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说家与希腊城邦政治

部分学者认为,演说家在雅典的出现及其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民主政治走向败坏的重要标志和城邦危机的表现。但以雅典而论,演说家并非所谓激进民主的产物;以希腊世界而论,在希腊各城邦都存在不同数量和类型的演说家。事实上,希腊城邦实行的主权在民、直接参与体制,城邦之间的交往和国际形势,都无法离开演说家。演说家的存在,像人民领袖一样,是城邦政治的必然产物。古代社会文化水平的低下以及口传传统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也成为希腊口头演说发展的重要条件。在所有这些方面,雅典虽表现了它的特殊性,但更多地反映出希腊城邦的共性。     

希腊军制的变革与城邦危机

希腊军制的变革与城邦危机郭小凌公元前５世纪中叶。希腊城邦的军制开始由业余比的公民兵向职业化的国民军和雇佣军变革。这一过程的具体表现和基本特点,以及对城邦衰落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的作用关系是很值得研究的题目,既可为公元前４世纪希腊的城邦危机提供一...     

希腊城邦的公共空间与政治文化

从公共空间的视角 ,对古希腊的神庙、剧场、运动场等公共建筑及其空间进行历史的解读 ,可以看到它们所传载的公共活动———无论是宗教崇拜活动还是社会与文化活动———都是城邦政治活动的一部分 ,因而体现出城邦政治的开放性与民主性。而且 ,公共空间的主导性与私人空间的次要性 ,也体现了城邦政治中民主高于自由这一不同于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制的重要特征。     

城邦：无国家的社会——关于希腊城邦国家资格的争论

贝兰特认为,古希腊城邦缺乏“传统”国家定义所说的对内强制力量、明确分化的阶级和政府机构,因而不具备国家资格,而是人类学所说的“无国家的社会”。汉森、格里宁以及范德弗利特等学者针锋相对,认为希腊的城邦机构复杂有序,司法机制和公民参与较为突出,是民主制的早期国家或公民国家。这场关于希腊城邦国家资格的争论,实际上折射了古典史学界以及人类学界在理论和方法上的某些分歧。     

希腊城邦政治与西方法治传统的建立

作者认为,西方法治传统肇始于希腊城邦制度。古风时代希腊城邦兴起之后,纷纷以立法形式确立其政体,从而确立了法治体系,它保障公民参与国家政治商议与决策的权利。以法治原则建立起来的雅典民主政治,更是将政治决策权赋予公民群体,而使得精英阶层处于从属地位。现代民主制和古希腊民主制有着一些根本性不同,尤其是其制度机制其实源于罗马共和政治。但它继承了希腊民主制和罗马共和制共同具有的法治传统。     

百家异说 一家之言——评《希腊城邦制度》

城邦史的研究一直为西方的史学家所重视,到二十世纪更成为古代史学中的中心课题。近几年来我国史学界也围绕城邦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1982年出版的顾准同志的遗著《希腊城邦制度》,是我国城邦史的开山之作,它以崭新的面貌和独到的见解为城邦史的研究增添了一朵奇葩。我们感到,这本书值得史学界同行们去认真研读。     

与李国文先生商榷

李国文说,屈原、贾谊、司马相如和司马迁都是帝王的御用文人,他们的文人性格并不完整。“所以,当屈左徒放逐,太史公庾毙,贾长沙失意,司马长卿冷落,斯时斯刻,他们的心理状态,更多的是做臣下的诚惶诚恐,谦谨卑微,而缺乏文人应有的自由素质。”(《文学的魏晋》)读到这里,我有点困惑：司马迁明明是正常死亡,怎么顷刻间就变成“庾毙”了呢?     

历史学是不是科学——与何兆武先生商榷

历史学是不是科学——与何兆武先生商榷庞卓恒何兆武先生在《史学理论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２期发表《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一文,着重就历史学是不是科学的问题系统地畅抒己见,确实启发人们反思。文中论述的主题,在西方学术界已争论了２００多年,在中国也至少已争论了近...     

如何看待家族制度——与徐杨杰先生商榷

徐杨杰的《宋明家族制度史论》 (以下简称《史论》) ① 从丰富的历史资料出发 ,详细探讨了宋以后封建家族制度的形态结构与特点 ,填补了我国家族制度研究领域的一些空白 ,是我国家族制度史研究中一部较有影响的著作。研究中国家族制度史 ,这部著作自然是必读不可的。遗憾的是 ,这部著作始终贯穿着作者的一种极端的价值取向 ,读得越深入 ,就越强烈地感受到作者过分偏激的思想。当然 ,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 ,其研究是有价值取向的 ,即使一项称作是“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研究都不可能不受研究者价值观的影响。但这部著作对中国家族制度几乎全…     

公民宗教与城邦政权——雅典城邦的宗教管理

本文通过对雅典城邦中神务人员与宗教律法的梳理,通过对雅典城邦所表现出来的所谓宗教自由与压抑的讨论发现,雅典城邦政权对宗教的管理是城邦政务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宗教管理中所体现出来的共同体意识表明了城邦政权对公民宗教的尊重、对大众利益的服从。城邦政权与宗教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彼此支撑的关系。     

迈锡尼文明、“黑暗时代”与希腊城邦的兴起

关于早期希腊国家的兴起,主流观点认为,迈锡尼文明衰亡后经历了一个黑暗时期,之后城邦于公元前8世纪中期遽然兴起,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中断。这一观点为古典学界普遍接受,成为诸多研究的出发点。本文意在重新审视这一说法,提出西方学者之所以强调两者之间的中断,是因为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起了作用。城邦文明历来被看成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因此它必须同被认为带有专制王权色彩的迈锡尼文明区分开来。然而这样的解释忽略了迈锡尼文明和希腊城邦文明之间的诸多联系,而且考古学证据表明所谓"黑暗时代"亦非通常认为的那般黑暗,希腊人群体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延续。还有,荷马史诗所反映的历史面貌更可能是公元前8世纪以前而非此后的情形。由此本文认为,更为合理的解释是把城邦兴起看成是迈锡尼王国解体之后希腊社会渐次演化的结果,而非所谓革命性变革的结果。荷马史诗所描绘的情形很可能是迈锡尼文明和城邦文明之间的中间环节。     

西苑豹房也养豹——与盖杰民先生商榷

《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3期刊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研究生盖杰民先生(James Geiss)所写的《明武宗与豹房》一文,文章提出了一些新鲜而重要的观点,有助于开展学术方面的讨论,这是有益的。盖杰民先生撰文并绘图说明武宗豹房与     

釉面显微观察之我见——与余念忠先生商榷

读2005年第3期《收藏家》杂志余念忠先生的文章《釉面显微观察法在越窑古瓷鉴定上的应用》后,笔者认为,余先生的文章对读者是一种误导,特撰此文,与余先生商榷。     

也谈生殖崇拜——兼与车广锦先生商榷

本文拟用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方法,阐述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关于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两种文化现象的理解,并对车广锦先生《中国传统文化论》(东南文化:1992.5期,以下简称“车文”)文中的某些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便共同探讨,促进对中华文明起源中这一重要文化现象的学术研究。 一、关于生殖崇拜 文化人类学家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始终是物质生产与人类自身繁衍两个方面。原始社会,人类对生殖器的崇拜表达了他们祈求生育,繁衍人口的强烈愿望。在生产力低下,人口稀少、生存环境恶劣的氏族社会,人类面临着自然的灾难、瘟疫和野兽的伤害,就必须以“生”的力量来战胜灾难和死亡。灾难越是深重,对生殖的祈愿便越强烈。这是一种遍及世界的历史文化现象,原始人类炽盛的     

秦汉长吏再考——与邹水杰先生商榷

长吏在秦汉时期有泛指高级官吏的用法,但不是所有高级官吏都可称作长吏,长吏还具有实指的一面,即主要用作从中央到地方国家机构主要负责人的一种代称。从可考的史料看,秦及西汉时期称长吏者可归为郡级和县级两大类:郡级长吏包括郡守(太守)、郡尉(都尉)、王国相、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等;县级长吏包括县令(长)、丞、尉、都官、侯国相等,道、障候等机构也有负责人称长吏。东汉称长吏者有刺史(州牧)、太守、王国相、县令(长)、丞、尉等,三府、属国、属国所辖县等机构也都有负责人称长吏。东汉和西汉一样,郡国守相及县的佐官当都称长吏。迁转方式及治民与否,不能作为判断长吏的依据,长吏中有不治民者,长吏迁转同样离不开功次。直到东汉末期长吏一词还未成为专有名词,泛称与确指的用法并存。     

公元前五世纪中叶的希腊城邦政治与“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提法被当代某些学者及政治家们视为自己时代中现实国际关系的"铁律",用于解释不同时期里的地缘政治及可能出现的危机。本文聚焦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希腊各城邦之间的实际关系及其各自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后世人们所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命题是如何发展而来的,试图从这两个方面来说明古代文本与现代解读之间的张力,本文认为在完成从文本到思想的研究过程中必须注意适度的原则,警惕那种不顾历史语境而直接以现代的理论方法和关注点过度解释经典的做法。     

铎槊之辩——兼与熊元正先生商榷

生活于西北河、湟间的纳西先民,他们在秦汉时期因赋予某种军事使命,进入滇西北地区,这是笔者的一个新观点。而能够支持纳西族“军事迁徙”说的佐证,莫过于越析诏的军事历史及其著名的兵器“铎槊”。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人们关于“铎槊”的解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有感而发,亦想作一番探讨。     

也谈海陵的更名——与常永明先生商榷

本刊在2002年第三期刊登了常永明《海陵更名的由来》一。章发表后，收到程起瑞、黄炳煜的来稿和俞扬的来信，对《海陵更名的由来》提出不同的看法。我们将来稿和来信刊登，并就教于专家和读。     

商品化、资本主义化及其他——与黄宗智先生商榷

黄宗智先生在《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中,结合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方法论问题,读者很受启发,但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愿意提出来与先生商榷。我不是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但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特别是有关的理论方法论问题很感兴趣,愿意发表自己的看法,参加这次讨论,并求教于黄先生和其他海内外专家学者。     

杰克逊反对保护关税法吗——与邓蜀生先生商榷

收入《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的邓蜀生先生的《美国联邦主义的历史演变》一文,是一篇好文章,我不只自己喜欢读,而且还时常向热衷于美国史学习的学生推荐。不过,邓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所持的一个观点,我却不大赞同。邓先生认为,在1832—1833年关税和州权危机中,“以坚决维护联邦统一,反对极端州权主义者的分裂和分离行动而在美国历史上赢得重要地位”的美国第七届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本人是不同意保护关税法的”,“他反对对南部不利的保护关税率”。①我认为邓先生的上述看法有失斟酌,实在是“冤枉”了杰克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