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自然的阻隔:清代金沙江中下游津渡与川滇交通

我国西南地区地形为高山与大川相间分布,其间交通不但要翻山越岭,还要渡江过河。重要的津渡往往也是交通要隘,战略要地。金沙江为西南地区重要的河流之一,川滇间交往必然要跨越其阻隔。清代金沙江两岸的交通要依靠之上的津渡。本文将对清代金沙江上津渡的地理位置、管理方式、以及渡江使用的交通工具试做考释,并在此基础之上探析清代金沙江津渡设置的地理特点、历史进程以及推动其增置的原因。     

《西藏志》所载清代后期入藏路线考

陈观浔的《西藏志》成书于民国中期,内有关于克什米尔、和田分别至拉萨的两条路线的程站,但本文认为此乃采自清末日本人山县初男编著的《西藏通览》,并参考外文资料对部分路线进行了初步考证。     

一尊清代铜鎏金尊胜佛母像

山海关文物保管所收藏有一尊清代铜鎏金尊胜佛母造像,三面八臂,面相和手持法器各不相同,分别代表不同的功德,是密宗的重要佛母造像之一.造像的工艺精湛,从其艺术风格分析,应是乾隆时期所造.     

清代中期(公元1726—1855年)滇东北的铜业开发与环境变迁

滇东北地区在清代中期是云南省乃至全国铜业开发的主要地区 ,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清代中期云南铜业生产中存在的官铜价格和生产成本间矛盾的考察 ,对当时云南的铜产量提出了新的看法 ,并研究了不同时期滇东北地区的铜产量。在此基础上 ,具体分析了铜业生产对滇东北环境的影响 ,认为在这 130年间 ,铜业生产直接导致了该地的森林覆盖率下降 2 0个百分点 ,铜业开发还带动了山区开发等一系列活动 ,使滇东北从人口稀少的欠开发地区 ,成为云南人口密集、环境破坏和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 ,也成为长江上游输沙量的主要来源地区。     

清代马可教墓志铭考释

马可教墓志铭现藏于河南省沁阳市博物馆。本文根据墓志记载,参考有关史料,考证了马可教的生平及家世。墓志所载崇祯十三年河内旱、蝗、瘟疫等自然灾害及明初洪洞移民、明末甲申之变等有关历史事件,可与史书、方志相互印证。     

清代古浪张氏碑刻考释

在甘肃省古浪县城以北五公里处。有一个村庄名叫小桥村．这里居住的村民大多数都姓张．这些张姓后裔自称他们都是天津道台的后人。他们说的天津道台,历史上确有其人,名叫张起鸩。现有资料显示,从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开始,张起鹚家族成员中先后有一人考中进士,四人中过举人,多人考取贡生。有四人先后任过道台、知府、知县,家族成员因此多次受到朝廷诰封,现在诰封文书已不存在,只有部分碑刻存世,介绍如下：     

清代山西的粮食贩运路线

施坚雅、帕金斯等人倡导的明清时期城市化历史中“经济──地理”的人类学理论模式,不一定适用于每一个微观个案研究。清代山西贩粮路线的演变历史对此提出反例。对山西粮食运销的考察结果表明,区域性市场需求的扩大是刺激粮食长途贩运的重要原因,粮食的运销也支持了相关区域的城市化发展。清代晋中南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同口外蒙古的垦殖活动有一定的互动关系。     

新疆巴里坤县清代墓葬出土帉帨的考释

帉帨起源于先秦时期的北方游牧民族,是古人坠于腰间或挂于胸前的佩饰之一,在古代服饰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最初作为卫生洁具,用来洁身拭物。自北魏至明清时期,其实用性逐渐削弱,更多凸显装饰性,体现的是礼仪制度或文化现象,一度成为皇室成员、朝廷品官以及达官贵人身份地位的象征,保留了复古遗风,发生了从形到质的变化,赋予了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     

清代藏传佛教的铜佛造像

铜佛造像是西藏佛教艺术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藏传佛教铜像神系庞大 ,造型复杂 ,风格独特 ,曾盛行一时 ,在我国雕塑艺术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清代运河漕运剥船建置述论北大核心

运河漕运剥船是专门用于剥挽漕粮的船只。元末明初是漕运剥船制度确立和发展的重要阶段,永乐朝以后北运河沿岸的剥船设置范围逐渐扩大。入清后,因运河水情、通航能力和航行方式不一,漕船每至河道淤浅之处受阻,清廷遂置体积较小、船底平缓、载重较轻的漕运剥船,分载越浅。相较于明代,清代漕运剥船设立的范围和规模更广,清廷在北运河段剥船的基础上,增设其他运河段剥船,以备遇浅起剥。晚清漕粮海运,沙船径直天津,然向来“沙船不入河,河船不放洋”,故北运河段的剥船设置依旧。清代漕运剥船的设立实现了漕粮运转的区域化和资源调配的细分化,体现了清代社会治理与自然环境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     

清代云南铜矿垄断经营利润的考察

清政府对云南铜矿实行高度垄断经营的政策,即以低于商品自由贸易市场数倍的价格收购矿铜,又以相对较高的价格将矿铜批发给各铸钱局,通过统购统销来赚取价差,获得了大量垄断利润"铜息"。低价矿铜用于铸钱,极大地降低了铸钱成本,各铸钱局获得了丰厚的"铸息"。不仅如此,各铸钱局利用商品货币市场铜钱价格的高昂,通过出售铜钱或搭放兵饷等途径,最大限度地扩大"铸息"。"铜息"是清政府对云南铜矿实行垄断经营的直接利润,"铸息"是铜矿垄断经营的间接利润,是铜矿垄断利润向铸钱利润的转移。     

清代《敕赠文林郎、河南中牟县知县慎斋李府君传》碑考释

《敕赠文林郎、河南中牟县知县慎斋李府君传》碑为清初山东著名文人张贞所撰,字迹清晰完整,详细记载了墓主李沁的生平事迹,是研究张贞家族及与安丘峰山李氏关系的珍贵实物资料。碑文可与相关文献互证,订正其阙误,并弥补史书记载的不足。     

“滇南旧无雁”:清代以降豆雁在云南迁徙路线的变化

作为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中十分重要的一环,鸟类因对气候、环境等因素的变化较为敏感,常被看作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影响的先锋指示物种。17世纪后半叶,全国范围普遍出现低温期,东中部地区雨雪冰冻灾害较为严重。但在云南地区,17世纪的冷期并不明显。作为湿地水鸟的一种,南下越冬的豆雁改变了原有的迁徙路线,自顺治十七年(1660年)冬之后,开始出现在云南各地。气候环境的变化使原本在亚洲东中部地区的河湖湿地越冬的豆雁,不得不延长自己的迁徙路线和时间,突破了原先的分布范围,到更加适宜生存的云南以及缅甸、印度等东南亚地区越冬。     

清代漠南蒙古耕地数字性质考释——以热察绥地区为例

本文对以热察绥地区为代表的清代漠南蒙古耕地统计制度进行了分析,认为由于受到土地产权制度的影响,当地的耕地统计是一种制度性的不完全统计。由于政区建置时间较晚,本地土地数字较少受到"原额"的束缚,亩制也相对简单。大部分地区在较长时间内使用的是240弓的标准清亩,部分地区在清末使用360弓大亩。当地的耕地数字不仅是征税的依据,同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真实的耕地面积。     

清代白帝天王信仰分布地域考释——兼论白帝天王信仰与土家族的关系

白帝天王信仰在清嘉庆以前并非今天湘、鄂、川、黔土家族聚居地区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经嘉庆及此后历次神明“标准化”的推动,才成为上述地区普遍流行的信仰。因此,将其作为土家地区自古遗留的共同文化论证土家族是一个民族并不合适。尽管如此,各土家地区仍然存在相似的三神信仰可证明土家族有共同的文化特征,而白帝天王只是这一共同特征的表现之一。     

新乡市博物馆藏“亚牧”铜爵铭文考释

现收藏于新乡市博物馆的“亚牧”铜爵,其鋬内杯体上铸有的二字铭文,对于研究晚商时期政治和社会生活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本文结合相关文物和文献资料,对“亚牧”铜爵杯体上的二字铭文进行详细的考释,以深入探究其铭文的含义及此铜爵的历史价值     

清代铜刻艺人陈寅生散论

陈寅生,晚清著名的铜刻高手,被誉为在墨盒上刻文字、图案的第一人。“凡入都门购文玩者,莫不以有寅生所刻为重,足与曼生壶并传”。陈寅生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先进的商业意识,并与晚清收藏圈交游密切。寅生铜刻是“文人铜刻”,从一诞生起,就高于一般工匠在器物上的商品铜刻。陈寅生的高明,不仅是在技法上,更多的是文人趣味的先进,是美术理念的先进,是金石文化的先进。     

清代中期滇边银矿的矿民集团与边疆秩序——以茂隆银厂吴尚贤为中心

清代中期,云南边疆地区聚集了大批内地民人从事银矿开发,形成了在边疆地区有影响的移民集团。本文对矿民集团中最有代表性的茂隆银厂吴尚贤的事迹进行了研究。认为矿民集团是边疆移民的重要类型,其在边境地区的拓张,和当地土司、山地民族乃至外国朝廷皆发生了复杂的关系,深深卷入到复杂的边疆事务中,对清王朝的边疆秩序既有冲击和扰动,也有支持与合作。清王朝对其策略是将其纳入边疆秩序中,如矿民的活动对边疆秩序形成冲击时,就给予无情的打击。这进一步说明了追求稳定而非扩张是清王朝在西南边疆最基本的政策。     

昆明呈贡天子庙和呈贡石碑村出土铜铁器的科学分析

为了解中国古滇地区铜铁农具、兵器和工具的制作工艺,采用金相显微镜组织观察和扫描电子显微镜分析的方法,对昆明呈贡天子庙和呈贡石碑村出土的战国至西汉时代11件铜器和2件铁器样品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铜器的材质有红铜和铜锡合金两种,相同的器物有较稳定的化学成分。铜器中农具、兵器和工具为铸造制作而成。2件铜柄铁刃剑的材质为亚共析钢,作为兵器,具有优良的性能。本研究成果对进一步研究古滇地区铜铁器具的工艺技术有一定的价值。     

清代云南生态环境与瘴气区域变迁初探

边疆民族地区长期存在的瘴气与生态环境有密切联系,其分布区域随自然生态要素的改变而变迁.随着清王朝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统治的加强,很多瘴气密布的地区得到了开发,生态环境发生了重大变迁,瘴区范围从腹里地区向丘陵及深山河谷区退缩.瘴气密集的潞江、澜沧江、元江、南盘江流域以及滇中、滇东北的金沙江河谷区、滇黔交界区也出现了瘴气减弱退缩的现象.瘴气区域的变迁反映了生态环境变迁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