼,札萨克图汗部属右翼,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属左翼,负责管理喀尔喀各部事务,喀尔喀从此正式归入清帝国版     

《热河密札》中“宫灯”一词新解

《热河密札》是了解“辛酉政变”的第一手资料,是极为难得的珍贵的秘辛。《热河密札》有两个版本,一为高劳本,一为吴庆坻本。高劳发现的《密札》最早刊于《东方杂志》,是他从     

《南江札記》收有他人之作辨析

<正>《南江札記》四卷,清邵晉涵撰。邵晉涵(1743—1796)字與桐,號二雲,浙江餘姚人,清代浙東學派的後起之秀,博聞强識,貫通經史,著《爾雅正義》、《南江文鈔》、《南江詩鈔》、《南江札記》等,在文獻學、史學、文學等領域作出卓越的貢獻。《南江札記》為邵晉涵閱讀古書時的札記,俟其卒後,邵晉涵之子邵秉華     

夜读偶札

我因家庭的熏陶,自幼耽读古籍,热爱我中华传统文化。后又学文,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如今虽年已花甲,但仍一面学习,一面著述。程颐说：“不学便老而衰。”诚至理名言！我谨记力行,日必夜读,读而有疑,随即稽考而记之,因名之为《夜读偶札》。兹择辑其较有学术价值者,条列于下。西汉河以无碑南朝梁元帝萧绎曾着意集录碑刻,撰《碑英》一百二十卷,为我国金石文字著录之始,借其书不传。来欧阳修有《集古录》,赵明诚有《金石录》,站事搜集著录。北魏部道元在《水经注》中煞费苦心地“即地以存古”,所记碑刻亦多。但欧、赵、部所记…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四子部落札萨克银印辨伪

札萨克银印是清朝统治者赐予蒙古旗主的重要信物,也是旗主权力和地位合法性的凭证。近年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四子部落札萨克银印引起了博物馆界的较多关注,也使得原藏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博物馆的同款银印的真实性受到质疑。本文对两方印章的印文、边款、背题的满蒙文进行了释读,并通过递藏状况的追溯和实地调研,以及与其他札萨克印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四子部落札萨克银印系赝品,是对四子王旗博物馆真印的仿制。此外,本文也对札萨克银印所反映的清代礼部在维持满蒙关系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阐释。     

陈宝琛“密札“探秘

“清流健将”、“宣统帝师”陈宝琛晚年是否保持了民族气节？史学界众说不一。纵览有关史料,笔者认为,《溥仪私藏伪满秘档》（以下简称《秘档》）中所编入的“陈宝琛密札”对确认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有关这一问题的重要史料主要有三：一是溥仪《我的前半生》中对陈宝琛和郑孝胥为溥仪是否去东北的“御前争论”之记述;二是《壬申密折》;三便是《秘档》中的“陈宝琛密札”。其中“陈宝琛密札”的内容之丰富、材料之份量及真实可靠程度均是另两种史料所难以比拟的。溥仪《我的前半生》对“御前争论”是如下记述的：“这天是十…     

一迭被世纪风云湮没的宁国府谕札

广德发现的清咸丰五至七年宁国府谕札是太平天国天京事变前后太平军皖南军事活动的倒影。五折谕札再现了太平军攻陷徽州、战略放弃芜湖,后又败走宁国府的三次战事,反映了太平军在天京事变前后军事形势的变化,清政府在军事、政治、经济上所受到的沉重打击,各反动势力之间由此而产生的深刻矛盾。从一个侧面说明革命领导集团的分裂、各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是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这五折谕札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