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党派合作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

在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派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党进行政权建设一贯坚持的政治原则。它根本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也有别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一党制。二者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是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权建设具有的独特政治优势。一、实行多党派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中一贯坚持的政治原则早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夕,中国共产党就在“八一”宣言中表明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实行多党派合作的愿望,这是多党派合作思想形成的早期萌芽。但由于当时共产党处于非执政地位,这种多党派合作的思想只是体现在中共所主张…     

六参政员访问延安再研究

１９４５年７月初,褚辅成、黄炎培、冷、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六参政员对延安的访问,不仅是中间党派与中共最高领导集体之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也是中间党派在抗战期间为调解国共矛盾进行的一次最重要努力。由于这次访问达成的《会谈纪要》体现了第三方面与中共在政...     

财经视野下的抗日战争研究

正推进抗战史研究,需要有长时程的、全方位的、完整的、多层面的和多视阈的抗战史观。那就是:抵抗、阻遏日本侵略者的"抗战",应当是包容一切抗日党派和抗日力量的全民族的抗战,应当是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不分高下,无论正规军、游击队还是绿林好汉,使的是洋枪大炮还是大刀长矛,只要杀向鬼子的都是好样的,都会让侵略者丧魂落魄、让中国老百姓看到希望;是地不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的抗战;将士不避伤亡是英雄,罹难的平民同胞同样是筑成反侵略长城的基石;是不分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

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是抗日战争中中间党派组织活动由分散走向政治结合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在当时,面对错综复杂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间党派为民主抗战而进行的政治结合,能够通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而取得长足地进步,是与中国共产党多方面地关心、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     

试述我国民主党派对抗日战争的历史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的民主党派包括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简称职教社)、乡村建设派(简称乡建派)、中国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以及抗战中期在上述三党三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因为他们代表了抗日阵营中的中间势力,在国共两党之间又采取了中间的立场,故又称为中间党派。这些党派,在日寇侵略、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深明大义,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主张抗战、团结、民主,为救亡图存,驱逐日寇出中国,各自都不同程度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为实现停止内战,抗日救亡,作了不懈的努力,是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期的贡献之一。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开始尖锐起来,中华民族的生存面临着严重的威胁。抗日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这种情况,变化了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和政     

1946—1947年的民盟与张澜

抗战胜利后,以民盟为代表的第三方面协助、配合中国共产党,经多方努力,国共两党终于签订了以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人民享有各种自由、党派平等合作以及和平建国基本方针为主要内容的《双十协定》。     

“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卢沟桥事变后全国一致抗日局面的形成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上上下下、各界各方,无论地域,无论阶级和阶层,无论党派及其政治立场,都深切体认到,这一次中国再无退路,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全国抗战因此而爆发。从此以后,全国抗日热情高涨,民气民意昂扬奋发,过往分散的、地方的、少数的局部抗战,迈向集体的、国家的、全民族的全面抗战,成为中华民族在艰难重压下追求民族独立复兴之路具有转折性意义的标志之一。     

究竟谁是『协商』发明人

抗战爆发,以往生死拼杀的国共两党,被日本侵略军逼进同一条战壕.举国达成共识,必须实现民族团结,而团结的前提是党派合作.于是,“国民参政会”诞生了.中国的政党关系,不再是执政党和反对党,而是执政党和参政党,国民党执政,共产党和中间党派共同参政. 1945年8月,漫长的15年抗日战争终于取得胜利,全中国的老百姓殷切期盼和平,中国政坛的两大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也开始谈判.与此同时,除原有的中国民主同盟外,重庆、上海、广州等地,又新建多个党派.     

论抗战时期中间党派政治态度的转变

中间党派的概念,既从属于“中间派”、“中间集团”或“中间势力”,又不完全等同。在抗战时期,它是介于国共两党之间,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定政治组织的总称。他们要求“民主”、“抗日”,对国内政治局势和抗战形势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本文就该时期中间党派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治态度的转变作一论述,敬请批评。     

究竟谁是＂协商＂发明人 郝在今《从协商建国一到一协商民主》

抗战爆发,以往生死拼杀的国共两党,被日本侵略军逼进同一条战壕。举国达成共识,必须实现民族团结,而团结的前提是党派合作。于是,“国民参政会”诞生了。中国的政党关系,不再是执政党和反对党,而是执政党和参政党,国民党执政,共产党和中间党派共同参政。1945年8月,漫长的l5年抗日战争终于取得胜利,全中国的老百姓殷切期盼和平,中国政坛的两大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也开始谈判。     

国民参政会成立及历史沿革(连载)

正综述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全面抗战开始,从而加快了以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为契机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并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建立起包括各抗日党派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参政会是成立的带有     

中共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政干部叛变的应对处置

抗战之残酷众所周知,不论是哪个党派,出现少数动摇变节乃至叛变投敌者都难以避免。中共华北根据地军政人员的叛变,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中,体现着不同的动向和特点。少数军政人员的叛变投敌,当然与共产党人的纪律要求格格不入,更与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南辕北辙。因此,中共非常重视对叛变者的应对和处置。影响较大的叛变投敌事件处理要迅速有力,一般人员的叛变投敌则要具体分析;针对特务利诱要加强对敌工作的系统建设,开展整党整军、加强干部团结和学习教育,则是较为经常的应对方式。在战时国共的矛盾纠葛中,"叛变投敌"几乎是双方相互指责的表述话语。国民党从政权统治的合法性角度指责中共,中共则从民族抗战的立场展开舆论应对。由于中共及时制定了正确的应变方针和善后措施,华北根据地少数军政人员的叛变,非但没有影响中共抗战与革命的历史进程,反而使之在艰苦卓绝的抗战精神砥砺之下日益壮大。     

致公党元老司徒美堂

何以弥之？边区四年之悬案,将何以根本解决之？在公等身为领袖,或胸有成竹,在侨胞远处海外,实谈虎色变。”司徒美堂先生在电函中表示,抗日战争“盖我全中国抗战,我四万五千万同胞人人须要出财出力,甚至出命,团结一致,以争取整个民族之生存。万不容任何党派各自为战,各自为政,更不容任何党派互相倾轧,贻误抗战以至亡国。”并期待“国共两党速行负责,解决两党纠纷,放弃前嫌,重修兄弟之好,携手抗战,先使河山光复,领土完整”。司徒美堂先生还在电函中提出“共和国家主权在民”,“各党各派各界领袖,组织特别委员会,以为国共两党之仲裁,亦未尝不可。”“如能及时召集真正代表民意之国民大会,制定国家大法,奠定民主基础,巩固抗战大局,则不只内讧可永不发生,即暴敌之政治攻势,更无所施其技也。”事实上,当时皖南事变已经发生,只是他们远在美国未得到消息。毛泽东主席收到电函后,于１９４１年３月１４日给司徒美堂先生等人复电,电文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指出中共始终以民族为重,坚持团结抗日的主张,合作抗日到底。原文如下：美洲纽约全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司徒美堂先生、阮本万先生、部长吕超然先生勋鉴并转全美洲侨胞公鉴：奉读１月８日代电,关怀祖国,呼吁团结,敬佩无已。中...     

皖南事变时期的中间党派--关于中间势力的研究

中间党派是中间势力的代表力量,它的政治选择曾对中国现代社会产生过深刻影响。皖南事变前夕与事变爆发初期,中间党派基于团结抗战的民族利益,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反对态度,从而加强了中共的政治主动权。但是在善后阶段,中间党派同样出于维护团结统一的愿望,力图在国共之间寻找一条双方可以接受的折衷途径,却由于中共的不妥协态度而劳而无功。于是,他们的中间立场虽未改变,对中共的做法则产生了失望情绪。这种情绪在参政会上蔓延,并影响到当时的一般舆论,从而一定程度上给中共在大后方的形象带来损害。鉴于中间势力对社会的这一客观影响,也考虑到国际形势的种种变化,这年11月中旬中共在最低条件仍未被国民党接受的情况下．还是出席了二届二次参政会。这一事实,证明在两头小中间大的中国社会里,“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因此,无论中间党派如何动摇,理解其立场,尊重其愿望,照顾其利益,都是现实政治所必须认真对待的。     

外交斡旋、非官方出访和舆论策应——国民政府抗战外交的特殊运作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了争取国际援助和支持,争取同盟抗战而进行了广泛的外交活动。在这些活动中,除了正常的以政府的名义与其它国家进行直接的交往之外,还采取了几种特殊的外交活动形式。这就是外交斡旋和信息交流来促成国际互动;利用社会团体和私人出访的方式争取外援;通过广泛的国际宣传赢得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这些方式是正规外交活动的补充,从而使当时中国的抗战外交搞得有声有色,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傅斯年揭露贪污议案将孔祥熙轰下台

傅斯年是近代山东的名人之一,由于敢于直言、疾恶如仇,被时人称呼为“傅大炮”。1937年7月,在全民抗战热情高涨的形势下,国民政府成立了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内的国民参政会。国民参政会成立后,傅斯年先是作为社会贤达被遴选为第一、二届国民参政员,继之又作为山东代表当选为第三、四届国民参政员,参加了国民参政会的重大活动,见证了国民参政会的历史。     

邹韬奋为何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

1941年2月下旬,正值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和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召开前夕,由于国共之间对皖南事变善后处理意见有分歧,中共参政员已经宣布不出席这次大会。为了在国际上制造中国“团结抗战”的假象,在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的情况下,国民党特别需要中间党派参政员出席这次大会。     

中国历史上的党争之祸

先秦至清末,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多次影响深远的朋党现象。历朝历代党派与党派之间、党派与皇权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权力斗争。从一个独特角度揭示了中国各个王朝的盛衰规律,惊心动魄地展示了制度压抑下人性的挣扎和扭曲。     

1946年中共中央拟迁淮阴经过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和平民主,同国民党蒋介石进行了坚决斗争。特别是在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共联合民盟等民主党派,经过20多天的激烈斗争,最终就当时全国人民所普遍关心的政府组织、国民大会、宪法草案、军事及和平建国纲领等5项大会议题同国民党达成了全面协议,为战后中国设计了一副走向“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政治蓝图。当时,中共对此成果的取得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在其看来,“政协就是党派会议,在     

陈独秀在“汉奸”事件后的抗战政见评析

陈独秀的抗战政见以其"汉奸"事件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汉奸"事件后,他与中共的政治对立使其前期抗战政见的内在矛盾进一步演化,其抗战理论与中共的抗战实践由脱离走向严重对立,由此从发动民众的全面抗战倒退到依赖国民党政府的片面抗战,并最终走向悲观主义的泥沼.但抗战救国仍是他思想的主旋律,他仍为中国抗战和社会进步作出了积极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