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曦在湘鄂西苏区“肃反”纪实

在轰轰烈烈的湘鄂西革命斗争史上,1932年5月至1934年秋,是极其悲壮的一页。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除了蒋介石纠集10万兵力疯狂围剿,洪湖苏区全部丧失、红三军主力被迫进行七千里小长征、损失惨重外,最令人痛心的就是夏曦进行的四次“肃反”。这四次大规模“肃反”使红三军损失了1000多名高级将领和各级指挥员。地方区级以上、部队连级以上干部被无辜错杀者多达7000多人,加上其他无辜被杀者,总数在1万以上。这些苏区优秀儿女没有倒在战场上,却被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所葬送,实为亲者痛、仇者快的千古憾事。     

和杨秋峰同志商榷几个问题

杨秋峰同志在一九八一年《中原文物》第一期对《大别山春雷》一文提出三个问题,本文对此和杨秋峰同志商榷。一、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是“左”还是右的问题。杨秋峰同志认为“张国焘是带着‘左’倾路线指导思想到鄂豫皖苏区来的”,所以,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应该是“左”而不是右。我认为并非如此,执行“左”倾路线的人,未必不犯右的错误,我党历史上不乏其例。请看以下事实。     

湘鄂西苏区的商业政策初探

湘鄂西苏区形成后,湘鄂西党组织便遇到了如何解决根据地的物质交流,克服经济和财政困难,保证苏区和红军的供给等问题。湘鄂西特委不断总结自己的斗争经验,不断清除“左”倾经济政策的影响,始终把商业工作摆在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上来抓,从实际出发,采取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对于促进苏区商业的兴起和发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李立三用党性为苏联妻子做担保

李立三,湖南醴陵人,中共早期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中共六大以后,由于受共产国际“左”倾理论和反右倾斗争影响,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错误,曾使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损失。1950年底,李立三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接受远东局和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的批判,并做自我检查。1952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兼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本文讲述的就是此后发生的故事。     

夏曦与湘鄂西苏区“肃反“

上世纪30年代初,在共产国际的“左”倾教主义的指挥下,中国革命遭到重大损失,尤以当时各苏维埃根据地及红军内展开的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为巨,“AB团”、“改组派”等帽子满天飞,成为杀害整肃自己人的利器,难以数计的革命者倒在战友枪口之下。其中以湘鄂西的“肃反”最“左”最残酷。《夏曦与湘鄂西苏区“肃反”》—文再现了这段历史悲剧。     

方志敏与赣东北苏区肃反

正方志敏(1899—1935),江西弋阳县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赣东北苏区的创始人。土地革命后期,方志敏与主持肃反运动的"左"倾领导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明确指出肃反发生扩大化错误,是党内著文批判肃反错误的第一人。鄂豫皖苏区肃反的经验引起了赣东北苏区党的注意1931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并向各红色区域派遣     

批判“资反路线”和陶铸的倒台

<正>"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派路线",是在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受到阻遏的情况下,毛泽东在1966年10月专断地提出来的。周恩来去找毛泽东,说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下简称"资反路线")这样的提法,这样提合适吗?毛泽东坚持自己的看法,周恩来保留意见,他在以后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反复强调犯"资反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中共临时中央对抗日同盟军工作的指导思想

20世纪30年代初,中共临时中央为了实现创造北方新苏区的革命目标,指示张家口前委在同盟军中开展工作,意图铲除冯玉祥,把同盟军改编为红军,建立苏维埃根据地。这是临时中央在指导地方党的工作中盲目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的一个具体计划,结果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危害。今天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中国革命史中“左”的认识和反思。     

省委巡视员二三事

我从钟祥县委书记调省委当巡视员,是1931年7月上旬。这时正是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失败之后,又集结大量兵力准备进行第四次围剿。敌人为了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改变其策略,倾全力先进攻鄂豫皖,再进攻湘鄂西,两处得手后,即回师南下。红四方面军机动灵活,为保存实力,主动撤离鄂豫皖苏区,挥师北上。敌人在肆意践踏鄂豫皖苏区后,又扑向湘鄂西苏区,企图消灭湘鄂西红军。在这紧急关头,各革命力量理应同仇敌汽,精诚团结,以对付敌人。可是事实恰恰相反,王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夏项却借抓住被俘人员张钩侯离间…     

王明的传奇婚恋

王明一生错误多多,而传奇故事也多。他虽不是各省选拔的留苏学生,却堂堂走进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门;他曾追随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却又被李立三给予撤职和留党察看;他从当时江苏省委宣传部一名小干事,一跃成为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他从“左”倾路线的代表,忽然变成右倾投降     

红军第一支北上抗日先遣队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从苏区的西南方向突围,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这次战略转移之前的3个多月,中央派出一支部队,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从中央苏区的东部出发,向闽、浙、赣、皖诸省国民党后方挺进。这支部队,就是红军第一支北上抗日先遣队。     

廖承志参加长征

在亲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我党干部中,1928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日本归侨廖承志同志,其经历和遭遇是相当特殊的：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的他,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是被当作“罪犯”押解参加长征的。这是窃据川陕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张国焘倒行逆施的恶果,而廖承志正是他推行的那一套“左”倾路线和分裂活动的坚决反对者。[第一段]     

试析张闻天的纠“左”防“左”思想

众所周知,张闻天是30年代初党中央领导核心人物之一,犯过“左”倾错误。但他一旦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后,能够面对现实,检查和批判“左”倾错误,并且逐渐深化认识。因此,在遵义会议时,拥护坚持正确路线的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以后的工作中,他正确地把握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反对“左”倾错误的同时,提醒人们防止右倾错误的发生。建国后,他虽然不居高位,但由于他的特殊经历和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左”的东西特别敏感。在他的言行和著作中,体现出一条非常明显的纠“左”防“左”的思想红线。今天,进一步总结这一深邃的思…     

刘少奇对长征准备工作的贡献

在惨烈的第五次反“围剿”中,虽然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作战,人民群众大力支援。给敌人以重大杀伤。但是,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军事指挥,使这次反“围剿”连连失利,败局终铸。1934年4、5月间,红军主力曾准备撤出中央苏区,可到了9月,中央才真正作出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1934年7月初,刘少奇临危受命,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他审时度势,顾全大局,对长征的准备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     

五次蒙受奇冤的陈毅

陈毅元帅文武兼资,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大业中功勋卓著。他直声天下,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然而却一生5次蒙受奇冤。苏区肃反运动中的“AB团团长”1930年10月,正在进行艰苦的反“围剿”战役的红一方面军,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在给     

张闻天在中央苏区

自1933年1月至1934年10月,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战斗了将近两年。对于张闻天的革命一生说来,这两年至关重要。他亲身经历了保卫苏区的反“围剿”斗争,亲身参加新生的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建设。革命实践促使张闻天认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逐     

也谈“二战”时期党内连续发生“左”倾错误的原因

读了《史学月刊》1984年第1期巩健芳同志的“试论‘二战’时期党内连续发生“左”倾错误的原因”一文后很受启发。该文对二战时期连续三次发生“左”倾错误的原因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但是我感到文章对连续发生“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的观点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巩健芳同志文章中说:“旧中国经济文化的落后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急性病是产生“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旧中国经济文化落后就是“左”倾错误产生的社会根源吗?我认为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经济原因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经济原因任保秋长期以来史学界多数学者认为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李德军事指挥的失误、敌我力量的悬殊,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客观原因。笔者通过对中央苏区经济状况的考察、分析,认为除上述原因外,苏区经济在一次又一...     

“肃反”干将是特务

正1933年初,由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三军被迫从洪湖苏区撤到湘鄂边区,由3万多人锐减至3000余人。5月下旬,红七师侦察连在湖北鹤峰麻水抓获一个敌探,从他身上搜出一份有关红三军的机密情报,探子交代是姜器也给他的。侦察连长傻了,因为姜器也在湘鄂西是炙手可热的人物。他立即将敌探押回师部交给师长卢冬生。卢冬生亲自审讯,敌探供认不讳。兹事体大,卢冬生连夜将敌探和姜器也的亲     

浅论苏区文化建设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文化建设。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就在苏区根据地建立了专门的文化教育组织机构,颁布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尤其是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广泛吸收利用知识分子。由此,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蒸蒸日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