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博物馆藏痕都斯坦玉器

痕都斯坦玉器,是指清乾隆时期传入我国的一种玉器制品。痕都斯坦(亦作温都斯坦或痕奴斯坦),一般认为是在"今巴基斯坦北部、阿富汗东部一带地区,系昆仑山脉的西部支脉",因为当地盛产玉石,所以玉雕业发达,玉器工匠的技术水平很高。痕都斯坦玉器约于乾隆中期传入清宫廷,立即得到乾隆帝的赞赏。乾隆曾"留下三十余首     

西安地区出土玉器述要

西安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就已出现玉器,汉唐时期这里还成为全国的主要玉器加工和贸易中心.西安地区秦以前玉器在造型和纹饰上有着明显的"秦式"特征,地域风格鲜明.秦汉隋唐时期各地玉器风格趋同.五代以后,当地制玉业衰落,现在西安地区所能见到的此期玉器,出土的很少,传世的相对较多,且多为东部地区加工制作的.     

斜口筒形玉器非龟壳说

<正>斜口筒形玉器是红山文化晚期玉器的典型器类,也是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出土数量最多的一类玉器。这类玉器,虽然光素无纹,却用料甚大,掏大而长的中孔也甚费工费时,说明其在当时是很受重视的[1]。但关于这类玉器的功能,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臂饰或腕饰,有人认为是舀米的实用之器,也有人将其称为"箍形玉"、"玉箍形器"或"马蹄状玉箍",认为是一种具有束发功能的玉箍[2]。之后,郭大顺依照这类玉器自身的造型和形制,将其定名为"斜     

巧工夺丽质——辽宁省博物馆明清玉器展赏析（上）

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玉器具有各个历史时期数量不均衡的特点,这是由其减品的来源所决定的。辽博玉器藏品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原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古物馆的藏品;二是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从哈尔滨迁运来的住解放战争中征集的文物;三是解放以后的考古发掘品与征集传世品。考古发掘品以红山文化玉器和辽代玉器为主,     

乾隆宫廷玛纳斯碧玉研究

玛纳斯碧玉与清代宫廷玉器制作的关系问题是清代玉器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相关的研究一直十分薄弱。不少研究者倾向于清宫玉器收藏中存在着玛纳斯碧玉作品,而且数量不少,却苦于找不到一条文献材料证明这些玉器的原料就是来自于玛纳斯,因此,玛纳斯玉也成为玉器史的"迷思"之一。本文以文献记录、清宫档案和故宫博物院的收藏为依据,对清代新疆玛纳斯碧玉的开采进行探讨,对清代宫廷利用玛纳斯碧玉制作玉器的情况详加解析,尝试勾画出清代玛纳斯碧玉开发利用的真实图景。作者认为,玛纳斯碧玉是乾隆时期宫廷玉器制作重要的原材料之一,与清代宫廷玉器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查禁玛纳斯碧玉的指令由乾隆帝发出,查禁期间大量玛纳斯碧玉原料进入宫廷,并利用这些原料琢制了大量玉器作品,宫廷成为此一时期内玛纳斯碧玉唯一的合法利用者。     

山西史前玉器的发现和研究

山西史前玉器集中发现于晋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或墓地中,处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盛行"葬玉"之风,是这个时期的显著特点。玉器质料以大理岩为主,器类常见钺、璧、环、刀,制作工艺以片(锯)切割为主,使用了管钻和桯钻。从文化源流上判断,可能与同时期或略早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和薛家岗文化等曾有密切的文化交流,此后融汇吸收又传播至陕、甘、宁、青等地。     

妇好墓圆雕玉器工艺研究

本文通过对妇好墓出土圆雕玉器的观察和微痕分析,讨论了开料、减地和打磨、阴刻、钻孔、透雕和掏膛工艺,发现殷墟晚商时期已经发生旋转砣具、解玉砂及"线锯"等关键性玉器技术变革,同时钻孔技术的创造性应用为圆雕玉器的制作起到了重要作用。殷墟晚商时期,玉器技术的变革与发展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鸿山越玉微雕工艺赏析

无锡鸿山越墓是仅次于绍兴印山越王陵的贵族墓葬,墓葬年代为越国最强盛的越王勾践时期。该墓葬出土了青瓷器、陶器、玉器、琉璃器等随葬器物千余件,其数量之多,器类之全,为江浙一带越国贵族墓葬之最。鸿山越墓出土的玉器玉料精良,造型奇巧,工艺细腻,纹饰繁缛,神采灵逸,寓意奇幻,显示出超然的个性。鸿山玉器是"工"与"艺"的完美结合,是"形"与"意"的完美结合,鸿山越墓出土的玉器有龙纹玉覆面、蛇凤纹玉带钩、龙凤首玉璜、双龙首玉璜、龙首玉璜、螭凤纹璧形玉佩、出廓龙纹璧形玉佩、双龙管形玉佩、兽面纹形玉佩、凤鸟形玉佩、盘蛇神兽纹玉管、云纹削形玉佩等1,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玉器中独领风骚。鸿山越玉精美、流畅、灵逸、奇幻,不仅有着繁缛细密的局部纹饰,还有着流畅不滞、纤若毫发的"微雕"工艺。     

良渚文化鸟形玉器的宗教文化功能

鸟崇拜是中国上古时期普遍存在并产生广泛影响的一种人文现象,其鸟化宇宙观对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塑造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本文以中国上古时期崇鸟观念的地理文化重心——东南沿海地区良渚文化鸟形玉器为研究对象,从其材质、造型、置放环境等诸多方面探索了鸟形玉器在良渚文化宗教仪式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     

乾隆、嘉庆款伊斯兰风格玉器辨识

在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库房的清宫旧藏玉器中,有一批15-18世纪时期中亚、南亚、西亚至东欧地区制作的玉器,它们大多用料上乘、风格独特,在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即乾隆、嘉庆年间,经由新疆地区传入清代宫廷。除了中亚玉器多光素外,其他地区玉器多雕琢花叶纹,当代艺术史界通称为"伊斯兰玉器"。经初步整理和筛查,梳理出两岸故宫藏乾隆、嘉庆款伊斯兰风格玉器31件。本文拟从玉料、器物造型、纹饰及工艺特征、御题诗、款识等角度,对其是否为伊斯兰玉器加以辨识。     

知文明

<正>中国史前至秦汉时期石玉器手工业的演进中国史前至秦汉时期石玉器手工业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工业,是石玉器手工业的发生和形成期。第二阶段,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工业,石玉器手工业从旧石器向新石器的转型过渡期,其年代大致是距今5万—1万多年间,     

晚期巴文化玉器研究

晚期巴文化是指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早期以巴族为主体的考古学文化.晚期巴文化出土玉器数量较少,集中分布在少数较大规模的墓葬中;玉器种类较少,具有明显的楚文化风格.晚期巴文化玉器的不发达与同时期的周边考古学文化形成鲜明对比.这表明在人类改造自然能力有限的古代社会,地理环境和资源状况对于本地经济方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法则同样适用于社会文化各方面.     

古代玉蝉的纹饰演变和刀工变化

玉蝉是中国古代玉器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类,数量多、使用广泛,贯穿于中华民族各个历史时期,它的发展史就是古代玉器文明的发展史,玉蝉集实用性、观赏性于一体,是古人信仰、意念、灵感的化身。     

山西西周墓葬出土玉鱼的探讨

<正>鱼形玉器是中国古代玉器的一大门类。鱼形玉器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均有制作,虽然形制无多变化,但各时期的鱼形玉器用途和寓意不同,尤其西周时期的鱼形玉器与后代鱼形玉器的功用有很多差异。山西境内西周墓葬中鱼形玉器的大量出     

殷商玉器鉴定零拾(上)

正商代按照传统的划分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商早期和商晚期。"汤伐夏,国号商;六百载,至纣亡。"从开朝国君汤开始,直到盘庚,一共延续了20位商王,最早定都于亳地(今河南省商丘),后多次迁都,这一段历史我们称之为"商汤";盘庚时期又迁都到了殷地(今河南省安阳小屯),史称"盘庚迁殷",在这里延续了12位商王,我们把这段历史称之为"殷商"。商早期出土的玉器非常少见,鉴定特征不明显。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商代玉器,基本上都是商晚期也就是殷商时期的制品。殷商是传统高古玉收藏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一、殷商玉器的玉质特征     

“鬼”玉考

“鬼”玉是最近提出的中国古代玉材及玉文化研究中的新课题.是指《禹贡·冀州》所记的冀州属地及其北部包括今俄罗斯贝加尔湖周边地区所产的玉材。在这片广袤土地上游牧、耕作、生活、繁衍的“鬼”部族及其近亲部族曾被载入史册。该地东萨彦岭和外兴安岭维季姆河等玉产地为其玉器制造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石峁出土的126件玉器就是龙山文化时期鬼玉的珍贵遗产,其中的黑玉圭、璋等玉器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玉器。鬼玉(即石峁玉器)与所见贝加尔湖西南古文化玉器有着很大的不同.其源头可能不在贝加尔湖周边,而在其附近或距其不太遥远的地方。     

山东史前玉器及相关问题探讨

本文主要利用大量田野考古资料,就山东地区史前时期出土的玉器以及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将玉器分为饰品类、礼器类和象征性工具或武器类三种,并将其与周边地区玉器作了对比研究,得出玉器是迈向文明时代一种特殊指示物的结论。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玉器赏鉴(上)

<正>我国玉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约一万年前,玉器就已脱胎于石器,成为祭祀用品及装饰品。玉器的制作由商周发展至明清,深入社会生活各层面,历久不衰。汉代是玉器雕刻的黄金时代,而清代则是中国玉器的另一巅峰。清代,随着新疆回部、准部的平定,和田玉供应不绝。清代皇帝喜爱精致艺术品,尤其是乾隆朝,由于乾隆本人对玉器的偏爱及其深厚的美学修养,玉雕工艺经过漫长的成长与发展,至此臻于圆熟。此时期的宫廷玉器,在玉材、工艺、纹饰、造型等方面都是     

内蒙古出土玉器概述

内蒙古历代玉器主要出土于东南部地区,中南部地区、科尔沁地区、呼伦贝尔地区也有一定发现,其中以史前、辽金元时期玉器最为重要。     

诸侯皇皇 徐州西汉楚王墓及陪葬墓出土的玉器

<正>汉代是古人对玉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古代玉文化在汉代时达到高峰。由于汉代的帝陵均未进行系统的大规模的发掘,目前世人能见到的级别最高的汉代玉器都来自于各地诸侯王墓中。西汉前期(西汉初年至文景时期),玉器主要延续了战国时期的风格,造型、纹饰等处于承上启下的过渡期。西汉中期(汉武帝时期),随着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社会日趋繁荣,玉器逐步呈现鲜明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