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鼎制度兴衰异议

在周代,鼎是一种礼器,是一种表明身份等级的重器,鼎迁而国丧。故楚庄王欲侵中原先问周鼎,秦、齐亦为争周鼎而反目。因此,用鼎制度直接涉及到周代政治制度、礼仪制度,是一种颇为重要的制度,很值得研究。随着周代墓葬的发掘和彝器出土日益增多,探讨周代用鼎制度已提上日程。迄今为止,此题之专论已有数篇,其中以俞伟超先生和高明先生所写《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一文最早,材料最丰富,观点也最具代表性。该文将考古与文献结合,非常精辟地提出周代用鼎制度与五等爵制有密切关系。笔者十分同意。在同一文,俞、高两位先生还就用     

商代鼎制初探

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分析,商代已形成一定的鼎制。商代鼎制孕育形成于二里岗上层时期,殷墟时期得到发展和推广。鼎制内容涉及使用者的身份、鼎的数量、配置组合、鼎之功用与鼎实等方面。商代鼎制具有独特性,与周代用鼎制度关系密切。     

《周代国野制度研究》评介

《周代国野制度研究》评介章严陕西师大历史系赵世超副教授的博士论文《周代国野制度研究》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问世。该书运用大量文献、考古和民族学新材料,从国野制度研究入手,通过剖析国与野的区别、国人与野人的状况,以及国野关系的演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另辟...     

楚墓偶数用鼎制度辨析

很多人认为偶数用鼎制度是楚的特色,但从周礼文献的相关记载看,周代在祭祀时是普遍使用偶数鼎来盛放祭品的;从商周时期各地的考古发现看,墓葬随葬“偶鼎”的现象起源至少可上溯到早商时期,经过西周中期以来的礼制变革,形成东周常见的以相同形制配对的偶鼎制,其流行范围也不限于楚地;偶数鼎在楚墓中随葬的整体比例并不是很高,而且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因此,所谓楚墓“偶鼎特色”并不如学者所强调的那样彰显,其背后也并不具有部分学者所构想的社会意义。     

试论我国古代棺椁制度

随着近年来考古工作的发展,一些重要的墓葬相继被发掘,为研究古代的棺椁制度提供了实物证据。大量的墓葬考古材料表明,文献中记载的棺椁制度并不是西周初年就有的,而是在战国末期出现,西汉时期才形成的一种墓葬制度。一、周代棺椁制度与古籍记载的差异《礼记》中的《檀弓上》和《丧大记》两篇记载,天子之棺四重,棺外有“柏椁以端长六尺。”即一椁四棺。国君用一椁三棺;大夫用一椁二棺。大夫又分上大夫、下大夫,都用一椁二倌。但椁、棺的厚度不同。士用一椁一棺。     

论东周时期用鼎制度中楚制与周制的关系

关于我国两周时期各级贵族的礼器制度(包括用鼎制度),是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已有不少学者运用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记载进行了探讨。其中有关楚国用鼎制度及其与周制的关系问题,同样是楚史,楚文化和先秦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虽然这种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若干必须研究的问题,     

东周王畿铜器墓用鼎状况考察

小依次递减或基本相等的列鼎制 27,到 70年代以来正鼎、陪鼎的区分28,以及对用鼎制度的不同看法等 ,均引起普遍重视 ,目前在对发掘资料进行整理研究时 ,多数研究者以列鼎制来划分墓主的身份等级。即依据《仪礼》、《礼记》的记载 ,天子和东周国君用九鼎 ,卿、上大夫用七鼎 ,下大夫用五鼎 ,士用三鼎或一鼎。并以九鼎配八簋、七鼎配六簋、五鼎配四簋等为周代的礼制。前述洛阳 2 0余座东周铜器墓的研究报告多以上述之礼制来判定墓主身份的。如一～三鼎墓为士 ,五鼎墓为下大夫 ,七鼎为卿或上大夫等。前述的 2 6座铜器墓中 ,三鼎以上墓有 7座 ,其…     

“天子驾六”问题考辨

天子驾马问题是周代礼制研究中的重要课题。由于礼书及其他先秦文献记载零星散乱,致使两周“天子驾数”成为千年讼案。自汉至清,“驾六”、“驾四”、“盛则驾六,常则驾四”等说法聚讼纷纭。近年随着考古相关资料的不断发现,特别是洛阳东周王陵区“六马之驾”的发现,再次引起了“天子之驾”的探讨。本文力图在考辨文献、分析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梳理此问题的来龙去脉,对“天子驾六”问题作一基本判断。     

随仲嬭加鼎浅议

曹锦炎先生在《江汉考古》2011年第4期发表《"曾"、"随"两国的证据——论新发现的随仲嬭加鼎》一文,介绍了一件新发现的"随仲嬭加鼎"。该鼎材料的公布,为学术界探讨"曾"、"随"关系问题提供了新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江汉考古》同期发表了张昌平先生的相关研究文章。     

楚国礼车制度初探

车马的使用在周代有着严格的规定,周朝专门设有管理车马使 用的官 员。《周礼·春官·巾车》载：“巾车掌公车之政令,辨其用,与其旗物而等叙之,以治其 出入。”对于王公及官员配备的礼车数量在周代政令中也有明文规定,《周礼·秋官·大行 人》载：“上公贰车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中原诸国皆为周的宗亲或重臣所建,其 礼车的使用自必为朝廷政令所限,遵循周制。作为偏居南方的异姓之国──楚国的礼车制度 是否也另有一套制度?文献缺载,难以尽知。好在今天有了大量的考古发现,这些地下材料 的面世无疑使我们的探讨有了线索可寻…     

周代用鼎制度的东西差别

周代用鼎制度的东西差别,主要指秦和东方六国或者说东方列国在用鼎制度方面的差别。     

周代用鼎制度疏证

目次鼎实与鼎的类别一鼎实与鼎的类别二鼎制组合三中原地区用鼎制度四楚国用鼎制度五结语鼎是周代社会礼制生活的核心。冠、昏、祭、乡、射、朝     

论战国楚系墓葬铜鼎的拼凑和调整

楚系墓葬在战国时期执行一套较为规范的用鼎制度,大多数情况下这套制度得到较为严格的执行,但也有例外,如曾侯乙墓选择1件子母口鼎与1件箍口鼎拼凑出一组2件“鐈鼎”,九连墩M1以箍口鼎代替折沿鼎表达鑐鼎功能。本文以丧葬遣策为线索,利用包山二号墓考古资料对战国时期楚国丧葬礼仪进行复原,进而发现鼎的使用会根据葬礼实际执行时的礼仪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     

眉县杨家村卌二、卌三年■鼎考释

眉县杨家村青铜器窖藏的出土,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其中(?)二年(?)鼎、(?)三年连鼎铭文对研究西周晚期册命制度、列鼎制度等都有重要意义。(?)二年逐鼎铭订正了文献中关于杨国始封者、始封时间的问题,(?)三年逐鼎铭中的“官司歷人”对研究《尚书》“歷人”问题也有启发作用。     

钩沉索隐 厚积薄发——读《荆楚历史地理与考古探研》有感

先秦秦汉时期历史地理与考古学文化研究向为艰涩之学,荆楚地区处周代南土,相关传世文献稀少,考古材料庞杂,不易索解,善治之者不多。徐少华先生是这一领域少有的专家,继《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以下简称《南土》)之后,最近又推出新著《荆楚历史地理     

江西新干出土铜鼎修复工艺研究

2006年春,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江西省文化厅、江西省博物馆共同举办《商代江南一江南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精品展》。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曾被评为“七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此次展出为中国重大考古发现系列展览之一。为此,特修复了新干大洋洲出土的一件青铜鼎,将修复工艺资料总结研究,以示读者。     

耀州窑研究二题

一、耀州窑非“鼎州窑”辩证随着耀州窑考古发掘及其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有同志指出:铜川市黄堡镇唐宋耀州窑即就是唐人陆羽《茶经》中所说的“鼎州窑”.这一论断是我国陶瓷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它既涉及到耀州窑发展史的研究.同时又确指了“鼎州窑”的发现与窑址所在,似乎解开了千年“鼎州窑”之谜.然而,此说是值得认真研讨与商榷的.     

羽阳宫鼎铭考辨

1973年,陕西省凤翔县长青公社马道口出土西汉铜鼎一件,上有铭文三组,分别记载了此鼎当时被移用的情况,为研究汉代郊祀和右扶风古地名、宫名等提供的实物和文字资料。《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刊登王光永《凤翔县发现羽阳宫铜鼎》一文,已作了报导和考释。这里再对器铭试作考辨。一、器铭内容及排列先后三组铭文都刻于鼎腹上部。联两附耳为界,分鼎为前后两面,其刻于前后一侧的有“郡邸鼎”和“羽阳宫鼎”两组铭文。刻于后面一侧的有“高唐”一组铭文。现按原铭行次释文如下:     

战国记容铜器刻铭“赓”字试释

战国记容铜器刻铭中,常见有“?”字,如: 上乐鼎:??分。《代》2.53 梁上官鼎:上官,??分. 《代》2.53. 信安君鼎;信安君,私官, ?年。《考古与文物》1981年2期。     

从上博简《诗论》“天保”看周代分封的理论依据

上博简《诗论》“天保”是讨论“德”与分封制关系的新材料,《诗论》所言“顺颁惠”在周代的具体政治表现就是分封制度。从《天保》诗文和诗旨及周代青铜器铭文中的“顺颁惠”情况,得见“顺颁惠”实为周人分封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