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波利比乌的“命运”说

波利比乌(约公元前208-126年)是著名的古希腊史学家。他的名世之作是40卷的巨著《历史》。在这部书中,波利比乌以公元前220年至145年罗马对地中海地区的征服为中心,从整体上描写了地中海地区的历史。在对历史的分析和记述中,波利比乌提出了丰富的史学思想,从而对西方古典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探讨波利比乌的史学思想,对于西方古典史学的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仅就波利比乌史学思想中的“命运”说,即对“天”(神)与人类关系的认识,作一些粗略的讨论。     

中西历史之“会通”与中国史学的转向

晚清知识界分别“新学”与“旧学”,相应地也区分了“中史”与“西史”。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中西历史之“会通”,影响着中国史学的转向。史学之走向“中心”,乃“经世致用”思想所催生;在“援西入中”过程中,“史学”作为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阐述。经历这些曲折,“史之意义与范围”等明显含有学科意识的问题为史家所关注。然而,史学学科的自主性,在史之范围愈益放大的同时,却成了问题,预示着史学作为现代学科在中国之确立,仍有其“未完成性”的一面。     

华侨历史人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马克思说过:“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历史是人类社会活动的记录,离开人,也就无所谓历史了。重视历史人物的研究,是我国传统史学的重要特点。被梁启超誉为“千古不朽之名著”的《史记》,就是一部以人物传为中心的通史。司马迁     

论司马光的“史学自觉”意识

经世致用、积极入世,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一种主导意识。这种主导意识反映到史学领域中,就是使中国的史学注入了鲜明的时代特质,表现出关注社会历史命运的“史学自觉”意识。首先把这种精神付诸实践的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同时亦是历史学家的孔子。他有感于当时“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武其君者有之．子找其父者有之”‘。的局面而作《春秋》,企图借助于历史来阐发自己的政治信念,以达到史学为现实服务的目的。孔子以后,几乎所有史学家都对史学为现实服务的思想给以极六关注,对其进行积极阐释和应用。到宋代,史学不…     

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

本文主要介绍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西方和中国心理史学发展的基本状况。狄尔泰和李凯尔特是德国批判历史哲学中新康德主义的杰出代表;从费弗尔、布洛赫到布罗代尔,则代表着法国年鉴学派“精神状态史”研究与“长时段”理论有机结合的过程。这期间,弗洛伊德是促使心理史学转变的主要人物。二战后,西方心理史学的中心转移到美国。中国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接受心理史学,朱谦之、何炳松具有译介之功;梁启超最早尝试使用心理史学的方法。六七十年代以后,经殷海光、李泽厚到王富仁、谢天佑等人的不断努力,心理史学真正在中国付诸实践,且渐成气候。至新的世纪之交,心理史学在普及中已形成诸多的研究门类,其中以章开沅提出的“离异与回归”的分析模式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     

“直笔”探微──中国古代史学求真观念的发展与特征

“求真”是史学的一个根本属性,“求真”观念的自觉标志着史学的自觉和独立发展。然而,历史撰述作为史家对历史的认识,其中包含着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独立于认识者而客观存在的“历史”,一是具有价值观念和个人情感的认识主体。因此,历史之“真”是什么,如何能求到“真”,就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西方史学发展历程中都倍受重视,反复予以探讨。可以说,中西方史学的发展都伴随着求真观念的演变与深化。“直书”是植根于中国古代史学传统,反映传统史学的求真观念的独特概念,它的形成、嬗变就是中国传统史学求真观念发展、…     

书讯

庞卓恒主编的《史学概论》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2006年3月出版。本书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阐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和与之相应的史学本体论和方法论方面,着重阐明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是“从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学说,它的核心是     

“历史”释义

本文通过对于汉字“历”和“史”,汉字词组“历史”之字源、词源,及其意义之演变的考订,对“历史”的意义作了新的诠释。“历”字之初形初义,以足行经过禾间,表示有序有度的时间经过;“史”字之初形初义,以手持猎具表示事情。“历史”一词的初义,是历代史书;近代以来,发展出学问、教学科目、过去了的事情之过程等诸种意义。汉字“历史”一词,可以规范成为关于历史和历史学的恰切的文字表述,其所表达的时间、事情、空间和人的意义,已经大体上涵盖了历史学的基本要素,这就为史学史和史学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语言文字基础,也包藏着建立汉字系统的历史学理论之深厚的可能性。     

从历史发展多线性到史学范式多样化--围绕"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的讨论

“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把“现代化”主要看做一个有特定内涵的全球历史大变革进程,看做一个并不具备终极目标价值而且道路模式选择多样的历史范畴,从而使之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它和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现代化论有原则上的不同,也不同于建立在“五种生产方式序列”基础上的“革命范式”。东、西方两种对立的单线演进历史模式,在史学方法论上都有绝对主义和排他性色彩。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则是开放的、包容的、多面向的。现代化范式的出现打破了史学长期由单一范式支配的局面。史学范式的多样化,是中国史学繁荣之道。     

章学诚的易学与史学

章学诚的史学理论与他的易学见解紧密相关。章学诚在易学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肯定古代三《易》之法,以明古代典制不相沿袭;“易”之精义是“变易”;《易》象包六艺,天道在人事之中;反对谶讳与拟《易》之作。章学诚通过对《易》理的阐发,提出历史见解,人类出现与社会人事变化是道的体现;以《易》学的通变思想,提出史学更革的要求;提倡史学的“通”识,史学通识重在求“义”;《易》在六经中有其特殊地位,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包括史学在内的学术须经世,切于民生日用     

20世纪中国的史学方法论研究(续)

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们在总结“化大革命”中“四人帮”践踏史学．将历史科学变成“阴谋史学”、“影射史学”的历史教训的时候,逐渐开始在三个方向上思考问题。一是我们长期以来所奉行的唯物史观,有没有重新检讨的必要：二是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同时,是否应提出建立历史学科自身的方法论体系。     

钱谦益史学思想评述

钱谦益史学思想,在明清时期史学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特色之一是援“经”入“史”,即以经学为辅助手段,通过经史之辨以求史,此实为清代史家治史之一重要方法,钱氏实开此学术风气之先驱。特色之二是对于“时学”加以批判。钱氏对“时学”之批判,乃与当时国运联系起来,实欲以学术救治社会。钱氏史学贡献甚大,治史莫可偏废。     

面向新世纪的史学理论研究——第12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综述

2005年8月23日至26日,第12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在云南昆明召开。这次会议由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与云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及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近六十位史学理论工作者参加了研讨会,收到参会学者论文及摘要近五十份,会议围绕“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中外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和“西方史学流派及其理论特征”等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会议讨论的丰兽学术观点综诛加下。     

“天朝”怎样开始“崩溃”──鸦片战争的现代诠释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史家克罗齐这句名言从民初以来就常为中国史学学人所引用，近年在史学论著中出现尤其频繁；如果要统计中国学者引用外国史学“语录”之频率的话，克罗齐这句话很可能要列为榜首，至少也名列前茅。这一观点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影响有多么广大，...     

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

北伐前后史学研究中曾出现“史料的广泛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这两种倾向并存的诡论现象 ,本文即以这一长期为学界忽视的现象为中心 ,探索当时新旧史学见解歧异之所在 ,特别注意考察这一现象与疑古倾向、“二重证据法”的关联。当时新派学者刻意扬弃正统而注重异端 ,形成一种从边缘重写历史的倾向 ;他们为进入世界学术之林 (即“预流”)并与西方争胜 ,而更多关注西方汉学家重视的研究领域和材料 ;这些因素都直接间接影响到学者的史料观 ,既极大地扩充了史料 ,也导致轻视常见文献的取向 ,影响相当广远     

经济史研究的科学化追求与人文关怀——读《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18世纪广东米价分析》

10多年前,当中国历史学从“影射史学”的恶梦中缓醒过来时,全社会对过去一段时期肆意践踏历史真的做法深恶痛绝,渴望客观的真实的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成为70年代末以来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这种基于中国史学“秉笔直书”传统,加上“五四”以来西学东渐过程中“唯科学主义”的深刻影响而形成的关于历史客观性的信念,虽然不同于西方19世纪经验主义史学对历史事实的崇拜,其学术背景亦有异于西方以“新经济史”学派     

论史学的定性与定量研究

中国的史学,可谓源远流长,但其基本研究类型为“故事的历史”,史学家们重在记述社会发展的基本过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史学更多更好地为当前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服务,历史研究日益呈现专门化趋势。这种研究专门化要求具有严密性、科学性、相关性,史学的说明性和记述性相对减弱。另外,由于以人物为中心的政治史向     

论传统史学的“尚简”

史的繁简之争,是中国传统史学一个独特的论题。在西方史学以及中国现代史学的语境中,这样的问题是不可能引起如此持久论争的。而繁简之争在传统史学中之所以形成,是因为“简”在古人观念中的优先地位。正如胡应麟《史书占毕》中所谓“史恶繁而尚简,素矣”。以“尚简”为知识群体的先入之见,或申论之,或驳斥之,方才形成了聚讼纷纷的景观。     

科学与人文之间——关于现代史学建设路向的一点思索

在中国,历史科学之观念兴起于20世纪初,大盛于“五四”以后。它原是西方近代科学和历史理论直接影响下的产物,但在具体理解和运作上,又有两种不同的路向：一以自然科学为比照模式的“科学化”;一以西方社会科学(在当时主要是社会学和经济学)为参照系数的“科学化”。此两种治学路向,蔚然已成现代中国史学之主流。而对此风气持保留态度的,则另有钟情于新人主义的一派,其方法上倾向于以人阐释与科学实证相结合的治史途径。上述三派对西方现代史学和中国传统史学俱各有所承,剖析其方法论的内涵结构与特点,是一件很有意义之事。     

简讯

“第12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在昆明举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和云南大学历史系联合主持下,“第12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于2005年8月23日到26日在昆明成功召开。参会的60多位代表就唯物史观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西方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就坚持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地位达成共识。会议选举出以朱佳木为会长的新一届领导班子。与会代表相信,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将会推进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工作的进展,对繁荣和发展我国的历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