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犹未了的《周扬文集》

编辑<周扬文集>之事,始于1980年夏.80年代初文艺界许多人都在出文集.周扬从30年代起,直到他逝世,除"文革"动乱被迫中断工作,入狱接受审查外,一直担任着思想文化界的主要领导职务.     

周扬一张照片引起的回忆

正今年第3期《炎黄春秋》刊有《"异化"问题的讲座和周扬的遭遇》一文,追叙了周扬同志晚年的一些遭遇,读了令人感慨万千。文中插了一张照片,文字说明是"1983年4月8日周扬与人民日报同志交谈"。我初看时有点诧异。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我在报社文艺部工作,除十年动乱时期外,同周扬同志常有接触。多次听到他在大会小会上的报告和讲话,报纸文艺宣传计划和重要的文艺评论请他审阅,在他晚年也有不少     

鲁迅与周扬等“四条汉子”的矛盾真相

鲁迅与周扬、夏衍等,都是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创建人。在“左联”初期,他们之间的关系还算良好,但到了1932年底却骤起风波,1933年下半年周扬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之后,他们间的矛盾不断爆发,至1936年因“两个口号”的论争而尖锐化,互成仇人。对此,周扬等历来怪罪于胡风的“挑拨离间”。其真相却并非如此。     

我的父亲阳翰笙

有的人对阳翰笙这个名字不一定熟悉。但是凡经过“文革“的人一般都知道“四条汉子”。这“四条汉子”就是周扬、夏衍、阳翰笙和田汉,他们都是30年代以来中共领导下革命文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江青、康生一伙以“左”的面目出现,对他们大肆围攻,进行造谣、污蔑和残酷迫害。其中首先遭到冲击的是阳翰笙。那么,阳翰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赵树理致周扬函

赵树理致周扬的信赵树理是以写农村题材而蜚声文坛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在40年代的脱颖而出,与周扬有很大的关系,因而两人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两人的交往中,赵树理曾几次致信周扬。这些信,对于研究赵树理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现转录一封如下,并结合有关材料稍作分析。周扬同志:     

小平同志的三点高见

回顾中国过去二十多年走过的道路,我个人认为,邓小平同志在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方面,至少有三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有发展的。第一,关于市场经济。邓小平同志少年时赴法国勤工俭学,虽然时间不长,毕竟对法国的社会有所了解。当他任党中央总书记后,以及他从“文革”后复出以来,又     

周扬的悲剧

刚好在建国初期（特别是“胡风事件”前后）迷上文学的一代人（如我）,周扬简直称得上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总是那样敬心诚意地聆听他的声音,按他的指导来“校正航向”。历经这运动那运动,直至顶峰运动──文革,脑袋渐渐清楚,迷信彻底瓦解．又复为他的反思感动,为他的结局震惊。由于这种背景,对李辉的长文《是是非非说周扬》自然倍感兴趣。二十多位知情人,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评说一个人,歧见纷出,是当然之理。但不约而同地都说到“周扬的悲剧”。造成悲剧的原因,有人着重时代因素,有人着重斗争局势,有人着重政治品质,有人着重…     

昙花一现“江青服”

从延安时期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江青在衣着方面是朴素大方的,和其他的女同志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到了60年代末,江青因“文革”而在政治上迅速崛起,她开始把服装当成一种突出自己的政治手段。“江青服”就是这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心态下的产物。     

虽不同生 亦当共死——忆苏灵扬与周扬

周扬去世后大约隔了一个多月,苏灵扬也告别了人间。她也许是乘鹤飞逝,追赶她那相依为命、患难与共的伴侣去了。与周扬同志有过交往的人,总会谈到他的夫人苏灵扬。因为他们两人在漫漫的人生中是不可分离的一对。在革命文化运动中是战友与同志;在革命征途中是相依为命、患难与共的伴侣。连和他们仅仅见过几面的日本友人池田大作,在赞誉周扬是永远留在记忆中的人的同时,也对他的夫人苏灵扬说过这样的话:“我想     

昙花一现“江青服”

从延安时期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江青在衣着方面是朴素大方的,和其他的女同志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到了60年代末,江青因“文革”而在政治上迅速崛起,她开始把服装当成一种突出自己的政治手段。“江青服”就是这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心态下的产物。     

追思老领导卢伯明

惊悉上海市八届人大常委、市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委卢伯明同志去世消息,这是继我们市府外事处老领导梁于藩等同志之后,又一位我们党的革命先辈永逝了,不胜悼念,追思丛生。1959年初,我调任梁于藩同志的机要秘书,他手把手教我熟悉业务,学习机要工作的政策原则。60年代初梁调离后,卢伯明从嘉定县委书记任上调来主管领导外事处工作,直到"文革"动乱,机构撤销,1968年大家下放市直机关干校。     

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

反对两个“凡是”获小平赞赏关山(以下简称关):任老,你是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又长期身居要职,与小平同志一定有过不少交往吧!任仲夷(以下简称任):我在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之后直到1977年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前,与小平同志没有单独直接接触过,只是听过他几次报告和讲话。第一次见到小平同志大概是在1939年冬或1940初,听他作抗日战争中“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当时他才三十四五岁,留着小胡子,人很精神,讲话声音很响亮。第二次是在太行整风学习时,听他在北方局党校作关于“抢救失足者”的报告。1956年我出席“八大”,听他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     

周扬与文化建设——在周扬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发言

今年是周扬诞辰100周年。他离开我们也已19年了。从上个世纪30年代起,在数十年的漫长岁月中,我从上海到延安,以及在张家口、石家庄等敌后解放区,直到新中国建立,都是在他的影响或直接领导下工作。作为同志、同事和战友,他是一位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的人,是一位令我思念不尽的好领导。     

想起了方方同志

方方同志是“文革”前中侨委领导下基层最多、最深入的一位,比许多司长都多。且不会拿上头的大政策居高临下训人,而愿意和下面的干部探讨问题。“文革”后他不在了,那几年我每到国务院侨办开会就会蓦然想到他,因而有一份无所归依的失落感。     

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

这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我国思想界展开的一场重大的理论性和现实政治性的争论。争论一方面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方面关系如何认识和推进我们正在进行的实践,应该说是严肃的和具有原则性的。但不幸的是,这场争论虎头蛇尾,留下的是更多的分歧。参加争论的两位主要人物,周扬同志和乔木同志,都是我尊敬的前辈。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我有不少时间在乔木领导下做点具体工作,同他比较熟悉。过去只是同周扬住在一个办公大院里,听过他的报告,参加过他主持的一些会,没有工作上的接触,他并不认识我;后来在理论务虚会上他是我…     

叶舟同志的故事

叶舟同志（1916—1995）于“文革”前从西村铸管厂调来广州市化工局任副局长,那时我在局技术处工作。大家都知道他是“三八”式的老革命干部,在反地方主义运动中挨过整,从西区区委书记降级安排到此。由于他不分管技术。业务上很少接触,在会上或其它场合,见他和别的局领导不一样。他不摆领导架子,谨言慎行,遵纪守法,平易近人,从未见他对任何人或事发脾气。有一次,局派他带我去北京参观全国科技成果展览会。住在民族饭店,谈到延安的整风运动。因为他是从香港去延安参加工作的,被作为特嫌审查、批斗。我联想到在50年代的反地方主义运动中。他本是典型的南下干部,只因为原籍是广东而挨整,     

进去的原因

文革期间,秦城监狱的三位牢友互相问起进去的原因。第一次是资深牢友：“我因为反对周扬。”第二位刚进不久：“我因为拥护周扬。”第三位老者语出惊人：“我就是周扬。”     

《种芹人曹霑画册》真伪初辨

1 《种芹人曹霑画册》的内容。“文革”前,晚清任过陕西巡抚的陶廷杰的后人,持《种芹人曹霑画册》一本请省博物馆陈恒安先生鉴定,后由馆方向陶氏后人酌价收购。“文革”后,1986年我有幸参观了这册馆藏珍贵字画。     

一位科学家“文革“中的心路

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是中国近代气象学及地理学的一代宗师。晚年,这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遭遇“文革”,虽然由于有“红色科学家”之谓而免于大吃苦头,但他无法理解这灾难性的对人、对文化、对人类一切有价值东西毁灭的“革命”,他在日记中记下了对那疯狂年代的感受。循着《一位科学家“文革”中的心路》一文,我们看到了这位正直的科学家的困惑迷惘,再次体会到了“文革”的残酷。     

关于周扬和夫人苏灵扬的对话

日本友人池田大作,在赞誉周扬是永远留在记忆中的人的同时,也对他的夫人苏灵扬说过这样的话:“我想她也一定被非神的人捉弄,并经历过悲惨的命运,但她那谨慎、庄重、微笑的表情上,却丝毫看不到饱经风霜的痕迹。在那急风暴雨般的咒骂声中,周先生能度过草昧时节,我从其背后看到这位苗条的夫人的支持。”也可以说,就是池田先生这样一段赞语,促使我设法去了解周扬和他的夫人苏灵扬。我想,他们肯定是值得人们大书特书的。抱着这一想法,笔者采访了周扬、苏灵扬的女儿周密和曾担任过周扬秘书的露菲同志。以下是谈话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