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妨害”:晚清上海工部局市政管理的演进

19世纪中叶,英国政府为了处理各类城市环境污染,借用普通法传统中的"妨害"概念制订了《妨害消除法》,以解决公共卫生问题。工部局在管理上海租界时,借鉴了英国的《妨害消除法》修订《土地章程》及其附律,并根据上海华洋杂处的特殊情况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工部局通过妨害治理立法、行政制度设计和司法惩诫,基本满足了城市发展过程中对维护公共卫生和公共秩序的需要。在妨害治理的实践过程中,工部局的行政制度逐步完善,最终在19世纪末分化出近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机构。妨害治理为了维护西方"文明观"和公共行为规范,对租界华人居民进行规训,强迫其改变生活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租界中华洋居民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晚清上海陋俗治理中的司法困境与中西矛盾——以法租界内的台基案为例

"台基"指男女赁屋宿奸之所,晚清时期曾在上海盛行一时,尤以法租界为甚,被视为地方陋俗的代表。上海道台、知县和租界会审公廨谳员严加禁止,报章也多有挞伐,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禁令和舆论皆从道德出发,指斥台基毁人名节,淡化其违法属性。加之奸罪取证困难,以致法官无法严格依据清律断案,仅以薄惩示儆。此外,中西法典对通奸罪的定性不同,法租界内华洋会审体制下法国陪审和巡捕房对华人案件的干预,使得会审公廨中方谳员难以肆意对台基案犯施以重刑。台基之风折射出上海陋俗治理中道德与法律的纠结,以及华洋当局在司法观念和城市管理上的差异。     

国际性、地方性与利益共同体——以上海公共租界华人代表权问题为线索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凸显的上海公共租界的华人代表权问题,出于调整对华政策的考虑,英国表示支持,并且形成了以本地化和渐进化为原则的解决思路。但是,在落实过程中却引发了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矛盾和竞争。为维护既得利益和地位,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以保持自治地位为由,将排除来自租界以外的政治势力作为首要关切;为遏制日本在上海公共租界势力的增长,美国支持华人代表权;日本亦积极支持华人代表权,其动因是希望改变英、美籍董事在工部局中的绝对多数地位;意大利等国则趁机提出工部局多元化和国际化的诉求,谋求借此提升自身的地位。这些矛盾和竞争及其解决之道反映出上海公共租界既具有高度国际性,又具有地方性,而将二者统一起来的则是依托上海城市的繁荣所形成的利益共同体。     

检疫、种族与租界政治——1910年上海鼠疫病例发现后的华洋冲突

1910年10月初,上海公共租界发现鼠疫病例,由于"不卫生"的华人被视为疾病蔓延的温床,外人市政当局采取了带有明显种族偏见的检疫措施,华洋关系骤然紧张,引发了多起华人下层民众的街头骚动。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华人精英提出自主检疫的主张,与外人进行协调和谈判,同时努力说服普通民众和平抗争,迫使外人最终不得不做出让步。在此后的检疫和救治过程中,华人精英一丝不苟,普通民众主动配合,不但让外人刮目相看,且也使华人增加了参与租界政治的信心。联系事态的连锁反应和后续发展,此次华人争取自主检疫的抗争,可视为推动英帝国威权在上海租界渐次崩衰的重要一环。     

近代上海银器中的中外情谊

正近代上海,是旅华外侨最集中的城市。以1942年为例,上海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外侨超过86000人。~①当时,公共租界华人人口超过150万,接近外侨人口的30倍。外侨与华人在长期相处过程中,既有矛盾、冲突,也有和谐相处、友好往来的温情画面,但后者常被忽略。上海中外人士交流、交往中,常互赠礼物表情达意。近代上海银器曾经是中外居民社交中最常见的礼物之一。1970年开始,作为中外互赠礼品的近代中国银器逐渐引起国内外文博界、收藏界关注。1975年美国H·A·Crosby Forbes等人所著《中国的外销     

近代上海半殖民地市政与城市公共空间之演进——以剧场建筑问题为个案

自晚清以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不断尝试推动华人剧场的建筑变革,但其管理力度长期受三界并立的市政格局制约,实效不彰。20世纪初,华界精英为振兴市面、遏制租界扩张,主导创建第一座新式华人剧场,开启本地剧场建筑的现代转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面对公共租界的合法性危机和华界市政的迅速进步,工部局采取强硬态度处理华人剧场建筑问题,以避免可能冲击自身半殖民统治的重大安全事故。华人剧场建筑问题作为一则个案,折射出近代上海半殖民地市政体制下城市公共空间演进过程中多元错综的利益折冲和政治博弈。     

旧中国上海“公共租界”界碑、道契和外滩公园入园规则——美、英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证

"公共租界"界碑旧中国上海的"租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各国帝国主义侵略全中国的重要堡垒。上海"公共租界"是美、英帝国主义依据它们用武力强迫当时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建立的美租界和英租界的联合侵华据点。在这个租界区域内,有美、英等帝国主义     

租界华商与“五四”后的北京政府及西方列强——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租界华人拒贴印花税票研究

北京政府为开征租界内华人印花税,与西方列强进行了长时间交涉,有抗争、亦有妥协,最终于1919年年底达成了《租界内华人实行贴用印花办法》,并拟于1920年1月1日起施行。但是,有令难行,北京政府拟于租界华商中开征印花税之举遭到了强烈抵制,租界华商在上海总商会和马路商界联合会的组织下,以负担过重、"华洋不能一律"为理据,拒贴印花税票,并借助工部局的力量,达到了抵制印花税的目的。在北京政府、西方列强与租界华商的三方博弈中,西方列强是真正的赢家,北京政府和租界华商都是弱者,租界华商只有借助西方列强的力量才得以拒绝印花税,得不到西方列强支持的北京政府没有达到开征印花税的目的,其权威再次受到挑战,工部局则成功地维护了其对租界的管治权。     

北洋政府外交部等为交涉处理五卅惨案来往函电

1925年5月30日,上海公共租界发生捕房枪击华人事件,酿成五卅惨案,由北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三罢"风潮.本组史料反映了惨案发生后北洋政府在各界压力下派员与上海领事团、租界工部局、北京使团等交涉处理此案的经过情形.     

上海何去何从?——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英美的“上海问题”政策

"上海问题"的核心是上海公共租界的未来政治地位问题。1927年初,国民革命军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上海公共租界何去何从,顿成中外关注的焦点。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和外侨以及其他相关方面首先向英美寻求支持。英、美的反应有明显不同:基于对华新政策和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基本判断,英国不愿提出一揽子的解决方案,而是主张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美国的表现截然不同,从"上海中立化"的建议,到试图通过民间机构介入调查"上海问题",再到最终推动上海工部局采取聘请外部专家调查方案,美国表现出强烈的插手愿望。尽管如此,英美的"上海问题"政策却有一条共同底线,即放弃武力,采取开明的亲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