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器之间:近代以来"科学"观念嬗变与博物馆智识拓展

"科学"作为近代以来中国思想与社会变迁的关键观念,不仅具有知识本位的特征,也具有社会属性.科学观念的更迭与中国近现代社会结构和思想意识的转型发展相伴始终.科学观念的演进特点也折射到同时期博物馆智识范式的形成过程中,博物馆内的"科学"并非一种扁平化的知识体系,而是存在着多线发展的智识传统,科学形态对博物馆的影响也无法绝缘于社会文化政治情境之外.中国博物馆智识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科学观念在知识与社会两个维度上的相互影响.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变革与近代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

马克思实现了哲学史上伟大的革命变革,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及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必然产物,以及对传统西方哲学的继承和发扬。马哲是一种从现实、实践出发解答时代课题,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并注重于改变现存世界的新唯物主义。尽管现代西哲与马哲在性质和立场上存在着根本区别,但西哲现代的转型和马哲的革命变革有共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理论背景,面临着相同的时代课题,因而也是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转型和超越。固然不能把现代西哲对近代哲学的超越与转型同马哲对近代西哲的变革等同起来,但也不能把它们简单的对立起来而应在科学的研究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揭示它们的真实关系。     

力求平衡的自由主义——密尔政治思想中的自由与功利原则

密尔作为推动自由主义从近代向现代转型的政治思想家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有批评者指出其思想中的自由原则和功利原则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纵观密尔的政治思想,他在努力实现二者的平衡。人的自主性和社会性使密尔摒弃了原子式个人主义,个人在促进自由的同时,对社会进步负有道德上的义务。尖锐的社会矛盾让密尔意识到二者平衡的必要性;功利原则的人性化和务实性使社会进步的同时个人自由也得到最大限度的维护,使二者平衡具有可能性;通过教育、精英人物的示范及重新认识政府的职能使这种平衡具有可行性。     

两面性的日本近代化先驱——论吉田松阴思想的非近代性

吉田松阴作为日本近代化的先驱,一直受到学界较高评价,但其思想中非近代性的保守一面,也不应忽视。他强烈认同封建身份制度,未能形成近代国民意识;其政治论仍然受制于道德主义的思考方式,未能认识到从根本上进行制度变革的必要性;他也没有真正思考过个人解放的问题,而是希望通过强制民众承担义务来进行社会动员。吉田松阴通过旧思想的极端化而将自身行动正当化,成为一个典型的"激进的保守主义者"。作为日本近代化的先驱,其思想中浓厚的非近代性一面,对明治以后的日本同样有着强烈的影响。吉田松阴的思想发展,预示了近代日本发展道路的两面性。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纠缠——以1930-40年代“战国策派”思潮为例

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拯救民族危机与向现代转型是发展的两条主线,由此形成了既要反对西方侵略、维护民族尊严,就要倡导中国文化独立性,反对西方文化传入;既要开放中国,学习西方以融入世界,就必须反对民族主义思潮,批判传统文化的相互矛盾的双线走向。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战国策派"主要人物与追求自由主义信仰的众多知识界人士一样,在思想理念上发生了迎合民族主义思潮的转变,倡导"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呼吁个人自由暂时让位于民族自由,为时势所迫主张集权政治,并将民主政治与民主主义硬性割裂。救亡与启蒙的两难,观念与现实的冲突,自由主义内核与民族主义外衣的交织,在战国策学人论述中表现十分突出,也是那个动荡时代知识群体中思潮繁杂现象的典型反映。     

文化史研究的省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要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考察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的新视角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论辛亥革命前批判理性的成长

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洋务派、改良派和革命派对近代中国人的现代化的探索经历了这样的历程：洋务派以实业救国的认真努力翻开了近代中国批判理性成长的第一页;改良派在总结洋务派失败的基础上,在变革政体的过程中,发现了民族自身强大的药方,即改造民族精神,造就新一代新国民;而革命派则以强烈的勇气冲击着一切阻碍革命前进的国民劣根性,它与改良派相互辉映,把辛亥革命前中国先进人批判理性的恩潮推向一个高蝰．     

渐进的共和：李仲公与《晨钟报》研究

就任《晨钟报》编辑期间;李仲公发表多篇文章阐述自己的政治思想,主张在中国实行渐进的共和。此种政治思想的形成,既是其民族主义立场和爱国主义情结的使然,又与当时中国社会局势的动荡和多变有密切关联,还与个人的学术背景和知识构成有极大关系。由于缺乏对中国政局的本质了解,此种政治思想的最后结果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Esse servitutis omnis impatientem/Man is impatient of all servitude: Human Dignity as a Path to Modernity in Ficino and Pico della Mirandola?

Abstract

The notion of human dignity stands at the core of contemporary debates on rights, politics, and ethics. Many scholars consider the Renaissance discourse on dignity as one of its main contributions to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modernit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ole of human dignity in the philosophies of Marsilio Ficino and 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In their works human dignity relates both to freedom and to a Neo-Platonic ontology, which raises the question of how they reconcile these two possibly contradictory elements. I show that starting from the insight that human beings are “naturally” free and able to make right choices, Ficino and Pico argue that human dignity consists in the ability of humans to understand what is good and to act accordingly. I thus defend the thesis that their conception of human dignity is not modern because it liberates human beings from the “history of being” but rather because it paves the way for their liberation to become rational beings.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话语分析

中共成立以前的政治派别与社会集团,多贬斥、诋毁义和团,通过论说义和团来实现某种政治目的与社会意图.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学和话语系统,对义和团运动的起因、性质、失败原因、历史地位进行了系统论说,推倒了强加在义和团头上的诬蔑之词,从民族解放运动角度给予义和团运动以高度评价,强化了民众对于中国革命性质、对象、动力与任务的共同认识,以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论说义和团运动的话语框架为后来的共产党人所继承.这种话语体系的根本转换不是对义和团运动简单意义上的重新评说,而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进行舆论动员、构造集体认同的过程.     

3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3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依据研究重心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78年到80年代末,研究重点集中于思想家个案及政治思想史方面;二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研究重心逐渐转变为以社会思潮史及思想家个案为主;三是90年代末以来,研究重心集中于社会思潮史和学术思想史领域.正是在研究重心的逐渐转移过程之中,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广度不断拓宽,研究深度亦渐次深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复兴;9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史发展的新趋势,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勃然兴起.长期无人问津或受人冷落的研究领域,如近代科技文化、民间宗教、民间意识与观念、文化心态、公共空间领域、新词语与观念变迁等,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近代社会文化史正在成为史学新观念和新方法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留学生与中国美术教育的现代转型

中国美术教育的现代转型始于辛亥革命时期,一批从日本和欧美回国的留学生为中国传统的美术教育过渡到现代美术教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蔡元培、徐悲鸿、林凤眠等就是其代表人物。他们不仅是西方现代美术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主要提倡者,而且是中国现代美术院校的主要创办人和主要师资,还是中国现代美术社团的主要发起者和主要成员。在他们的身体力行下,中国美术教育的现代转型于20世纪30年代初得以完成。     

Fear and Foreign Bodies: The Bible and "Post-Racial" American Identity

Abstract

The Bible has played a prominent role in US political discourse, shaping ideas of race, ethnicity and identity. Its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today is most evident within conservative politics—among evangelical Christians and the Tea Party Movement. At least in perception, its influence has been divisive. What role do biblical scholars and academic theologians have to play in contemporary social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particularly with respect to race? This article approaches the question first by way of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as espoused by Carl Schmitt and the category "race," both as applied to antiquity and to the modern period; second, through a reading of Genesis 20; and third, through attention to contemporary discussions of race among contextual and liberation theologians, focusing on the problem of essentialism in the constitution of identity.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drawing together these elements to offer thoughts on a future course of American identity in the context of post-race desires and fears.     

德国汉学家福兰阁论中国历史

德国汉学的重要奠基者福兰阁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他坚决反对中国"无历史"和"永恒静止"等观点,深入探讨了古代中国的国家思想、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命运和未来走向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他对中国国家思想的普世主义性质的分析、对中国人类思想的自然性、简单性和合乎逻辑性的论述等,虽然具有浓重的西方理论色彩和较大的片面性,但也能启发我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作出深入的思考。     

马布利和龚自珍社会思想比较研究

马布利与龚自珍分别是法国和中国社会变革时代的启蒙思想家,他们都关注社会问题,都是先入官场而后隐居著书的。他们关于解决社会矛盾的诸多论述,对于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和中国晚清的思想解放,都分别产生了重大影响。比较二者的社会思想,有助于我们认清法国和中国在重大社会变革前夕的思想发展轨迹。     

“月令”语义文化溯源——《礼记·月令》解读

“月令”的现代语义与自然时令相关,表示每月的“气候和物候”,而其语义之本源关涉到社会政治,表示天子“每月发布的政令”。“月令”体裁形成于前文字时期,在文明之早期发展成熟。《礼记·月令》是古代“月令”体裁的代表性文献,它不仅记载了自然时序与相应的天象、物候,而且将人类的政治生活、生产习俗以及先民对自然朴拙而深邃的哲学思考蕴涵其中,是王者治天下、理万民的礼法经典,是嵌入宇宙时空的政治指南。“月令”话语叙述的重心不在自然而在人事,在《礼记·月令》中“令”指“政令”而非指“气候和物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