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之死调查经过

我在朋友处,看到《炎黄春秋》2013年第5期《卢作孚最后的日子》,我反复看了几遍,勾起了我对一段历史的回忆,久久不能平息。特别是文中提到卢的遗嘱“被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的人员带走,至今下落不明”,     

卢作孚之死

2005年4月21日,《南方周末》刊载了卢作孚先生幼子卢国纶写的《卢作孚之死》一,翔实地披露了卢作孚去世前的一些情况,分析了造成卢作孚之死的原因。李肇基是民生公司高层管理人之一。1978年前后退休在家,撰写了约三四十万字的回忆录。其中对卢作孚之死有一些甚为悲痛的回忆。我们从中找出了有关卢作孚去世前后的几段回忆,整理成,题目也是《卢作孚之死》,让大家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卢作孚之死的前因后果。     

三谈提高志书的著述水平

关于提高志书著述水平问题,我曾写过两篇浅作.一篇是《提高志书的著述水平》,发表在1990年《天津史志》第3期上.另一篇是《谈志书的著述性》,发表在1991年(安徽)《志苑》第1期上.近几年来,我在参与《吉林省志》总纂工作的过程中,感到许多志稿都存在著述性不强的问题.职业良心激励我继续学习、思考、解难.总结这段实践,醒悟自己从前的认识浅薄.故借旧题再次认识,以弥补自己在理论上的歉疚.     

关中十六国考古的新收获-读咸阳十六国墓葬简报札记

《文物》2004年第8期、《考古》2005年第 4期分别发表了《咸阳平陵十六国墓清理简报》和《陕西咸阳市文林小区前秦朱氏家族墓的发掘》两篇简报,这是十六国考古的突破性发现, 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往发掘的,以西安草场坡墓     

新疆钱币学会会员名单

《新疆钱币》2002年第2期刊登一篇《竖缘红钱》一,2003年第1、2期又分别刊登了《关于凸缘钱》和《竖缘清钱、折十助国及感天元宝》两篇章。显然,上述诸中提到的凸缘钱或竖缘钱属古币中的同一现象,只是各人习惯叫法有异罢了。     

深化综合研究加强史料整理——《卢作孚书信集》代序

在卢作孚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由重庆市档案馆与民主实业有限公司合作编纂的《卢作孚书信集》的正式出版发行,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东夏史事再辩

贵刊1990年笫3期刊载王崇时同志《关于东夏史事的两点商榷》一文(以下简称《商榷》),在肯定了拙文《东夏史事考辨》(以下简称《考辨》,《黑龙江民族丛刊》1987年第4期)的某些观点的同时,提出两点商榷意见。读后深感折服,颇有启迪,不仅补正了拙文中的失慎之处,而且有助于东夏史事研究的深入探索,实在是一篇难得的商榷文章。笔者     

“中国船王”卢作孚与川江航运

<正>卢作孚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实业家、长江航运的先驱,被誉为“中国船王”,他在重庆创办的“民生实业公司”对川江航线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上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主席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发展过程时说,四个实业界人士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纺织工业的张謇。”（《青年一代》1982年第一期《状元改行》）     

“目光向外”：中国现代华侨研究的一个倾向暨“侨乡”称谓的考察

“侨乡”的字面意思是“华侨的家乡”。现在这个语辞为人耳熟能详,似乎由来已久,但根据笔者粗浅的考察,它开始出现的时间并不很早,距今大约只有60年。就笔者见闻所及,“侨乡”这个语辞以书面的形式出现,时间似在1948年左右。这一年,上海《求是》月刊第一期有“侨乡简讯”栏目,刊载《南竿塘著匪落网》等8篇报道;另外有《石光月刊》第二卷第三期杞人《侨乡教育之隐忧》、第三卷第二期征漠《侨乡资金的运用问题》两篇文章;《上海洪声》第二卷第七、八期合刊“侨乡通讯”栏目,有前锋《新会械斗始末》一篇报道。1948年至今,不过60年的时间。至于第一本以“侨乡”命名的著作,应该是1951年12月北京《光明日报》社出版、美洲侨界元老司徒美堂（1868-1955年）所撰《粤中侨乡土改前后》一书。这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     

关于金圆券发行日期的探讨

2007年第4期《安徽钱币》发表了雷晴波先生《有关改法币为金圆券日期的质疑》一文（以下简称《雷文》）,对我发表在同年第2期《安徽钱币》上《从一张巨额支票看旧中国法币的崩溃》一文中提到的金圆券发行日期等问题提出质疑。关于金圆券的出笼和发行情况,我曾写过一篇《昙花一现的金圆券》发表在是年第3期《安徽钱币》上。现根据有关历史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对金圆券的发行情况再作如下补充介绍。     

谈临沂银雀山竹书中的田制问题

《文物》1985年第4期又公布了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一批竹简,其中涉及田制者颇多。读了之后,有一些想法,提出来就教于高明。我在《解井田制之谜》一文(《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中,从提封田入手探讨井田制,认为井田制和提封田一样,都是一种计算土地的计量制度。这个论点在银雀山竹书中进一步得到证实。其中《田法》篇(篇     

对两张照片的看法

《百年潮》2008第2期“史海钩沉”栏目里刊登了两篇关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文章,其中第65页、第68页两幅照片的说明值得推敲。现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编读往来

获读贵刊第7期P124两篇观点相佐的短文,我又回过头去重读了一遍引起争议的贵刊第5期《山告诉你——海螺沟的倾诉》一文,觉得这不仅是一个对海螺沟的开发成绩怎么评价的问题,而是一个触及到我国旅游产业能否持续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关于高本汉《古代中国的丰产符号》的几点讨论

正友人高本汉(B.Karlgren)友好地送给我一篇他的论文抽印本《古代中国的丰产符号》(载《东方博物馆馆刊》第2期,1930年),我认为这是了解古代中国宗教最重要的一篇文献。尽管如此,高本汉谈到的某些问题,对我来说仍有进一步申述的必要。本文只把话题放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以前讨论过的,另外一个是和高本汉不同的。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日记摘抄》中的错谬

《文史精华》编辑部负责同志： 拜读了贵部刊登在２０００年第３期《文史精华》第４页上的《和平解放西藏日记摘抄》的文章后,发现与我会２０年前发表在《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１期第４６页上的《和平解放西藏日记摘抄》的史料有惊人的相似。经查对,贵刊一字不差地全文刊载了乐于泓同志的《日记摘抄》,只不过注释者作了一些夹注而已、乐于泓的《日记摘抄》是一篇在时间上很紧凑的长篇纪事文章,遗憾的是,注释者忘记了将我会连载在《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６期。第８期、第９期上的日记的第二、第三、第四部分一并提供给你们,这严重影响…     

关于帛书《战国策》中苏秦书信若干年代问题的商榷

《文物》1975年第4期发表了马雍同志的《帛书〈战国策〉各篇的年代和历史背景》一文。其中,关于最重要的苏秦书信部分,提出了"帛书四是帛书前十四篇中时间最晚的一篇",和"帛书第四篇虽非苏秦绝笔之书,可也是他死前不久的一封书信"的论点,以及根据这个论点而以帛书四"作为提纲",排定十四篇帛书的年代,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尤其     

再谈陈独秀的两组“佚诗”与隐居——答《亦谈陈独秀的“佚”诗与“隐居”》

拙作《陈独秀早期的两组“佚诗”考析》一文(见《安徽史学》1985年第1期,以下简称《考析》),对陈独秀在1908年至1910年间的思想与活动,提出了个人的一些看法。近读《安徽史学》1985年第五期,上有《亦谈陈独秀的“佚”诗与“隐居”》一文(以下简称《亦谈》),对我的观点提出异议。为此,我写了这篇《再论陈独秀的“佚诗”与隐居》,与《亦谈》作者商确。     

也谈"请客吃饭"

《文史天地》2003年第7期发表的刘学洙同志的《请客吃饭的谈天艺术》,我认为是一篇极好的闲聊的文章,聊出了一     

再谈金文之“初吉”

一年多前,我从“断代工程”简报上就获悉李学勤先生关于“初吉”以及月相名词的解说,如：“吉的意义是朔。月吉(或吉月)就是朔日,因而是定点的。《诗》毛《传》暗示初吉是定点的。”(第41期);“经李学勤先生指示,我们相信《武成》《世俘》诸篇与金文中月相术语有不同的定义,而《武成》《世俘》诸篇的月相采李先生的定点解读”(第44期);“李学勤等从金文研究和文献学的角度都认为定点说难于成立”(第38期);     

警惕比附史学，认真研究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警惕比附史学,认真研究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戚其章《安徽史学》办得不错,是一份很有特色的刊物。两年前,我在一篇题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短文里已经谈过,不再重复（见《安徽史学》１９９４年第１期）。刚才听了各位同行先进的发言,颇受启发,也谈谈个人的点滴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