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建构·实现——近代“屈原爱国”观念生成与传播的历史考察

今日牢固的"屈原爱国"观念既非自古已然,亦非迟至抗战时期才形成,事实上要复杂得多。清季,以"忠君"为主题的传统屈原阐释逐渐动摇,新的民族主义阐释与构成其合作、竞争方的自由主义阐释开始形成,前者促生了最初的"屈原爱国"观念。新文化运动时期,经过两种新阐释共同从学理上对"忠君"的系统解构,以及民族主义阐释对"爱国"的建构,"屈原爱国"观念真正确立并逐渐传播,但尚未获得各方的足够认同,知识界中自由主义阐释甚或一度超过民族主义阐释。九一八事变后,一些自由主义阐释者改变态度,不同程度地转向民族主义。民族主义阐释终在全面抗战时期压倒其他阐释而渐成主流,"屈原爱国"从之前作为少数精英的新创思想走进了生活世界,成为一种制度性、风俗性和常识性观念。该观念自产生三四十年后便迅速发展为主导观念,正是一个从个人阐释发展为公共阐释的过程,表现出复合性发展等鲜明特征。前后的"屈原爱国"观念虽能作如此统称,却并非"不变的常数",后期便在对外指向的"爱国家爱民族"之外,增添了对内指向的爱人民、反独裁的新内涵。     

在“爱国”与“私利”之间——国民革命时期一例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工商关系

国民革命时期,"爱国"与"私利"的权衡始终左右着商人参与民族主义运动的持久程度.省港罢工伊始,粤商激于反帝爱国的民族情感,多能牺牲"私利"而积极参加对外经济抵制运动.然而,随着运动的开展,"私利"的严重受损驱使其对投资此次罢工的"风险和成本"重新审视.而"特许证"取消后,商人更以合作的姿态援助罢工.与上海五卅运动中短暂的"劳资同盟"相比,省港罢工中的"工商联合"却呈现出稳固、持久的特点.此种在阶级、民族利益博弈中形成的"工商联合",不仅与中共民族主义运动统一战线策略的成熟、国民党"袒工抑商"的劳资政策关系密切,同时也与广州"工商合行"的行会传统及商人国民革命性的提高不无关联;更重要的是,罢工促进了经济发展,使商人深受其惠.正是"爱国"与"私利"的双重动因,共同谱奏着民族主义运动中工商关系绵延跌宕交响乐章的主题曲.     

海峡华人知识精英的民族主义观念——伍连德与林文庆的比较研究

以伍连德、林文庆为例,探讨了身处多种事实上或潜在的民族主义漩涡边界而又参与到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中来的海峡华人知识分子相似的游走命运的结构性因素和造成他们被卷入民族主义漩涡的程度、表现形式的个性差别。对于领导或卷入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漩涡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绝大部分是在“家国同一”的时空里进行民族主义运动的建构或推动。伍连德和林文庆则因海峡华人社会特殊的多元族群环境处于多种民族主义发生作用的边界地带,而这样的边界状态却恰恰给予他们在“家”、“国”问游走甚至超脱民族主义的可能。     

论民生主义——近代中国革命民主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及其预防资本主义祸害的主观社会主义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革命民主派的理论基础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领导思想。 民族主义号召人们为中国的独立而斗争。当民族独立的旗帜,已被西方资产阶     

蒋翊武革命思想浅析

蒋翊武是近代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武昌起义最主要的组织和领导之一。结合其不朽的历史事功,本试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其思想：民族主义思想,对改良主义的否定,民权主义思想。     

对连横《台湾通史》以及著作的价值评价

连横是台湾著名爱国历史学家、诗人、学者。历经十年,编纂《台湾通史》,开创了台湾历史编纂通史先河：连横一生著述颇丰。收集保存大量珍贵的台湾历史文献资料。其中不乏海内外珍贵的孤本,诗书中无不凸现爱国爱家的民族主义思想,为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作出了积极贡献,被誉为“台湾太史公”“台湾史学第一人”。当前,弘扬与传承中华文化是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研究连横及其作品意义深远而重大。     

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孙中山对新文化派的回应

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反驳有人用世界主义反对其提倡民族主义,具体所指,外部渊源主要是英国的罗素、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和德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内部则几乎涵盖国家主义以外新化阵营各个派系的代表,甚至包括一度倾向社会主义的国民党人如戴季陶等。世界主义自清末取代以天下观为主导的大同思想进入中国,由于“西方”在中国人的观念世界中地位日益上升,以及欧战宣告国家主义破产,世界主义在以西为尊的新青年中渐成流行趋势。经过与外力压迫下不断高涨的爱国情绪相融合,形成“世界的国家主义”或“世界主义的国家”观念,与改造后的民族主义虽有分歧,亦存在沟通的基础。随着民族危亡的日趋严重,越来越多的新化派重新回到民族国家的立场。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取舍,始终是困扰后发展国家的两难选择。     

民国“奇人”张静江

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建立民国，是我国伟大的革命先行，是杰出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他的爱国、革命和不断进取的精神，永远值得我炎黄子孙继承和发扬。     

民族主义视角下的埃以和谈

中东政治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民族主义的嬗变。20世纪七十年代末,埃及在萨达特的领导下奉行埃及民族主义,与以色列走向和谈,中东和平进程取得突破性进展。本文阐述了埃及民族主义的内容及其对埃及外交政策的影响,并深入分析它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历史作用,为中东地区的长治久安寻求有益启示。     

抗战时期的八步兄弟图书公司

<正>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爱国进步文化人士来到广西桂林，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桂林成为名闻一时的抗战文化城。1944年4月，侵华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为确保滞留在桂林的爱国进步文化人士安全，中共中央南方局秘密派李亚群到桂林领导革命和统战工作，安排张锡昌、狄超白、邵荃麟等人负责民主进步人士的疏散工作，主要往重庆和桂东两个地方疏散；6月底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从     

论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文化渊源

民族、民权、民生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其发展经历了新旧两个过程。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其三民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孙中山多方面融铸东西方文化,丰富民族主义的内涵,使旧民族主义向新民族主义转变。那么,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文化渊源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重新探讨孙氏民族主义的文化的渊源,这对于了解孙中山的思想,乃至推动中西文化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代中国经济民族主义的多质性——以铁路外债观为考察点

经济民族主义的载体是经济问题，但它又并非仅局限于中外经济关系的调整，而是服务于总的民族主义目标。挽回利权是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的起点；均势外交是近代中国经济民族主义工具性特性的延展；将经济民族主义的旗帜指向国内政治，则是近代中国政治革新举步维艰的曲折表现。在近代中国，内政与外交、外交与外债联为一体，互联互动，使策略性、功利性运用民族主义成为可能，使经济民族主义发生了功能的异化，进而形成内涵上的多质性。它深刻地展现了近代中国在发展经济与维持民族利益之间的两难选择。     

认同与批判:清末留日学生的地域文化观

留学异邦所造成的空间区隔和参照系的变化,不仅激发了清末各省留日学生的民族主义精神,也使他们的地域意识得到升华。在爱国先爱邦、谋国先谋邦的理念指导下,各省留学生们均强调本省对全国关系之重,期望本省在民族建国的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他们调查研究本省的历史地理文化状况以作为自治的基础,从而形成了一股地域文化热。留学生们一方面认同本省文化、赋予其正面价值,另一方面又对地域文化中不适应社会竞争、不符合自治需要的成份进行反思与批判,警醒同胞谋求革新。留学生们通过重新评价赋予了地域文化不同的品格,并通过创办杂志、传播新学新知等实际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改绘了本省地域文化的形象。     

媒介、主义与政争:五四前后吴佩孚的崛起与权势转移

从1918年8月到1920年8月的两年间,吴佩孚实现了从"北洋师长"到"政治领袖"的身份转型,而这一转型,除了吴氏拥有的军力因素之外,还与其借助大众媒介的宣传造势有关。也就是说,吴佩孚是通过"公电"媒介来传播他的"民治主义"、"民族主义"、"和平主张"而获得社会舆论的支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语境下,吴佩孚应时而动,通过大众传媒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反对"军阀主义"和重视民意的爱国军人形象,而将段祺瑞、徐树铮为首的皖系军阀作为对抗五四新潮流的"反面对象",予以尖锐批判。在与皖系军阀的政治较量中,吴佩孚高举反日爱国的民族主义旗帜,获得了政治斗争的话语权,并最终通过1920年的直皖战争打败皖系军阀,实现了他的政治优势与军事优势的双结合,完成中国政治权势从皖系到直系的转移。     

探析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现代意义

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是其三民主义革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革命影响最大的的。民族主义产生的思想渊源很多,笔者认为国外有西方先进学术思想—进化论和西方启蒙时代自由平等学说的影响,国内有新派民族主义和中国传统的民族平等观念的影响。民族主义是一个动态的思想理论,并随着革命实践不断丰富和完善,其演进过程一般分为三个阶段。民族主义对当今中国有重要的现时代意义,对振兴中华、维护国家统一和独立、促进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团结世界上以平等对待中华民族的民族都有重要意义。     

十九世纪末德意志民族主义的蜕变

民族主义反映了现代民族运动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其蜕变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以德意志民族主义的蜕变最为突出。统一之前,民族主义是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其核心内容是反对民族分裂和民族压迫,要求实现民族统一。统一使德国的国内环境和欧洲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种因素影响下,德意志民族主义迅速蜕变为民族沙文主义。从此,德国历史的发展长期为民族沙文主义所左右。     

关于民族主义理论的若干解析

民族主义理论模型的建立,是研究民族主义问题的首要前提和基础。本文重新厘定了民族主义内涵、划分民族主义的标准及民族主义的判断标准,旨在以此作为思考和评判民族主义问题的出发点。     

略论当前民族主义研究中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兼谈民族主义与建设和谐世界之间的关系

首先,本文通过对民族主义基本理念和古代中国华夷观、天下观、君臣观等的比较分析,认为近代之前的中国不存在民族主义或传统民族主义,亦即中国的民族主义并非“本民族的”; 其次,本文认为,民族主义的发展历史表明,虽然民族主义的基础是理性的,但任何民族主义都具有两面性,因此即使我们提倡“理性民族主义”,也很难避免民族主义的负面影响; 最后,通过考察、分析民族主义的两面性,本文指出,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是不协调和不能兼容的.     

文化民族主义的经济、政治悖论——以德国“原生形态”文化民族主义为例

本文通过对“原生形态”文化民族主义产生的经济和政治基础进行分析后认为,德国之所以在当时没能给文化民族主义以充实的政治诉求,是因为经济的滞后和政治框架的残缺;德国文化民族主义产生的独特经济、政治基础是全球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之普遍性经济和政治基础的一个悖论。而无论是就整个世界而言,还是就各国内部而言,经济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常态,所以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普遍性。对文化民族主义产生的机理进行全面研究,有助于采取措施对其加以积极引导、合理利用。     

声援、动员、维权——从1930年“萧信庵案”看华侨的民族主义诉求

论文概述了萧信庵被辱事件的经过以及印尼侨胞的声援,国内侨界对“萧案”的舆论宣传和推动国民政府外交交涉;分析了“萧案”背后的华侨民族主义诉求。1930年萧信庵被辱事件,因涉及华侨权益和国家尊严而备受关注。在这一事件中,侨界群体以领导者的身份积极推动案件进展,最终使之发展成为一场规模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在此期间,不论是“萧案”的舆论发酵,还是“反荷运动”的发起,或是赴京请愿的义举,都无不透露出华侨群体以民族主义为纽带,凝聚社会各界资源,敦促国民政府践行积极外交政策,从而为印尼华侨争取政治经济利益的目的。华侨群体对“萧案”的积极介入,体现出20世纪30年代华侨民族主义具有反帝爱国和就地图存的双重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